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金融危机后，人们从多种视角对危机的性质与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第一种视角，从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何德旭等，2009）。这种解释，在危机发生初期影响最盛。但这种把危机归结为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的解释，多少带有外生性解释的味道。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是原因，但肯定不是单方面发生作用的。需要弄清楚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金融制度和监管缺陷存在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换言之，为什么这样的制度和监管缺陷没有被事先发现？是忽略了因而没有被发现，还是本身就不容易克服？不然，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危机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发生在过去或者将来？

　　第二种视角，从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角度进行分析和阐述。而国际收支失衡，又被认为是结构失衡的集中体现。经过历史的比较分析，认为当今的失衡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失衡总量也大，而历史上高逆差是很难持续的，一国经历一段时期逆差之后都要经历经常帐户的调整，调整期间一般伴有本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下降。早期是英国，现在是美国。这使美国经济必然进入调整期，金融危机于是相伴发生（刘钻石，2008；张明，2008；王道平等，2011）。

　　但是，国际收支失衡与国家之间相对发展水平的变化并没有都导致金融危机，所以仍然需要从大历史视角，从政治经济的特定历史背景来分析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况且，因为多年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很高的海外净利润，美元又是主要储备货币，其国际收支逆差被高估了。

　　第三种视角，从世界经济的长周期来观察金融危机。认为上一个长周期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信息革命，在2001年随着新经济泡沫破灭而动力衰竭。2005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次贷和全球化红利，超发货币，过度发展金融，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和资产高度泡沫化，最终，在2008年以大危机而告终结（田伯平，2008；谢作诗、李善杰，2010）。

　　这个分析解释了金融危机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与原因。但是，逻辑上经济具有自我调节能力，一个变量被固定下来，其它变量会围绕它做调整；经济的名义变量可以被固定，实际变量却一定会自动调整，实际变量会趋于呈现其本来的面目。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是什么制度制约了经济向均衡做调整？造成结构失衡而不易自我调整的微观制度是什么？

　　分析金融危机性质与原因的视角不同，决定了对于世界经济前景的看法也会有异。2011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增长”、“债务危机”、“通货膨胀”、“财政整顿”四大特征。但为什么会呈现这样四个特征？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微观制度原因在哪里？制约结构调整的微观制度障碍又在哪里？本文以大历史观和关注局限及其转变的分析范式，从“IT革命”、“柏林墙倒塌”、“西方世界民主政治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盛行”、“以美元为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和运行”五个大事件出发，分析世界经济过去的增长逻辑，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从中探寻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微观制度原因与结构调整的微观制度障碍，揭示危机后世界经济呈现困局的根源，并对世界经济的前景和中国的应对措施给出分析。

　　二、特定条件下的非常态高增长

　　说今天，看未来，我们需要知过去。过去几十年来，有五个大事件不可忽略。

　　第一个大事件是IT革命；第二个大事件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市场经济；第三个大事件是西方世界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第四个大事件是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的盛行；第五个大事件是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而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则使得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在长期的低利率扩张货币政策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之美国政府为了“居者有其房”，让“房地美”、“房利美”部分承担了消费者的购房风险所产生的推动，致使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1]。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泡沫膨胀）的过程中，美国人民以房地产做抵押获得大量流动性以支持超过其真实收入可以维系的消费水平，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2]。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这样一种负债生活方式于是得以持久地维持[3]。

　　不只是资产市场存在累进叠加形成资产泡沫的机制，实体经济同样会产生累进叠加的后果。依据包括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消费，这本身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繁荣，现在的繁荣又提升未来收入预期，进一步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累进叠加效果。资产市场、实体经济市场以及两个市场之间如此累进叠加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短期巨大繁荣[4]。

　　问题的另一面是，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要得以维持，必须有低消费、高储蓄的其它经济体来与之相匹配才有可能。作为世界经济的封闭整体，经济均衡增长必须（世界整体的）总供给等于（世界整体的）总需求。而中国经济，由于人口红利，以及由于体制性投资冲动和消费压抑产生的低消费、高储蓄，恰好成为美国经济的匹配体。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成就了世界经济的均衡高增长。

　　其实，没有通胀仅仅是过度发行货币的有利条件，超发货币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生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更一般地看，超发货币和赤字财政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主权债务危机，美国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都在于当今的政治制度。民主、非终生制有一万个好处，但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派发免费午餐[5]。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民主、非终生制不仅深深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过去，还将持续影响世界经济的未来。民主、非终身制在西方世界普遍、持久的推行，这对于世界经济是一个重大约束。

