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2 作者：张茉楠
在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长 期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利益分配不均等化，让全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近日举行的G20财长会议再次聚焦经济失衡，希望设置一套可量化的共同指标 来遏制全球经济失衡；但失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用共同指标来衡量？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很可能在所谓“平衡增长框架”下沿着错误的轨道越走越 远。
经济失衡的本质是发展的不平衡，是各国不同比较优势下国际分工的不平衡。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运行的常态和基本规律之一。不 同时期的经济失衡有着不同的表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经济不平衡积累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时，就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释放出来。因此近20多年来，全球经济失 衡就与金融危机如影随形。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失衡，导致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触发了日本经济危机和日本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然那一次经 济失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失衡。而此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失衡与上一次失衡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日益广泛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体系的不断深化。
在 全球化浪潮中，分工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分裂成三类国家：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代表的资本和消费型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生产型国家，以中东、俄罗 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型国家，也有人将这三类国家形象地比喻成“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因此，在这个 日益密切的全球分工体系中，一方面使全球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促进了全球持续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化的“盈余”分配结果更为悬殊。
在 过去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平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增长14%，它揭示的是在当今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 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一面是在实体经济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商品输出大国，因而拥有庞大的经常项 目盈余，另一面是具有强大金融优势的美欧经济体，它们输出的是货币、金融产品以及各类金融服务，因此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由此全球经济失衡的格局就明 显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以需求和供给构造的世界分工体系正面临利益分配巨大不平衡的困扰。一方面，一些发达经济体，在超前 消费的同时，制造业服务业大规模转移到回报更高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是资本透支，产业掏空。另一方面，以“发展制造业、通过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新兴经济 体，则在经济发展上依赖发达国家市场，背上了贸易盈余带来的资本包袱，使自己的经济积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债务所累。
其 二，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脱节日趋严重。目前，制造业中心逐步从发达国家转向新兴市场国家，但货币金融中心仍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对外交易中长期依 赖储备货币进行计价、结算、借贷和投资，货币错配带来的汇率和资产风险不可避免，风险将越来越多地由新兴市场国家承担。
其三， 发达国家价格体系与发展中国家价格体系的失衡。全球化的巨大需求不断拉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共同推动了货币渠道与商品渠道的通货膨胀。 特别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格体系中缺乏定价权，导致“进口高价格，出口低价格”。中国虽然对世界大宗原材料贸易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动，却在资源价格定 价权上比较被动。入世十年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格局中是不对等的。全球价格体系的失衡使得中国 生产者在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补贴。根据相关计算，中国通过提供廉价商品和购买美国国债，每年大概向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消费红利和补贴。
其 四，全球债务国与债权国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布的失衡。由于这种贸易分工与金融分工的失衡直接导致的全球债务与债权分布的失衡。当前中国占全球外汇储 备约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全球前10大储备经济体中，有8个是新兴经济体。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的债务分布，全球十大债务国排行榜几乎囊括了所有经济强国， 排名前10位的外债总和，已经占到全球债务份额的82%，而美国外债余额已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余额的23.9%。
以 美国为代表的赤字国一直在经济失衡问题上耿耿于怀，一方面敦促德国、日本等主要“储蓄国”进一步采取措施提振国内消费，另一方面不断逼人民币升值。事实 上，早在去年韩国G20会议上，美国就抛出了量化全球经济平衡的操作方案，但没有通过。而今G20会议再次把矛头指向全球经济平衡，有关国家试图制定量化 经济失衡的共同指标，重订“经常收支的调整方式”，让失衡的责任更多地由创造真实财富的国家来承担。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分工的失衡，这就决定了纠正全球失衡的措施必须是全球性的、长期的和复杂的，而不是短期的政策性调整能够改变。纠正全球失衡需要各国从解决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入手，进行更加广泛的结构性调整和经济转型，而非通过量化失衡指标能够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