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呢？答案很明显，我们必须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努力，对外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对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网民都必须树立起占领舆论制高点的意识，不能落人之后。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例，中国对此要有新的说法，在理论上阐明并强调中国并非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国。笔者注意到，过去一年多来，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美国正在为全世界生产一种似乎全球都非常短缺的产品——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各国由于对美国国债、股票等金融产品有需求，因此把大量产品卖给美国，从而换取美国所谓的高质量金融资产。我们可以对这一理论加以延伸，那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这些美国制造的金融资产是高质量的，并通过大量劳动生产各种产品换回外汇来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但是，此次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的金融产品是低质量的，包括美国的国债券，其质量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因此，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是美国不负责任的金融监管政策的受害者，这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在伊斯坦布尔，笔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召开的闭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中国正在想方设法解决自身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评，而是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政府、学术界特别愿意听从建设性意见。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想解决问题，那就不要在华盛顿发号施令，请向世界银行学习，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切切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界、政策界交流探讨。如此才能解决问题，也才能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公信力。

　　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上，我们更应该高举大旗，明确反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一味进行的信用扩张，并指出恰恰是这种信用扩张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同时，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比较理性和谨慎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创造空间。在绿色环保问题上，我们更需要采取高姿态，一方面指出，在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中最大的贡献者不是中国，而是一大批发达国家，它们对此担有责任；另一方面表示，我们完全认同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但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无偿提供最新技术以及相关的货币资源支持。

　　在高度重视危机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启动内需，其中最具可行性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新产能的绿色产能革命，我们还必须大力提倡绿色环保，争取在西方国家之前提出更新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标准、政策，对自然资源等产品要适时加税，以便在绿色环保问题上作出明显让世人折服的贡献；二是由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想方设法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让民众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真正的实惠，并由此提高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西方危机时代”的形势无疑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当，一定能够把全球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为中国彻底完成大国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