　　无疑，整个西方世界出现寅吃卯粮的状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世界范围盛行，为各国执政者所偏爱，这是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又一重大约束。

　　货币扩张，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赤字财政、福利主义，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必须要支付代价的时候了？

　　今天，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已接近用完，以不变价格获得无限劳动供给已无可能；短期里，也看不到能够替代IT革命的技术革命。今天，过度发行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所以，差不多还在金融危机之中，大宗商品价格就已经轮番地大幅上涨。

　　本来，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是负债经营。特别是欧洲国家，由于高福利政策，政府的负债水平已经高上了天。金融危机后，各国又都实施庞大的刺激计划，债务于是达到了极限。

　　扩张货币，当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时，因之带动的经济扩张就再也不能为继了；赤字财政，当赤字占GDP的比重达到了无以复增的地步，因之而起的经济繁荣就要走上回归之路。华尔街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危机，同时也是经济危机。危机不是因为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即使在金融危机中，一些国家已经不得不紧缩财政了。个人和家庭，也不得不紧缩开支。金融危机是深刻的教训，过去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行为方式已不再时髦。美国的储蓄率已经开始上升，负储蓄率状况正在改变。未来人们会更加重视财务纪律。这带来一个基本判断：过去二十年，世界经济其实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增长，未来世界经济将从过去的非常态高增长回归到常态增长。现在低于常态，但即使恢复到常态增长也面临困难。

　　三、经济失衡的原因与调整的困难

　　世界经济存在重大结构失衡。可是失衡的原因却不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主要也不是表现在国际收支失衡上。准确地说，国际收支失衡只是世界经济失衡的表现，却不是失衡本身。

　　名义汇率可以低估，但由于没有价格和工资管制，实际汇率不可能长期低估。况且，就算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人民币升值后，美国的贸易逆差也不会因此而改善。因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升值不多，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会不减反增；升值多了，无非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变成为对印度、越南的贸易逆差。对此，历史早已给出了证明。二十多年前，美国就说日元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在美国等国家的压力下，日元大幅升值了，但是世界经济失衡却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如今美国又说人民币低估造成了世界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后，假如世界经济仍然失衡的话，那是不是印度元、越南元又低估了？

　　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按说西方国家的高福利、高工资不能维持了。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上升了。而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这种本不可维持的高福利、高工资。应该说，这才是西方国家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

　　就中国方面来讲，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产权保护弱、法律执行情况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加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而这又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之真正所在。

　　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的结构失衡具有互补性。只要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胀，赤字财政能够继续推行，互补性就能让中国和西方国家彼此契合实现世界经济总供求的平衡。然而一旦超发货币遇到通胀压力、赤字财政不能继续推行的时候，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的结构矛盾就显化出来，世界经济总供求平衡就不能维持。上述深层结构矛盾才是国际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制度原因。所谓国际收支失衡，则不过是上述结构失衡的外在表现。

　　应该说，西方世界对于柏林墙倒塌、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并没有做好准备。西方有病，病在民主政治，病在福利主义。不是反对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而是要强调：民主体制、选举政治、福利制度如何与审慎财政和稳健货币相协调。假如愿意平心静气客观分析，那么此一大难题，才是西方国家今日面临的真正经济政策困境[6]，也是世界经济的难题。

　　在中国来说，则是要推进体制改革，克服软预算约束，把经济增长从依靠外需转移到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轨道上[7]。但是，进一步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为了整体的利益，必然要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改革必然要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扰，不会容易。

　　整个世界经济，都面临流动性泛滥情况下虚拟经济庞大，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膨胀、自我循环，并且充满投机性的新现实，这是各国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的重要挑战。

　　不是要反对当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应该放松货币，但这只是因为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会减慢，真实货币供给减少了，放松货币的目的只是为了恢复正常的货币供给量，只是为了稳定货币币值。当经济不再缺乏流动性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扩张货币了。也不是要反对当经济处于过热的时候应该紧缩货币，但这只是因为经济过热的时候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真实货币供给增加了，紧缩货币的目的只是为了恢复正常的货币供给量，只是为了稳定货币币值。财政政策也应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世界经济需要的是结构调整，而不是需求刺激。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缺的不是流动性，而是偿债能力；中国缺的则是改革推动力。

