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机制下的全球治理：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新变化

信息来自：www.chinainnovations.org · 作者：郭小琴 · 日期：05-05-2014

2014-04-28

【内容提要】国际领导力是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对外交往中，为体现国家价值与理念，运用所需手段，使他方(包括多边)的行动与思维发生变化或产生认同的能力，其具有相对持久性和机遇变化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积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度时艰。本文以中国参加G20国峰会为案例，分析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改变。在7次G20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提出的主张可以概括为：通力合作，首要克服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抓住机遇，加快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把握时机，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引以为戒，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基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国际领导力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和贡献令世界瞩目；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理念得到广泛宣传和呼应；三是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得到提升；四是国际体系变革中中国提供的制度设计有所增加。而中国此次国际领导力的改变具有渐进性、机遇性和局部性的特点。

【作者简介】郭小琴，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美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

一、国际领导力概念辨析与特征

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导力可以定义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或对外交往中，为体现国家价值与理念，运用所需手段，使他方(包括多边)的行动与思维发生变化或产生认同的能力。①基于这一定义，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

一是一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乃至制度在世界上的扩散程度和吸引力。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美国价值观在当今世界上仍然具有巨大吸引力，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一直以来是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的主要招牌，这些正是美国国际领导力之所在。

二是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贡献。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依赖的程度在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间事务具有全球性，需要通过国际组织作为一个中介机构加以协调和解决。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上的参与程度（如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国际组织的制度创立和运用的掌握等）是体现和提升本国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三是一国在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所起到的作用。自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在离我们最近的20世纪里，国际体系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最近的一次是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两极体系的结束，在国际体系的剧变中，有的国家的角色是主角，是国际体系变化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力，有的国家则是配角，国际体系的变化对其本身的影响不大，而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是不甚重要的。

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导力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可以说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国际领导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国际领导力具有相对持久性和机遇变化性的特点。国际领导力的相对持久性,主要来源于国家权力的不可轻易改变的因素，如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如俄罗斯即使经历了冷战结束后多年的经济衰退，但其依旧是国际政治中大国成员之一，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依旧不可忽视。机遇变化性指一个国家的国家领导力在某段时期内能够得到变化。在某一阶段，主要大国特别是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的政策调整，可能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影响力。②国际上某一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对有的国家是提升国际领导力的机遇。如2001年9•11事件的爆发，巴基斯坦作为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前沿阵地，其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乃至世界反恐事务中的地位迅速提升。

二、中国在G20国峰会的主要主张

1. 通力合作，首要克服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中国自 2008年开始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贸易订单减少，出现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现象。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保增长、保稳定”目标，2008年中央财政推出 4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计划，以此刺激内需。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多次强调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强调“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发挥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注重国家间经济政策和信息的及时协调和沟通，强调要遏制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和蔓延。各国尽力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经济的衰退，稳定金融市场，使得世界经济尽快恢复稳定增长。可以说，中国在遏制金融危机的扩散和蔓延的措施上，主要是对内要求保持自身的稳定；对外强调全球通力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度过金融危机。

2. 抓住机遇，加快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

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反映出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存在的不合理之处，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完善刺激了国际经济的投机行为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国际贸易中不合理的价格机制，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原材料、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不能得到合理的价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优势地位，使得国际金融资本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并且时有浪费现象发生；国际金融秩序的不合理之处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体现出来的同时，也是促使金融危机扩散的原因之一。危机既是危险，也蕴含着机遇。借助G20峰会国际经济合作平台，中国主张加快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③对于国际金融秩序的改革，中国主张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④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和制度完善，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3. 把握时机，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

G20国峰会之所以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吸收了世界上新兴经济体的参加。中国、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G20峰会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发挥自身独特作用的一个平台。一方面，中国新世纪以来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纪瞩目，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正确认识；另一方面，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希望能够结合自身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为此，中国把握机遇，在峰会上强调要提升新兴经济体的地位，一者要注重遏制国际金融危机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扩散，二者要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话语权。

4. 引以为戒，推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

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不稳定的原因之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历史原因和各国具体国情不同之外，国际社会中不合理的贸易规则和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也难免波及，这对一些本来就经济落后的国家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正视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可以说是解决金融危机的长远之计。中国强调要在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进程中实现世界经济全面持续平衡发展。⑤为此中国呼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推动筹集的大量资金应该优先用于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发达国家应该认真落实蒙特雷共识，切实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模，推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中国国际领导力改变的体现

1.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和贡献令世界瞩目

经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经济成果是巨大的，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 GDP世界排名一路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对于中国实力的变化，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争议，各种对中国实力增长后的走向表示担忧，中国能否履行大国责任，国际社会中一直有存观望态度的。

自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自始自终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了7次G20国领导人峰会。中国首先以自身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恢复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崛起大国，中国把握好自己的国际定位，在金融危机中承担了应负的责任：一是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此次主要由发达国家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并未置身事外，而是积极采取行动，动员国际资源；二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力促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和新机制。而G20的机制化成为世界新秩序构建的一个标志。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努力尽现了大国风范。

