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12） 张云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周末在法国戛纳闭幕，与前几次的峰会相比，此次会议在很多方面达成了具体共识，明确了操作标准，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峰会并没有能够从战略高度积极讨论和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性问题，即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的现状。

戛纳峰会的技术性成果

　　戛纳峰会在美国国债有史以来首次评级下降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召开，与以往会相比成果更为具体。《首脑宣言》中写入了以下重要事项：第一G20设立促进年轻人就业的机构。第二，经常项目盈余的主要国家承诺扩大汇率灵活性和增加内需的改革。第三，列出全球17家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这些金融机构将受金融安定理事会（FSB）监督。第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要求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进行监督并半年报告一次。

　　峰会的《行动计划》对主要各国为了实现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协调要求。美国今后10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法国到2013年财政赤字削减到3%，意大利到2013年预算达到平衡，中国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为目标，促进灵活的汇率机制，日本到2010的十年中期，阶段性地将消费税提高到10%。发达国家曾在2010年6月举行的加拿大多伦多八国集团峰会上就重建财政计划达成原则协议，包括到2013年至少让财政赤字减少一半，2016年政府债务对GDP的比例稳定或减少，此次峰会则提出了更加具体的目标。虽然《首脑宣言》中强调了G20峰会的非正式性，但是上述具体要求是在得到参加国的同意写入的，相当于这些国家做出了国际承诺，尽管没有法律约束，但违约具有道义风险。

峰会的战略性成果空白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最高级别的G20峰会当然不能够满足于上述技术性的成果，从全球领导人峰会应有的战略性角度来看此次会议没有涉及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甚至连欧元区危机的根本问题都没有得到讨论。

　　第一，峰会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眼前的希腊危机，但是欧盟国家不仅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具体承诺，而且也放弃了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深入讨论欧元区问题根源的机会。长达3个小时的领导人会议中据报道90%都用来讨论希腊问题，虽然非欧盟成员国都表示支持10月27日欧盟对于希腊救援计划，但几乎都异口同声地主张欧元区应当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这不仅因为欧元区主要国家并不缺乏资金而是缺乏政治意愿和承担风险的勇气，而且欧盟没有提供具体的路线图也让其他国家无从做出具体承诺。以法国和德国为主的方案仍然主要停留在治标不治本的性质上，欧洲的问题必须从全面的角度来看待，根源是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德国等北部国家和希腊等南部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的巨大差距，这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能够在最高层级的会议上得到讨论，不仅不能取得非欧元国家的理解和共识，而且降低了G20本身的合法性和价值。

　　第二，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个问题几乎没有在峰会上讨论。欧洲的经济危机可以看成是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缩影，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性问题在于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过度借贷和新兴国家的过度出口，过度储蓄的不平衡结构，即发达国家依靠在国际资本和货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廉价的融资方式推动消费带动经济的过度虚假繁荣和新兴国家依靠在国际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提高的优势以制成品和原料出口为核心积累大量外汇后又重新将收益投资到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市场支持了消费经济。

欧债危机成因的两面性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于某些国家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和过度举债，按照这个责任判决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出这些“元凶”国家必须承担起修补经济的成本。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完全依靠这些国家单方面努力实现，那些财政状况较好，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家同样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解决的成本。

　　在欧元区，希腊政府不负责任大举借债达到GDP的1.5倍，而且直到2009年还隐瞒实际负债状况，信贷泡沫带来的消费泡沫的崩溃导致希腊国债的信誉荡然无存，目前10年期国债的浮动利率达到27%，从经济角度来说希腊事实上已经破产。欧盟主要国家将希腊定位欧元区危机的元凶，虽然在最后一刻同意将希腊的债务本金减少一半，但是对希腊提出了苛刻的紧缩政策，导致该国总理以公民投票相要挟。

