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73年，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曾发起过这样的问题：当发达国家经济减速时，发展中国家还能继续保持增长吗？意思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与发达国家的发展脱钩？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做不到。理由很明了：当欧美国家经济状况不好时，新兴经济体也普遍处于减速或通胀或者不稳定的状态。

　　来自新兴市场的担忧主要有三个方面：金融和货币市场的动荡；大宗商品的动荡；社会和政治形势的动荡。表面上，新兴市场国家一片热闹，但是其内部普遍比较脆弱。经济上外部需求减少、资本外流、内需不振等，都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不稳定的因素。而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警惕发达国家走出危机以牺牲新兴经济体为代价。

　　危机中的结构转型

　　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有多种方式。他们会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泡沫，还会在发展中国家制造贸易摩擦。它们通过滥发货币和低利率政策，制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通过各种经济手段打压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而等发达国家重新崛起后，新兴经济体的泡沫会彻底破灭，陷入更长期的衰退。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和走出危机，都是以牺牲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为代价的。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调结构促改革，是应对外部转嫁危机的必要手段。以中国为例，现在世界唱衰弱中国的主题无异于三个：房地产泡沫破灭；金融存在系统性风险；地方的融资平台出现主权债务危机。但这些都不是全局性的问题，而是局部问题。它们都是因为国家过分追求增长所致。

　　对中国来说，调结构越早越坚定，效果越好。现在需要认清什么问题是真实和严重的问题。假若生产的东西越来越贵，传统的出口和生产模式都不能为继了，那么再谈绿色转型、保障民生、节能环保等，在没有企业支撑的情况下，全无意义。所以，实体经济是解决各种矛盾和结构转型的关键，而最关键的也是最危险的。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30%的年增长率、银行利润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这些都不能作为不调整不作为的理由。短期看，影响不大；但中长期看，不解决既有问题，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难。

　　我曾经讲过“中国经济2016年猜想”，即到2016年，印度等国的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使中国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其实，对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相似的转型也主要是时间问题。现在上帝给中国留下的时间只有5－8年的调整期，如果调整到位，我们会步入下一个黄金增长期。如果不到位，问题会越来越多。

     “与狼共舞”的启发

　　在发展结构“错位”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还普遍面临环境问题、民生问题等难点。如果打本“账单”，解决环境问题对社会、对企业都是成本，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成本，还有缩小地区差距、提高工资水平等成本花费。那谁来为这些成本买单？如果企业无法承受，就会倒闭，就会带来更多的失业率，民生问题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对发展中国家都不言而喻。

　　去年年底，中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切民生的“四个牢牢把握”，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不能以放慢企业调结构为代价。中小企业的钱不能少，中低收入者的钱不能少。这些都考验我们的管理，是否坚持投资房地产或做资本经营？

　　不论西方强权政治是否会干预发展中国家，最后能真正击倒自己的，一定是发展中国家本身，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就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10年之久，如何从摸石头过河到按规矩做事、再继续前进？这些都需要清楚。第一，我们要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把内地、台湾和港澳紧密联系起来，建立高水平的“APEC法”，大大缩小三者之间的市场化差距；第二，对前三十年的战略和做法，要进行检讨和反思。积极推动中日韩贸易区的发展，缩小三者之间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