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9月26日13:31 来源：《财经》 作者：苏琦 金焱
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双重位移，即增长中心的位移和经济重心的位移，这给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财经》记者 苏琦 金焱
全球经济又临多事之秋。
美债评级下调，欧元去留成疑，令二次探底之忧阴霾再起。
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协作，度过当前的波动，又如何通过深度的结构性调整走向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和复苏，成为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此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们将迎来怎样的新货币体系图景，亦为全球经济学界所热议。
今次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新任IMF副总裁朱民先生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与记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双重位移，即增长中心的位移和经济重心的位移，这给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都带来了新的挑战。
欧洲财政一体化的速度，美国再实业化的走向，新兴经济体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全球流动性管理机制的安排，将共同塑造新的全球经济格局。
规避二次探底之途
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
对于全球经济会否二次探底，朱民的看法相对乐观。在他看来，欧洲的财政集中正在发生，而欧洲市场的统一将创造新的增长空间；美国的再实业化将以高科技产业为引领，但需协调创新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提高服务业的整体生产率。
《财经》：您认为全球经济不会二次探底？从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来看，人们认为无论是美国的再实业化，还是欧元区的财政一体化，都困难重重，而新兴经济体真正地成为增长引擎，还要假以时日。在您看来，全球经济的增长点，或者复苏点在哪里？
朱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的争议也很多，不同观点也很多，很多人也认为现在有危机。比如说，马丁?菲尔斯坦说危机超过50％，萨默斯说美国有日本化的风险，会面临失去的十年。
我是用基本的定义，就是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被称为经济衰退。我认为在今天这个情况下很难发生，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整体还是没有受到大的结构性 的冲击，跟2008年比，还是很不一样。而且新兴经济整体还是很强劲。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不会发生二次探底那么大剧烈的下跌，但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长 期的低增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变数，会有很多调整，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和有效的措施，世界经济滑入衰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 以，它可能会走向下滑，也可能走向一个好的增长，究竟这个过程怎么走，这不是很明确。不确定的原因是现在的经济更多是跟政策有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我们可能面临相对比较低速的增长。
由此，政策就变得特别重要。从刚才谈到的几个方面来说，欧洲面临的情况是：欧洲的财政集中实际已经在发生，比如说推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EFSF本身是个财政机制，如果7月21日欧盟峰会上关于扩大EFSF资金规模和能力范围的决定能够尽快实施和通过，欧盟 的财政集中就向前走了一大步。同时，欧央行行长特里谢提出设立欧洲的财长。
在我看来，欧洲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财政，而是欧洲市场的统一远远落后于货币的统一。货币统一以后，欧元区的金融统一快于市场统一。
那么对于欧洲，如果市场进一步统一的话，所产生的增长空间还是蛮大的。欧洲现在有160种专业人才很难流动，欧洲的贸易发展了，但是零售贸易要 发展还是很难，中小企业的流动还是不容易，包括私人资本进入银行业，现在还是门槛很多，各地监管的系统不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市场统一起来，这 个空间还是蛮大的。当然现在整个市场的统一也已提出，这要有机制的建设和发展。
《财经》：那美国呢，您如何看待美国再实业化的前景？
朱民：美国从复苏到振兴不一定是再实业化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全球经济今天是处于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去年，第一次出现了新兴经济和发达 经济占了全球经济，用GDP衡量，各47.8％，等于是一半一半了，这以前从来没有过。那么这一半一半会产生全球结构的变化，包括对于资源需求和金融结构 的变化，以及贸易变化，等等。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制造业的全球再布局发展很快。最近科技的变化特别大，人工智能的变化使得机器人的发展很快，而且机器人的特征是一次性投资 成本很高，但是维持成本变得很低。如果广义上使用机器人很普遍的话，制造业就不仅是停留在新兴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很明显地朝高科技的制造业、通信手段、高 尖端的仪表、生化技术发展等方向走得很快。
眼下发达国家在把重化工和设备制造向新兴经济下移，而新兴经济把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像耐克鞋，五年前还在中国生产，现在在印度、泰国和越南生产，这个变化是很大的。
