2012-4-20

政府在下议院提呈2012年印刷及出版修正法案，撤销报章每年须更新出版准证的条例；同时，不再赋予内政部长有批准或拒绝印刷及出版准证申请的绝对权力。此外，在此修正案下，出版准证只要没有撤销或暂时吊销，有关准证即使已逾期，仍然有效。政府修正已过时的印刷及出版法令，符合时代的需求，尤其在这个全球化及互联网普遍的时代，倘若还继续强制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只有凸显我国法令的落伍，政府此次撤销此项条例，可说是明智之举。

从表面看来，修正案多少限制了内政部长的权力，不仅撤除其批准或拒绝印刷及出版准证申请的“绝对权力”，同时也修改原有法令第13A（1）条文，删除“不可被任何法庭以任何理由质疑”的字眼，允许人们通过司法审核，挑战内政部长批发、拒绝、撤销或冻结出版准证的决定，而不像过去，媒体一旦遭内政部长撤销出版准证，即宛如被宣判死刑；而第13B条文也规定部长在决定撤销或冻结出版准证之前，必须给予有关人士解释的机会。

由此看来，内政部长尽管没有了“绝对权力”，但还是有权批准或拒绝有关出版准证的申请，以及拥有随时吊销或冻结准证的权力。从另一角度来说，内政部长的权力虽然受到制约，但媒体若刊登对政府不利的新闻报导，也可能遭内政部长要求解释，要是媒体的解释不获接受，便会接到内政部的警告或甚至冻结准证，惟媒体可上诉法庭为自己辩护，这是民主国家惯见的例子，也是此次修法最明显不同之处。

但是，1984年印刷及出版法令之中，一些对言论自由及媒体发展前景更为严峻的条款，并没有修正或撤销，例如第8A条文声明严惩恶意发表“虚构新闻”的承印人、出版人、编辑和作者；而所谓“恶意”的推定，是根据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在新闻出版之前已经采取了合理的步骤，来查证新闻的真实性。换言之，第8A条文无疑就是勒在承印人、出版人、编辑和作者颈上的一条绳索，促使他们必须步步为营，这难免又给外人留下当局钳制新闻自由的印象。

要求新闻工作者在报导或撰写新闻时须绝对掌握证据，否则便推定为“恶意”报导，这对新闻工作者有欠公平。事实上，监督、批评政府是媒体的社会责任，媒体在执行监督的任务时，只要没有故意栽赃、丑化，即使没能掌握全部的证据，也应属于“善意”的报导，不能受到严惩，1996年台湾国民党财务主管刘泰英起诉亚洲周刊诽谤一案便是典型例子。此案经过漫长4年审理，最后由最高法院宣判亚洲周刊无罪，法官当时的判决便认为，亚洲周刊既然由可靠来源获得新闻，且已深入查证，即具有善意性质。因此，除非政府有确凿证据证明媒体蓄意作假，否则不能主观断定媒体是“恶意”报导。

总而言之，政府修正印刷及出版法令却保留第8A条文，让人觉得政府开放新闻自由的诚意似乎不足，政府若有意落实民主改革，当务之急便应赋予媒体更大的新闻自由，唯有完全撤销第8A条文，才能让国家真正走向民主改革大道。我们相信，在更大的新闻自由空间里，媒体应能体现自律的精神。因为我们都了解，只有新闻工作者坚守专业操守，媒体才能建立公信力。英国具有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的下场，便是很好的例子。该报在停刊当天的社论中如此解释：“很简单，我们迷失了方向。”所谓“迷失了方向”，即是丧失了新闻的职业操守。世界新闻报的案例，足以作为我国媒体的借鉴，现在是政府扩大言论自由空间的时候了。（星洲日报／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