　　双方都没有认真讨论过希腊危机的根源，是在于该国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希腊除了造船、旅游和农业几乎没有其他产业，国内市场小，加入欧元后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交给了布鲁塞尔，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又不得不与欧盟的富国标准看齐，政府的经济杠杆几乎只剩下了举债，结果只能借贷拉消费来粉饰繁荣。同时，德国和法国的银行以低廉的利率诱惑雅典，终究酿成了目前的局面。欧盟富国在过去十年没有敦促和帮助希腊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实体经济实力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希腊不仅不公平，而且是危险的，过度的紧缩政策会让本身已经低迷的经济更加复苏无望，到那个时候可能不是经济危机那么简单，可能会爆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1997-98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国家的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历就是证明。

　　同样，意大利的危机根源也是丧失了竞争力（除了高级服装和汽车外），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过去15年实体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徘徊在0-1%之间，2011年世界银行的商业环境评估为80位，低于中国，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市场僵化，政府也依靠举债推动消费，目前政府债务对GDP比率为120%，总额为希腊的5倍。虽然意大利已经接受IMF的监督，但是目前还拒绝接受融资，因为那将伴随着苛刻的改革条件。

　　德国有理由也有资格批评欧洲南部国家的财政放纵和举债消费，但是不应忘记的是，德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某种程度上正是建立在这些国家的高负债和高消费基础上，而德国银行大量持有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因此德国本身也是危机的一个方面。希望这些国家通过单方面极端紧缩财政的做法不公平，不可行，而且可能对德国本身有害。

全球经济的两大结构问题

　　从全球层面来看，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总量与消费总量的不匹配的矛盾。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份额约50%，但消费占全球的比重为70%，金砖5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为20%，消费比重还不到10%。以中国为例，经济总量比率接近10%，但是消费仅占世界的6.2%。人们经常提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度高达50%等等，事实上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的还是那些依靠长期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例如美国的消费来拉动，而近年来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主要由于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减少引起，并非中国内需大规模增加所致，也就是说根本性的消费平衡问题仍然如旧。

　　目前的困境是当发达国家提供消费需求力量不足，而新兴国家还没有创造出大量消费需求情况持续下去，世界经济可能会因此大幅减速，刚闭幕的广交会就已经比前一次成交额减少了1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负债国家过于严厉的紧缩政策对于全球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是有害的。

　　第二是经济总量与货币地位，资本市场份额不匹配的矛盾。今年8月以来虽然美国国债的评级下降，但是美元国债需求稳定，且利率在下降，这说明目前世界上作为安全资产和货币的提供者仍然只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少数发达国家。世界外汇储备中95%以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四种货币出现，其中美元占了三分之二，相当于64%的世界外汇储备为美元。外汇交易的75%是以上述四种货币进行，占世界经济20%的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基本没有地位。与此同时，占世界经济份额接近10%的中国在世界资本市场的比重仅为为7%，与美国的近30%和日本的17%差距很大，而巴西和印度仅为1%。换言之，经济总量实力的国际转移已经出现，但是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实力转移没有发生。　

不宜苛待债务国　

　　因此，在承认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借方国家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基础上，也必须看到贸易盈余的放贷国家在扩大内需风险预测推动经济结构不平衡改革等方面的努力不足。借方国家和贷方国家是世界经济结构不平衡这枚硬币的两面，世界经济不可能只有贷方而没有借方，不可能指望所有国家都成为经常项目黑字国家，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不现实，而且是不可持续和危险的。

　　所有国家都追求黑字的话，世界将回到保护主义时代，欧洲国家都变成德国那样的话，欧盟就变成彻底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上个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随后出现的政治危机就是各国走上了自我保护的道路的结果。

　　经济危机的根源并不完全在借方，世界经济要持续发展必然依靠两者的平衡，友善和可流动的共处。对于金融危机国家的处理犹如战后对于战败国的处理，过于苛刻的处罚不仅会殃及经济战胜国的利益，而且会留下民族主义仇恨的种子。这些深层次的课题希望能在明年的G20峰会得到深入讨论。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