所以说美国的再实业化，其实有很多新的内涵，我觉得是在向高科技产业发展，以及新的人工智能引起的制造业便捷化发展，这是全球一个新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两件事会决定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短期政策，有力和有效的政策能够阻止现在的危机，与此同时，转向可持续增长；第二个是在高科技的推动下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都面临著这个改革。
如果能够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当然这两件事都不容易。
《财经》：高科技发展肯定带动美国整体经济的向好，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说，会不会产生无就业的增长？
朱民：这个问题比较大。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Susan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关于创新和就业的关系：机器人可以解决制造业的配置问题，但 就业怎么走，现在看来还要研究。比如在美国过去的15年里，它增长了2700万的就业，这个增长就很有意思，和贸易相关的部门，就业增长很少，但价值增长 很多。非贸易部门，比如政府和卫生、保健医疗部门，就业增长了40％，但是它的增加值很少。所以这就造成了人均收入增加值不一样，收入差距拉大都与此有 关。
所以，现在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增长是一个概念，就业是另外一个概念。怎么样推进就业，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今后推进服务业很重要，但在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在今天的环境下，如何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变得很重要。
《财经》：我们感觉，服务业贫富差距太大，含金量分布不均，美国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获利特别多，低端服务业则特别少。
朱民：对。因此要普遍提高劳动力的生产率，这确实是新的挑战，怎么走？我觉得要包括通信的全部移动化以及一系列新的变化，要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来推动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
在过去的15年中，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制造、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服务业吸收劳动力多，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够。所以就业问题，也是扩大服务业和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现在面临的新情况。
《财经》：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相对贫穷和弱势的群体如何搭上高科技这班车，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
朱民：教育。在结构性变革里面，有很重要的一块是教育，教育不上去，人力资本就上不去。美国在50年前很成功的一点是，战后迅速把劳动力培养成 蓝领工人，蓝领工人后来成了中产阶级。怎么做到的？通过教育。当时美国所有人高中毕业，但是现在高中毕业已经不够了，现在提高到更普及的大学教育，所以整 个的就业是和教育连在一起的。（全文未完，请继续分页阅读或使用全文显示阅读功能）
平衡IMF三角色
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收支平衡）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
随著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IMF仅仅作为G7汇率政策监管者和新兴经济体最后贷款人存在已远远不够，人们对IMF作为全球流动性提供者、 货币政策监管者和宏观政策协调者这三重角色的期待，表明在这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时代，如何协调因各经济体经济发展阶段和复苏进程不同而导致的宏观政策 错位，如何引导全球资本合理流动，如何推动全球货币体系结构性改革，已成为日益紧迫的命题。
《财经》：刚才您谈到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政策很重要。那么从IMF的角度，它一直是希望扮演全球流动性提供者、货币政策的监管者和宏观政策的协调者这三个角色，在您看来，在我们目前面临长期结构调整的前提下，IMF会怎样来平衡这三个角色？
朱民：你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结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是IMF关注的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来关注支付表，关注外部平衡，关注汇率， 这些历来是IMF的长项。但现在的发展变化使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楚：只关注外部的BOP，balance of payment（支付平衡），已没有办法维持全球经济稳定。所以，IMF现在监督的内容从双边越来越走向多边，内容从比较单一的外部balance of payment的角度转向更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内部政策，更多地强调它的溢出效应和相互影响，IMF开始在这个方向上投入很多努力。
IMF本身的mandate（授权），主要的任务也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面临结构的调整，如果社会有问题，那么结构不稳定，宏观 还是不稳定。我们面临的现状对基金是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不仅是章程让不让你做，更多的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我们已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来讨论这 方面的问题。
