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9-9

 G20未来能否巩固其全球经济治理领路人的地位，取决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力量对比、G20内部运行机制等多方面因素。

G20未来能否巩固其全球经济治理领路人的地位，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一是组成和代表性问题，G20在成员资格获取、合法性、代表性等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软肋”。

二是决策机制问题，峰会筹备若没有长远规划，将导致在某些重大议题上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

三是决议落实与效力问题，毕竟G20成果文件对各成员不具法律约束力。

四是主导权之争问题，既存在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分别存在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

五是同其他国际机构的关系，联合国、IMF、WTO等国际机构的大多数中小成员未参与G20讨论和决策，有“被决定”的抱怨。此外，各国经济周期和复苏步伐不一致导致整体利益可能让位于国别利益，在债务危机、贸易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扩大。如何寻求共同利益、实现共赢是G20能否走下去的关键。

未来G20能否真正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机制，主要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能否向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力量对比更加均衡的方向持续调整、G20能否从短期危机应对向全球经济长期治理成功转型以及中美两大国关系能否得到妥善处理。

圣彼得堡峰会或将打开G20转型之门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叙利亚问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各国舆论对此次G20圣彼得堡峰会期望颇殷。市场期待本届峰会能展现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曾表现出的那种全球领导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解决一些棘手难题。但很可惜，这种期望很可能会落空。

不可否认，G20是由世界上最发达和发展最为强劲的经济体组成的国家集团，代表全球将近80%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20首脑峰会机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扮演重要角色，各成员国通过G20平台协调全球救市，并奠定了全球金融监管的基础。这也是时下市场信心的主要源泉。只是眼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要比五年前更加错综复杂，而G20各方有着高度一致共同利益的基础则已渐渐不存在了。

当下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景气相位并不一致，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先看美国，今年前两个季度向好的经济数据向市场暗示其经济正强劲复苏。不过，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举债额度最快将于下月中旬突破法定上限，届时美国财政部可能没有足够资金履行必要的支付义务，这无疑为奥巴马政府提早拉响了再次面临“财政悬崖”的警报。再看欧元区，受到出口反弹的提振，欧元区今年二季度GDP修正值季率符合预期，这标志着欧元区经济走出史上最长的技术性萧条。但欧元区这种经济向好的趋势能持续多长有待进一步观察。中国的情况相对要好些，经济增长仍处于高水平，但也面临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瓶颈，还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严峻挑战。

不同的经济体有着不同的问题，目标的不兼容令全球合作的可能性大低。谁都想享受好处，谁都希望其他人付出成本，多边机制的外部性令各国取得共识难上加难。更何况，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本身意味着各主要经济体需要调整既有结构，意味着利益的让渡与交换，这种再分配涉及大量政治妥协，也将使得G20的协商举步维艰。

且看看现在摆在G20各国领导人面前的五个棘手议题吧。

第一，全球经济平衡增长。

当前，G20国家已摆脱了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局面，但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率仍未恢复到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国际劳工组织近期的报告显示，全球发生金融危机6年以来，G20集团的大多数成员国的就业增长依然疲软。尽管有一半成员国在过去的12个月失业率小幅下跌，另一半则持续上升，其中西班牙和南非的失业率已超过25%。今年前几个月，G20失业总数高达9300万，其中30%的人失业已超过一年。

第二，叙利亚问题。

尽管叙利亚问题没有列入此次G20峰会的议题，但在美国政府对叙利亚有限动武的可能性直线上升的情形下，峰会无法回避这一尖锐问题。在历史上，美国为了实现与维持国际秩序，是下了重本的，仅二战期间就用掉了3000亿美元(当时汇价)，所以这个体系美国不可能不维持。

第三，美联储何时退出QE3、多大幅度退出QE3?

这是搅动全球市场的重大问题，因为美联储的政策出台直接关系到全球资金的流向，尤其是近期新兴市场资金大量流出，令人担忧美联储的退出会给新兴市场的经济雪上加霜。中国副财长朱光耀和央行副行长易纲在上周公开发表声明，敦促美联储谨慎考虑退出QE的速度和时机。不过，美联储的官员们似乎并不担心新兴市场的反应。他们说，在考虑何时开始削减QE时，只会关注美国经济。美联储官员说的都是实话。毕竟，现实是，国家利益永远大于国际利益。

第四，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

近期，美联储缩减QE的预期、叙利亚紧张局势都加剧了新兴市场的动荡。自5月以来，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跌幅达20%左右;印尼盾下跌了约16%。新兴国家货币呈现“全线崩溃”状态。如果这一个趋势持续下去，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未来在国际资本问题上，印度寻求中国帮助是有可能的;二是印度的货币问题会否转化为通胀?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转化为通胀，则没有大问题，卢比的问题内部消化了;如果没有转化为通胀，印度卢比的贬值相反还会增加印度产业的竞争力，这对中国将构成影响。此外，就是亚洲金融风暴现在被认为是不会再演，尤其是华尔街舆论基本持此观点。但对比危机路径可以发现，这次的情况与上次亚洲金融风暴极为相似。先是东南亚，后是新兴市场，所以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两次金融风暴是完全一样的。汇率大跌、外资撤走、经济受损，这是金融风暴的基本表现，只要这些表现出现了，实际就是金融风暴发生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亚洲金融风暴再次发生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只是影响大小的问题，因为东盟国家市场一向是中国的大市场之一，而且中国在东盟国家的投资日益增加。

第五，国际金融架构改革。

该议题的核心聚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上。2010年12月，IMF理事会确定出资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将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份额从3%提高到9%。由于美国等西方成员国拖延履行其国内法律程序，改革方案至今尚未生效。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2012年重申改革生效的紧迫性，呼吁尚未完成必要步骤的成员国尽快采取行动。俄罗斯今年将作为“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推动IMF份额改革，值得期待。

说到底，世界经济的再平衡需要调整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美之间的利益格局，需要各经济体自身的改革，而这大多属于内政，目前的G20峰会至多只是沟通的平台，难以推出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与解决方案，即使达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承诺，也缺乏有效的促使其落实的监督机制。事实上，2011年的法国戛纳G20峰会已显露疲态，未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就草草收场。后危机时代，G20峰会是否能顺利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会否走上“非正式机制+正式国际组织”的机制化建设路径，本身就是个大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