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协定之关键看点
信息来自:北京青年报 · 作者:鲁宁 · 日期:31-12-2015

2015-06-30

亚投行的“基本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昨在北京顺利签署。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国除菲律宾“临阵缺席”外,全部参加了签字仪式。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里程碑事件,这也意味着亚投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如期成立并投入运营。

透过昨日所签署的亚投行协定之主要内容,有以下若干关键看点值得解析一下。

股权结构安排意味深长

亚投行一期总股本安排1000亿美元,截至昨日协定签署前,各国认缴的总股本已超过981亿美元。根据亚投行协定确立的股权结构,中方实占亚投行股权30.34%,为第一大股东。第二至第五大股东依次为印度、俄罗斯、德国和韩国。在前五大股东中,中方股权数量,比第二至第五大股东股权总和(23.4%)还高出6.9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方在亚投行“一股独大”的股东地位,得到了其余意向创始国的一致确认。

股权大小关乎决策权大小,决策权大小则主要体现为投票权大小。按国际上跨国多边银行的组建惯例,中方30.34%的股权可相应获取大体同等的投票权。但为了体现团结共筹之诚意,中方对投票权作了适度削减。根据协定,中方实有投票权26.06%。由于亚投行重特大决策需要3/4以上票数才能获得通过。这就意味着,中方26.06%的实有投票权,其实就是由中方独家行使针对可能出现“重特大错误决策”的否决权。适当度让投票权但确保行使独家否决权,乃中方统领亚投行股权安排的灵活、智慧加务实。

在现有国际性金融机构中,譬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都拥有独家否决权。美国否决权缘自以美元强权加军事霸权所倚仗的美式强权政治。虽极不合理,可迫于美国淫威各国一度敢怒不敢言,但美国“金融霸权”眼下所面临的不可遏制的势微亦是不争事实。中方在亚投行的独家否决权缘自中国经济的实有体量,共同发展的普世价值观,以及由此不断增值的国际威望,是完全可持续的。

在中方倡导下,亚投行筹建从起步就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其股权结构安排向世界各国开放。不过,亚投行金融服务对象肯定得首先满足亚洲域内各国,经中方与各意向创始国反复友好协商,最终所确立的亚投行董事会12名成员,亚洲域内国家占据9席、域外国家占据3席。这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亚洲域内国家的整体“融资需求”,亦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某些亚投行域外成员国,凭借其“老牌金融帝国”的历史地位,对亚投行经营决策可能出现的“倚老卖老”式的不当干预。

“度量中国”的新标尺

亚投行筹建之初,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性”及各国对中方倡议的响应程度,以及美日等个别国家的搅局因素,主动提出愿独立提供亚投行千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除此之外,考虑到当年世界银行、IMF以及由美国当“董事长”、日本当“CEO”的亚开行筹建之初“应者寥寥”之局面,中方将亚投行意向创始国主要锁定为亚洲域内国家,并进行针对性的经济与外交攻势。

去年10月,首批清一色为亚洲域内国家的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消息一经发布,不但有更多的亚洲域内国家主动要求成为意向创始国,而且还在其他各洲产生群体式响应的“共鸣潮”。最终,亚投行意向创始国增加为57个。

最具戏剧性也最值得细细玩味的是,G7成员国中的“老欧洲四巨头”——英法德意”乃至澳洲的澳大利亚,都争先恐后背弃美国的一再“好言相劝”,一头扎进了亚投行之怀抱。如此一来,原本虑及美国脸色而暂时持等等看策略的更多国家,“大胆”接受了中方诚意相赠的“红玫瑰”。

围绕亚投行筹建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所发生的故事、花絮乃至所呈现的感人细节,其实就是我们据实度量乃至丈量国家进步的一根标尺。

发挥关键撬杠作用

阅读亚投行协定,并回眸此前筹建的“宗旨报道”,人们当可较清晰地看到,亚投行既不是多边商业银行,亦不是多边扶贫银行,也不同于多边政策性开发银行。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亦不能不适度赢利以确保自身的可持续,既然要追求微利,其运营必须按市场规则进行。

有了这一基础定位,等于为亚投行植入了现代银行的公司治理理念与结构。它将与丝路基金、金砖银行、中非基金、乃至世界银行、IMF、亚开行、欧洲复兴银行等进行广泛的多边“银团合作”,并在合作中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步改变并塑造出新的全球性金融规则和秩序。它其实并非只是一家银行,而是一个超级的国际性融资大平台。以亚投行作为担保母体,对亚洲域内外基础设施及非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它可直接融资、发行债券或提供融资担保,它可牵头成立各类公私募基建基金,可以牵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也可以直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参与有利可图的股权投资或各类金融衍生品交易。由于它的第一大股东中国具有良好的国家信用,它是一根能融合各类金融资本跨国界、跨洲际舞动的超级“魔棒”。

鉴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在“带”而非“路”,即沿陆、海两大丝绸之路梯次构建跨国界的工业城市群和产业园区经济带。通过“群”与“带”之建设,输出中方的剩余产能、成套装备、生产线,以及相配套的全套技术标准、工艺工装及终身售后服务。因而,亚投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策性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亦有极具开发潜力的广义金融合作空间。

若把亚投行这根关键撬杠使用好,它必能带动更多的金融撬杠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超乎人们想象的建设资金。数十年后,亚投行将有可能作为中国力主重构世界政经新秩序,谋求共同发展的主要金融工具之一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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