2. 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理念得到广泛宣传和呼应

中华文化具有对世界各国吸引力的内在特质，能够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遇到的困惑提供启迪和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⑥“和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质和国际事务参与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理念。即中国特色的合作观主要具有两大特性：一是共赢特性。中国主张在国际合作中要突破狭隘的“零和博弈”思维，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实现合作中的共赢是可能的。共赢思维使得国家在与别国合作中不再局限于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分配。二是中国的合作观在坚持共同利益为动力的基础上加入世界道义的因素，有强调“义”的一面。在历次 G20峰会上，中国一再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观，“通力合作”、“同心协力”、“共促发展”等这些词汇频繁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发言中。在此合作观指引下中国提倡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回应。这一理念的广泛传播和回应有力的提升了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为中国在世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提供了精神动力。

3.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权得到提升

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权是一国国际领导力的重要体现。在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意味着在国际资源的分配上占据优势。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为表现出普遍不满，这与这两大机构中发达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势力是分不开的。为此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强烈要求提高在这些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目前，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已成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以其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既有艰巨性，亦有可行性。⑦在参与此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中国运用自身较为充裕的外汇资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和购买债券，充实其资金，通过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努力，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经济组织中的份额提高了5%，发展中国在世界银行中的份额提高到47%。⑧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依旧在进行中，虽然现行的“美元体制”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还将存在，但是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地位的提升，使得“美元独大”的局面不在，国际货币多样化的趋势越加明显，而中国的国际领导力也因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提升而相应提高。

4. 国际体系变革中中国提供的制度设计有所增加

2009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不断提高外交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是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⑨在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乃至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甚至于世界力量的重组中，中国改变以往“韬光养晦”的做法，提出了中国关于国际体系的制度设计和公共物品。在制度设计上，中国不仅提出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且针对由此引发的国际力量变化提出国际政治制度的完善，如推动地区组织的合作机制建设，充实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等。事实上，正如杨洁箎指出，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国际上正在形成“四势群体”，即“守势群体”、“得势群体”、“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⑩作为“得势群体”中的一员，中国在危机中提升了在世界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对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改革的相对平等的参与权。

四、中国国际领导力改变的特点

（一）渐进性

国际领导力具有相对持久性。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或国际体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一国的国际领导力一般不会发生颠覆性的转移。

自苏联解体，两极体系结束以来，新的国际体系一直在不断的调整和形成中，目前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中国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能够表现突出，承担相应的大国责任，与之前中国国力的积累是分不开的。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提升也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具有渐进性。

从根本上而言，中国能在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地位有一个小高峰的出现源于中国自身内在的实力。20世纪中国的外交实践最大的启示就是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纪的。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

中国这种影响世界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国际领导力改变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再者，中国在此次参与G20 国峰会中的角色是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G20依旧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新秩序的协调机制，在中国不是国际经济体系乃至国际体系主导者的情况下，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改变不可能发生剧变，而只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二）机遇性

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提升与中国紧密抓住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机遇是分不开的。G20替代G8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这预示着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G20成为国际经济秩序改革新机制之初，中国审时度势，除了积极推动G20机制化建设之外，中国积极参与议题设定，将发展议题作为G20的重要任务，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大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在此次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利益，防止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国际舞台打压和遏制中国，并不失时机地团结“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自身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同时还需看到的是，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提升较快与此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发达国家经济衰落而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巨大差异是分不开的。一定程度上而言，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适应世界，也是世界正确认识中国、接纳中国的进程。

（三）局部性

从广义上而言，国际领导力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就简单划分而言，国际领导力包括经济影响力、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等，并且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影响力在国际中是互动的，但在特定时期内，三者起到的作用是有区别的。纵观此次中国国际领导力的改变主要是以经济为主，文化影响力也有所提升。

中国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能对世界做出贡献，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仅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亨利•保尔森对中国在危机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 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国“购买和持有大量美国的国债和‘两房’债券（GSE），给予了美国有力的支持。”􀃊􀁉􀁕但是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巨大。如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技术最发达也最具创新性，军事力量最强，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好莱坞支配了世界电影市场，世界级的大公司最多等。在文化影响力上，中国主要还是局限于合作理念的推广，在政治制度的价值理念上中国目前在国际话语权上仍处于劣势。中国国际领导力局部的改变也提示中国国际领导力未来的提高是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② 傅梦孜：《关于中国国际领导力问题的若干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期，第2页、第3页。

③ 胡锦涛：《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2010 年 6 月 27 日加拿大多伦多）》，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页。

④ 胡锦涛：《通力合作共度时艰——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⑤ 胡锦涛：《全力促进增长推动平衡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峰会上的讲话（2009年 9月25日美国匹兹堡）》，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⑥ 刘元玲：《试论和平发展视野下中华文化国际领导力的提升》，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 1期，第25页。

⑦ 李晓、冯永琦：《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行动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119页。

⑧ 吕有志：《论“金砖国家”的国际领导力及其制约因素》，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3期，第87页。

⑨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载《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01版。

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2010国际形势年鉴》，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诌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页。

赵瑾：《G20：新机制、新议题与中国的主张和行动》，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5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