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21世纪“海丝”之路
信息来自:今日中国 · 作者:董 彦 陈玉洁 周晓燕 张 雪 · 日期:29-07-2016

2015-03-07

“闽在海中”,《山海经》中的这句记载似乎注定了福建与海洋的不解之缘。

2015年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福建泉州举行的以“打造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的高峰论坛上,阐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时指出,“一带一路”是知古鉴今面向未来的合作倡议,相融相近相辅相成,洋溢着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为沿线各国共谋发展共同繁荣创造了重大契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端连着历史,一端指向未来;一端连着中国,一端通往世界。”2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在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这样描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印度等国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不断被提出。如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战略、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欧洲的“南部能源走廊”、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韩国的“丝绸之路快速铁路”构想等。但与其他各国的“竞争导向一体化”模式不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注重依靠区域各国自身的特点和发展特征,以“合作共建”为模式推动实施。因此,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论述“一带一路”倡议后,得到了沿线各国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积极响应。但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量,国内外舆论中也存有一些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疑虑。

中国为何在此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丝”建设对中国有益的同时,对其他各国的利益何在?这样宏大的发展战略除了政府推动,如何看待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其中应发挥的作用?这些问题相对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国际国内舆论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疑虑。对此,中国外文局前方报道组的记者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研讨会上专访了多位国内外官员、学者以及企业管理者,以期为读者呈现出各方对“海丝”建设的思考和建言。

一解:中国为何在此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是亚洲版的“马歇尔计划”吗?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4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尚存在诸多改革难题。放眼亚洲,虽然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也面临着区域一体化水平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交通基础设施不连通或者连而不通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为什么在此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并调配大量的财力和各方资源加以积极推进?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江原规由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如今,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把这一经济发展成果与世界分享。他表示,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通过改革实现了“先富”,现在中国愿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分享中国发展经验与成果,实现“共富”,共同繁荣。

“‘海丝’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告诉记者,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至邓小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第二个阶段;而“入世”后的10年则是第三阶段。中国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并没有更多地参与到对外开放中,如今中国需要新一轮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明江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到现阶段,需要一些“大手笔”去实现更深层次的、全面的对外开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正好符合这种高层次对外开放合作的需要。同时,“‘海丝’战略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周边外交的一种需求。”李明江表示,过去20多年,中国的周边关系基本保持了稳定,但如今出现了一些新挑战,如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日本和印度也开始加紧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交往。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存有一些挑战。在领土问题上,中国与周边国家也存在一些争端,这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感增加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可以有助于淡化这些争端,缩小分歧,使中国周边国家更加关注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和国家形象。

针对有质疑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新版“马歇尔计划”的声音,美中图书设计公司社长詹姆斯•派克表示:当今世界正由单极向多极化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没有更多的政治诉求,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多级的平台,让更多国家能参与进来。

李明江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国此前的“马歇尔计划”在运用本国的财力和资源去带动别国的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些相似性,但本质的不同点在于当年的“马歇尔计划”是在冷战大背景形成的,美国援助西欧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对付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意识形态意味比较浓。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没有意识形态上全球战略竞争方面的考虑。同时,“马歇尔计划”主要是美国单方面的援助,但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共建模式,需要其他沿线国家一道努力来共同携手建设。

二解:“海丝”建设对中国有益的同时,对其他各国的利益何在?

美中图书设计公司社长詹姆斯•派克认为,沿线国家将会极大地受益于“海丝”这一倡议,“沿线国家历史上存在着一些联系,但在当今的国际秩序下经济合作力度不够。未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框架下,沿线国家可以加强经济互动,加深文化理解和相互尊重。这会创造出极大的活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对全球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秘书长钦貌林告诉记者,缅甸海岸线很长,拥有许多天然深海港,现在缅甸需要的是良好的规划与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无论作为东盟成员国,还是中国邻邦,缅甸都希望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投资帮助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区域互联互通。

尼泊尔兆丰银行主席玛丹•库马尔•达哈尔表示,目前尼泊尔国内虽然有6000多条河流,但没有直接入海口,因此尼泊尔需要中国的帮助,建造基础设施,发展国内航运业。“同时,尼泊尔国内发电量不足,经常停电,但尼泊尔的水力发电潜力很大,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中国更多的投资和建设。我们希望中国是我们亲近的邻居、友好的邻居。”

老挝是一个内陆国家,没有入海口,该国外交部外交学院院长永•占塔琅西在接受采访时急切地表示,“老挝希望由一个陆锁国变为陆通国”。据他透露,目前老挝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与其他国家的公路、铁路联通,“我们将建设421公里的高速公路,由老挝途经泰国通向中国。”

作为东盟十国的重要成员国,新加坡的商界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充满着期待。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主席、新加坡太平船务董事总经理张松声向记者表示,“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被誉为‘东方的十字路口’,跟郑和下西洋时期相比,新加坡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据他介绍,2015年恰逢中国和新加坡建交25周年、新加坡建国50周年,新加坡工商联希望和中国有关方面合作,在新加坡举办一个大型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邀请其他东盟国家来参加,促进东盟各国对这一倡议的理解。

巴基斯坦《每日邮报》总编辑巴伯•马克杜姆向记者表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成果,同时也是它受到各国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尝试整合各个国家的发展计划,推动和谐发展、共赢发展。他希望中国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发展大趋势,建立一个平台,让更多国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一带一路’战略毫无疑问将促成广泛全面的区域合作”,他对此表示乐观。

三解:“海丝”这样宏大的发展战略除了政府推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中远集团研究发展中心常务副主任白培军表示,作为一家运输企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中远集团有着深远的影响。但他同时提醒,企业要适应“一带一路”带来的海外投资“新常态”,还需要一些准备和条件。

据悉,中远集团在希腊收购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港口时,前期进展很顺利。在中远接手经营管理后,很快解决了码头经营状况差、工人经常罢工的局面,当年就实现了盈利,并且利润年年攀升。但当执政政府由右翼政党更替为左翼政党后,开始反对此前政府的一些决策,这导致中远集团在后期的收购过程中出现了不小的障碍。白培军表示,建设“海丝”,需要政府、企业、媒体多方一起来共同打造一个框架,合力克服在境外的投资政策障碍、经营环境障碍、文化价值障碍,还有一些贸易保护障碍,这些障碍是企业自身难以克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向阳表示,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没有义务去服务国家的战略构想。如果企业没有跟上有效参与,这一战略就可能演变为一种对外援助项目,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对此,他建议国家应该通过法制和金融手段,引导和激励企业服务国家战略。同时,在具体推进中还需要对国企、民企和外企具体加以区分。

与中国企业有着长期合作经验的英国华誉传媒有限公司总裁沙学文表示,中国的企业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但目前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风险在于没有行之有效的风险评估控制机制,特别是对要前往投资的对象国政治风险缺乏预估,这导致中国企业面对所在国政局发生变化后如何应对显得办法不多。

“中国的公司认为处理好与外国政府关系很重要,但事实上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沙学文认为,国外的政府更迭较为频繁,中国企业应该注意与当地人民搞好关系。“相比于商业联盟,中国企业应该学会建立社会联盟,因为单单给钱投资、修公路铁路、开设医院学校还远远不够,要与人民搞好关系需要良好的沟通与传播能力,社会联盟的建设可以弥补中国企业目前在这方面的短板。”他提醒说,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基本国情、社会情况各有不同,不可能都用一个框架来应对,中国企业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解决不同的投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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