《财经》：刚才我们提到IMF的角色之一是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者。但是IMF自身存在流动性不足的窘境。因此有声音提议赋予IMF更大的财 权，以实施比当年“石油贷款”和“补充贷款” 更激进的“债务贷款”，允许IMF从盈余国家借入大量资金，为陷入困境的主权国家提供解决本国债务问题的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提议？
朱民：全球的流动性到现在为止还是大家在讨论的一个问题。IMF承担责任给遭受危机的会员国成员提供流动性支持，这是对的。同时，IMF也在讨 论增加产品灵活性，以便在危机到来时，能更快、更有效地支持受危机冲击的经济体，把IMF从危机后的救助移到危机前的预防，这是很大的变化。
但是流动性的支持是个广义概念，特别是预防性的，这个究竟怎么定义？整个流动性的规模可以做到多大？这个讨论很多，现在讨论总的方向还是主张基 金不断扩大它的资源，所以危机以来，它的额度在扩大，它的整个资源在扩大。这都是很积极的，但是反过来说，我们要看到，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在已到了非常 成熟的阶段，仅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提供全球的流动性，还是不够的，所以这涉及到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大问题。
《财经》：目前债务危机的深化，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的节奏？
朱民：债务危机是监管改革方面的问题。主权债务危机本身并不在监管之内，但是它的恶化又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而货币体系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从未停 止，因为它和现在的危机情况密切相关，是克服危机重要的一个方面。归根结底，维持全球经济基本稳定，是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相一致的。
《财经》：刚才提到全球的流动性，也包括扩大IMF本身的流动性。那人们也担心，本身欧美的流动性是过剩的，而且又有新一轮的量化放松，只是因 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陷入流动性陷阱，而这些钱又流入新兴经济体，如果新兴经济体以债务贷款的方式来帮助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再把这个流动性投放过去，会不 会加剧全球的不平衡？
朱民：因为整个欧洲的危机对全球经济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从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角度来说，维护欧洲的经济稳定很重要。由于有全球影响所以希望由全球共同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要来共同努力，协调解决。
流动性是全球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短期来看，银行的潜在危机是欧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所以流动性很受关注。但欧洲面临的是包括财政政策 在内的结构性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力量联手解决，而购买欧债只能解决流动性问题，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如果只有流动性，而没有根本的结构性改革方案，还是不 成立。所以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流动性救助与来自主权国家的结构改革相结合的过程。
新兴经济体的新挑战
如果新兴经济体采取合适的措施和政策，使其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再经过几年，经济中心位移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如果”，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包括金融和实体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指，如何应对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资产价格泡沫管理问题，后者则主要聚焦于中国，也即 如何在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寻找自我驱动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动能。在朱民看来，前者需要资本输出国与接受国的共同治理，而后者则无先例可循，挑战巨大。
《财经》：您提到新兴经济体GDP已经占到全球的47.8％，但是金融资产只占到19％，那么随著全球流动性的这样一个匹配，新兴经济体资产面 临著金融资产的暴增，会不会面临像日本当年的问题？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化在加速，人民币在升值，我们接下来如何应对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
朱民：我觉得要关注几点：第一，全球的流动性宽裕，这是第一个大背景，所以这使得资产负债表进一步地下降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资金追求风险资产。
第二，全球资本流动是必然的。我们看到，多年以前，资本流动主要靠FDI（外国直接投资）流过来。亚洲金融危机以前，全球资本流动主要是官方资 本，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主要靠私人资本，私人资本主要是FDI，以后FDI转成流动性FDI。现在我们看到大规模的金融资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 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因为有47.8％和19％这个比例在这边，资金追逐利润、追逐增长。
第三，资金的全球流动对资金的接收国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用来投资，新兴经济体还是需要投资，发展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改革。
但是资金也有它的风险：首先，它的量太大了，金融市场承载可能不够大；第二个，资金有很多的波动性；第三个，在危机的时候，资金可能会停住，会 逆流，这个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金流既是好事又要防止风险，包括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这个对新兴经济国家也是一个新的 挑战。