　　事实上，继续扩张需求已经不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了。不但不能解决，反而加剧结构失衡。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的失业率高达10%。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货币当局希望通过扩张货币来刺激经济，增加就业，但这根本不可能做到。美国大幅扩张了货币，也安排了巨大的财政刺激计划，但如今失业率还高达8.1%。在美国，企业主有了钱会在本土投资设厂吗？工资成本那么高，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就算在美国本土投资设厂，也会尽可能用机器替代人，不可能真正增加就业的。即使在中国，有了钱，也不一定就流向实体经济，不一定是就业和产量增加。过去二十年，各国货币扩张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流动性泛滥，热钱成灾，但凡供给弹性偏低的产品都容易变为资产。货币扩张带来的将不是就业增长，产量增加，至少主要不是，而是资产泡沫，投机盛行。今天的中国经济，炒股票、炒房子、炒字画、炒邮票、炒大蒜、炒辣椒、炒绿豆，就是这样的投机经济。

　　波动本是经济的内在属性。这在耐用品经济时代尤其明显。经济向下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现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现了问题，是经济在上行的过程中本来就走过度了。经济向下调整本身并不是错，恰恰相反，这是经济在做自我修正与康复，是经济重新恢复正常增长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如果人为扩张货币避免经济向下做调整，可是带动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新的技术和产品并没有出现，旧产品市场已经饱和的状况并没有改变，那么就会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最初可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能持续。最终，靠资产价格上涨带动的增长会停滞下来，价格上涨则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今天，整体上世界经济再一次地进入了滞胀时代。

　　四、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政策选择

　　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是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中青年人储蓄，老年人、青少年消费，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这样的社会，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可以追求贸易平衡。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呈典型的青壮年特征，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出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在这段时期内，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时期。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这样的时期。

　　外需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然而世界经济要在短时间恢复正常增长是存在困难的。

　　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不能恢复正常增长，政客们势必要转移矛盾，嫁祸于人。美国、日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指责，就是典型的转移矛盾，嫁祸于人。明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增加美国的就业，为什么美国还要揪着人民币汇率不放呢？这当然是转移矛盾，嫁祸中国，但是又不仅限于此。今天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这使得遏制中国重新成为美国的利益取向。美国是不愿意退居第二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

　　可以预期，中美之间、中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之间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博弈中，中国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虽然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制约，但是美国到底有着印度、越南等其他新兴国家作为替代选择。如果美国动真格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制裁之间做选择，中国是很难不让步的，虽然可能是一点一点缓慢的让步。人民币汇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升值预期是可以来自于升值预期本身的：预期人民币升值，热钱流入，进一步形成升值预期。本来，香港非交割远期人民币汇率（NDF）预期是贬值，然而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程序性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8]，该法案立项消息一出，人民币贬值预期立刻又转为升值预期。

　　中国经济还将面临世界性超发货币的难题。西方国家超发货币并不会增加他们的就业，这些钱一部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奥秘正在于此，超发货币于是可以成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又一手段。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热钱会大量流入中国，从而造成中国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

　　如何避免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泡沫已成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中国经济不能承受货币扩张之重，否则，流动性泛滥，投机盛行，这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人力资本含量不高的国家势必是灾难。房地产泡沫的又一害处是会剥夺穷人，补贴富人，造成两极分化。因为能够获得资金享受资产泡沫盛宴的不可能是穷人，而只能是富人。房地产泡沫的第三大害处是会增加制造业的成本，长期里将严重伤害制造业的竞争力。房地产泡沫还可能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泡沫最终是会破裂的，泡沫愈大，最终破裂造成的破坏也愈大。

　　控制资产泡沫，治本之策，还是釜底抽薪，收紧货币。收紧货币是唯一的对症之药。没有货币紧缩，资产价格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没有货币紧缩，只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当今中国，控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本身又是货币紧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须知，热钱流入并不仅仅是来套汇的，更多地其实是来分享资产盛宴的，因此抑制房地产价格，本身就起到减少热钱流入和紧缩货币的作用。这也是说，中国的货币供给有一部分是内生决定的，而决定这部分货币供给的关键变量就是房地产价格。抑制房价，短期可能挤出一部分货币流入到商品和劳务市场，导致CPI走高，但是长期看却是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

　　除了收缩货币之外，当然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协助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限购令无疑是一个蠢办法，副作用大，不可持续，征收房产税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容易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而不能实施，因为政策制定者大都是拥有多套房子、拥有大房子的人。

