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实亚投行应先解决的三个问题
信息来自：http://www.cctb.net · 作者：魏亮 · 日期：31-12-2015
2015-12-2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令人瞩目，4个月内召开四次谈判代表会议，57个国家成为该行创始成员国。根据该行网站披露，按照规划，亚投行有望于2015年6月底完成章程谈判，待各国批准后，或将于年底前运营。迄今为止，无论是从推进速度还是参与国家数量看，亚投行的筹建，或者说做大亚投行，都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多国集体行动。单凭这一点，就要优于发轫之时的世界银行(28国)、美洲开发银行(20国)、亚洲开发银行(31国)、欧洲投资银行(6国)。然而，亚投行是一项长久的事业，要让57个(未来可能更多)国家的集体行动存续，使之做实、做出特色，或将是个微妙的长期命题。恰因为此，亚投行在正式运营之前先理清思路便至关重要。就当下而言，为了使亚投行走稳走远，至少要解决好三个问题。
首先，要践行以义为先的指导思想。
多边开发机构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是造福人类的大义。亚投行作为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首先明确真正帮助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既将指导亚投行未来该做什么，不做什么，又是亚投行存在的根本。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开发机构，在真正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似乎总不能尽得要领。其根源在于“义”的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它们总是将提供发展支持与给这些国家开“发展药方”两者捆绑起来。具体到基建等投融资领域，则表现为单纯的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方法来衡量投资价值，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多边开发机构总试图用西方的发展“模子”来塑造发展中国家，势必饱受指责，自身愿景难以落实。同时发展中国家不少真正有益于发展的好项目也得不到投资，“零和博弈”频发。
对亚投行而言，“义”必须不落新自由主义窠臼，要形成一整套兼容国际经验与亚洲实际，推动施援者和受援者利益融合，帮助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实现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连通，进而带动亚洲地区整体向前进的理念和愿景。具体而言，就是要形成亚洲发展中国家易学、可用、习惯、高效的基础设施发展套路，使亚投行的资金真正用在利于这些国家发展的刀刃上，使贷款在基础设施项目上活起来，使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帮助延伸下去，帮助建立一套投资、运营、资金循环的机制，使亚投行的成功同时成为亚洲的成功。离开这一点，亚投行就会失去灵魂、“泯于众人”，吸引力也将大打折扣。
目前，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分处五大洲，既有域内国家(37国)又有域外国家(20国)，有重要的出资国家，也有亟待发展基础设施的国家。各方对亚投行的期待不同、理念各异，这属自然。要使各国齐努力，做好沟通很重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及特点比较了解；中国又是与世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及相关发达国家开展发展合作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对开发合作的一般原则比较熟悉。这两者的结合，可以使中国30多年发展的总体经验和具体项目心得成为亚投行运作指导思想的若干范本。同时，中国将是亚投行最大出资国，也将有义务做好不同发展理念的沟通者、不同发展话语体系的翻译者、各成员国利益的协调者、集体行动的核心引领者，推动亚投行运营相关各方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践行以义为先。
其次，要提高专业性，谋定经营战略。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广阔。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发展中国家要维持现有增长水平，在基础设施领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将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投资。这既是亚投行发展的机遇，也是其挑战。根据亚投行初步设想，该行法定资本将达1000亿美元，初步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单就资金需求与供给的悬殊程度而言，可供亚投行筹划、实施的投融资项目可观。然而另一方面，若亚投行不能进一步准确定位细分市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一则将面临广种薄收的风险，二则庞大体量或将挤出亚洲基建投资的其他参与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有资本，以及来自亚洲区域内外的私人资本，最终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利。因此，在正式运营前找准细分市场，确定何以盈利和以何盈利是亚投行做实的关键。
总体把握，亚投行找准盈利的细分市场宜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在亚洲整个区域，首先聚焦国家间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项目，解决市场失灵难题。长期以来，亚洲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联通建设是短板，既是制约各国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这既是“修路博弈”、利润劣势导致的市场失灵，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无法解决的发展空白。亚投行似可由此入手，带动亚洲基础设施网络化，降低国际经济交往的交易成本，提升亚洲国家集群发展的规模效益。
二是在国家层面，亚投行投融资项目宜把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一国所处的具体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结合起来，使所投资的基建项目真正有利于降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的交易成本。这需要亚投行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做足市场调研，摸清项目所在地最优企业规模、生产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及其风险种类，立足现状，做适合当地长远发展的项目，照顾到当地对这些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能力。同时，亚投行也宜在项目选择上有所取舍，尽可能避免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既不急功近利，与私人投资争夺难度低、回报高的基建项目融资；也需照顾银行自身盈利要求，长远运筹难度大、盈利预期过低项目，做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坚力量。
三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参与力度大、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既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点，也是其他多边开发机构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华盛顿共识指导下搞市场原教旨主义发展援助所不能逾越的普遍障碍。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发展阶段上，政府推动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甚至是优势之一。因此，亚投行要超越既有多边开发机构，势必要重构适合亚洲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评估分析体系和风险防范框架，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纳入视野，既要消化吸收国际通行的评估规则和套路，又要融入发展中国家特色。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做通亚投行内部各成员国和项目所在国两方面的工作。
最后，要发展并处理好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关系。
在绝大多数领域，亚投行若能做大做强，也是站在这些机构肩膀上的结果。鉴此，亚投行宜秉持开放的态度与其他多边开发机构构建良性竞合关系。
一是辩证看待其他多边开发机构诉求，汲取其历史经验。例如，过去几十年西方各国政府在多边机构的谈判内容被要求长期保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外部关系董事托马斯•道森曾谑称，其职业生涯的前25年一直为协助各国部长们隐瞒事实真相而奔波。而现在各方却要求亚投行立刻实现高标准、透明化，并将其作为开展合作的前提。这一方面可视为既有多边机构要撤掉亚投行的发展之梯，另一方面，政策不透明导致不少项目遇阻也确是这些机构长期以来吞下的苦果，以及与亚投行开展合作的障碍。
二是积极与既有多边机构开展合作，扩大后发优势。目前亚投行仍处在筹建阶段，必然缺乏运营、管理经验。即使未来开始正式运作，要形成亚投行独特的经营套路和打法也需要长期积累。现有多边开发机构长期运营，积累了广泛而深入的经营网络、人脉关系、项目资源。在那些全球通行的基础性规则上，亚投行完全可以秉持拿来主义的开放态度，通过运营管理协调、沟通、交流，甚至在具体项目上开展合作，以积累相关经验。这既利于亚投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成长，也使之有更多精力和空间形成自身特色。
三是理性对待良性竞争。在5月初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亚行行长中尾武彦即表示亚行80％的项目与基建投资相关，未来增资也将大力发展基建项目。由此可见，亚投行作为多边开发领域的后来者，尽管极具特色和专业性，也将难免与既有机构竞争。这一方面需要亚投行理性对待竞争，并由此激发出创新动力。另一方面，既有全球性多边开发机构行为准则仍主要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线，短期还难以改变。这也需要亚投行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摸索经验，并参与到全球多边开发机构新行为准则的制定之中。
魏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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