　　有人主张，要先把实体经济搞好，然后才能打压房价。但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知其表而不知其里。正确的主张，应该首先把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上涨抑制住，然后实体经济才有搞好的可能性。资产市场上资金的巨额收益，便是搞实体经济的巨大成本。当资产市场上价格百分之五十、一百二地上涨的时候，实体经济领域就会发生资金倒抽效应，钱反而要大规模流出实体经济领域。其结果，愈是扩张货币，资产价格愈是狂涨而得不到控制，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效应便愈是强烈。当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有金融制度存在缺陷方面的原因[9]，也有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对于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方面的原因[10]，然而更有因为货币扩张、资产泡沫而发生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资产市场的缘故。

　　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这些问题不解决，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没有收入增长，消费不可能真正提升，经济增长就还得依靠投资拉动，给长期埋下更大的隐患。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可以让民众获得资产收益而有效增加其收入，增加国内消费，而且也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抑制房地产泡沫。同样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的现状，要强化软预算约束，减少投资冲动。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不过，由于中国的劳动市场相对具有弹性，虽说剩余劳动力已经用完，但是人口红利在未来十多年仍然存在，基础设施也不是其他新兴国家短期能够赶超的，因此制造业在世界上仍然会有竞争力，这决定了中国经济保持一个中高的增长速度仍然是可能的。货币方面，虽然会呈收紧态势，但是危机期间刺激政策产生的大规模坏账最终要靠中央政府通过货币发行来买单。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逐步回归一个中高的增速，而通货膨胀会与此过程相伴随[11]。当然，经济增速下调并不是坏事。但是，没有当初的需求刺激，没有通胀伴随的下调本来应该是好事。

    　五、主要结论

　　（1）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都存在结构失衡，但在“IT革命”、“柏林墙倒塌”、“西方世界民主政治普遍推行”、“凯恩斯主义盛行”、“以美元为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诸条件下又具有互补性。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年的高增长其实是依靠各自都结构失衡的中西方经济，在上述条件下相互补充从而实现的非常态高增长。一旦超发货币遇到通胀压力、赤字财政不能继续推行时，中国和西方国家各自的结构矛盾就会显化，世界经济总供求平衡就不能维持。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爆发，是非常态高增长的一个强制性回归。

　　（2）西方国家的结构失衡在于：柏林墙倒塌，近二十亿廉价劳动力融入世界市场，其高福利、高工资便不能维持。然而过去二十年，由于来自新兴国家廉价制造品对于物价的抑制，西方国家的实际工资不但没有做向下调整，反而上升了，而扩张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则进一步强化和维持了这种本不可维持的高福利、高工资。中国的结构失衡在于：由于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产权保护弱、法律执行情况差等方面的原因，经济软预算约束严重，加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因此经济呈现出投资冲动、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缺的不是流动性，而是偿债能力；中国缺的则是改革推动力。在西方因为民主制度的制约，在中国由于利益集团对进一步改革的阻扰，结构调整都面临困难。而国际收支失衡不过是深层制度失衡的外在表现，并不是失衡本身。

　　（3）世界经济面临流动性泛滥情况下虚拟经济庞大，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膨胀、自我循环，并且充满投机性的新现实，各国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新的重大挑战。

　　（4）波动是经济的内在属性，这在耐用品经济时代尤其如此。经济向下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现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现了问题，是经济在上行过程中本来就走过度了。经济向下调整本身并不是错，恰恰相反，这是经济在做自我修正与康复，是经济重新恢复正常增长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如果人为扩张货币避免经济向下做调整，可是带动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新的技术和产品并没有出现，旧产品市场已经饱和的状况并没有改变，那么就会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最初可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能持续。最终，靠资产价格上涨带动的增长会停滞下来，价格上涨则会传导到实体经济，出现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今天，整体上世界经济再一次地进入了滞胀时代。

　　（5）要搞好实体经济，首先要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泡沫。控制资产泡沫，治本之策还是釜底抽薪，收紧货币。收紧货币是唯一的对症之药。然而当今中国，控制资产价格，特别是房地产价格，本身又是货币紧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今中国的货币供给，有一部分是内生决定的，决定这部分货币供给的关键变量就是房地产价格。存在紧缩货币之外的抑制房价的其他办法，不过限购令副作用大，也不可持续，征收房产税才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当前存在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既有金融制度存在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和国有部门投资冲动对于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方面的原因，更有因为货币扩张、资产泡沫而发生实体经济领域资金倒抽资产市场的缘故。抑制房价，短期虽然可能挤出一部分货币流入到商品和劳务市场，导致CPI走高，但是长期看却是有利于治理通货膨胀的。未来，中国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过高、以及上游产品国家垄断经营的现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而同样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深的现状，要强化软预算约束，减少投资冲动。未来，中国经济将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逐步回归一个中高的增速，而通货膨胀会与此过程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