在我看来，这次金融波动中欧美之间的Beta系数上升了很多，但是欧美之间和新兴经济的关联度是下降的，在这次危机中，资本的外撤强度和速度都有下降，那么这是很新的现象，是好事。但是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新兴经济体管理资本流动，是它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之一。
因此从IMF的角度来说，我们开始讨论资本流动的管理政策，这是以前从没有的。
我们现在进一步延伸，从资本接收国的角度讨论资本管理，讨论资本输出国的宏观政策对资本输出和流动的影响。从接收和输出的角度联合起来看，怎么能使资本的流动变得更理性一些，波动少一点，我们也在研究这个事情。
资本流动的管理是一个新问题，或者说老问题又有新的形式，资本市场的流动需要全球合作来管理。我想这个是全球的责任，IMF毫无疑问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也都需要特别谨慎，特别是对新兴经济来说，是未来的几大挑战之一。
《财经》：有迹象表明国际经济和金融贸易正越来越多地发生在新兴市场之间，因此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正在出现位移，您觉得这个位移的尺度足够大吗？
朱民：目前正在发生两个位移，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位移到新兴经济，二是全球经济的重心在逐渐位移到新兴经济。去年新兴经济贡献了70％以 上的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73％的全球消费增加量，这是很大的变化，这确实表明经济重心移过来了。我觉得，这个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新兴经济采取合适的 措施和政策，使其经济能够持续发展，那么再经过几年，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但是，这是个很大的“如果”，因为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外部需求下降，你怎么增长？然后就讲内需，我倒不这么讲。
我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新兴经济的产业结构其实历来是由外部需求决定的。20年前，他们需要中国的羊毛绒玩具，中国羊毛绒起来了，15年前需 要中国的鞋，耐克鞋，中国鞋业起来了。10年前需要洗衣机和电视，家电起来了。现在生产iPAD。所有这些行业，都是根据外部需求设立的。
现在外部需求没有了。首先是总需求的概念，增长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外部需求对结构改变的拉力没有了。因为发达经济的增长比较低，结构变化比较小，我们自己内部怎么样从供给的角度产生结构调整的动力，能不断产生产业结构，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经验，包括日本和韩国，在他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无论如何还是有大的外部需求环境。现在是第一次外部需求环境如此变化，这是一个根本的挑战。
《财经》：就像美国的再实业化一样没有先例可循。
朱民：是的，这两者都没有先例可循。
从“动荡三角”
走向“稳定四角”
我们希望美元和欧元的结构能够稳定下来。现在的全球货币体系现实是美元不可替代；人民币这一角现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上了日程
美元和欧元的走软正在带来全球货币格局的重组，但这并非意味著美元、欧元的持续走衰和人民币的快速崛起。考虑到美元区和欧元区巨大的金融资产规 模，美元和欧元的稳定是很重要的；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利于稳定全球货币体系，将美元、欧元、日元“动荡三角”格局转化为“稳定四角”结构，但人民币的 国际化任重道远；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亦须通过加大金融改革和适度金融创新来加大直接融资力度，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避免出现日本式“僵尸企业”和 “僵尸银行”互相捆绑，互相拖累的局面。
《财经》：当年沃克尔高利率政策导致金融资本流向美国使美元走强的时候，美国让日元升值是为了使日元资产升值，分流美元走强的压力。现在美元已经信用减弱的情况下，美国金融界一些人士还希望人民币升值，这会不会令美元持续走低？
朱民：美元在过去的十年，特别是过去的一年里，以贸易参数为权重的指数，下跌得很厉害，这主要是美国经济的疲软和美国财务负担的增加造成的，这是市场给出的趋势，基本是市场决定的。市场总是跟著经济形势在不断地调整，这个很难讲是人为的政策在起作用。
《财经》：在美元持续走弱的前提下，前段时间投资者涌向日元和瑞士法郎作为其避险工具。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三角关系出现动荡，将来全球的货币图景会是怎么样的？
朱民：在美国债务上限争论和标普下调美债之后，本来应该发生一场债券危机，但是人们发现这次波动产生了变化：第一，短期流动资本进入美国国债市 场，把美国国债压低，说明了美元的不可替代性，美国债券市场的地位还是存在。但与此同时，长期资本在流出美元市场，选择黄金、瑞士法郎、日元等等工具，这 又表明了人们对美元的信用风险的担心。
现在不是破产风险，是信用风险，这个也是从来没见过的。这两重的流入流出都在发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与此同时，因为欧元比较软，欧元和美元也是在不断的僵持当中，使得第三货币不断走强，全球货币市场的新结构正在出现。
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是希望美元和欧元的结构能够稳定下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全球货币体系的现实是，美元不可替代。
《财经》：那会不会走向稳定四角，加上人民币这一角？
朱民：人民币这一角现在越来越重要，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上了日程。但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还需要有很多前提条件，法国 作为G20的主席国，公开欢迎人民币加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这个国际基金货币的篮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欢迎人民币的加入。这都是很好的事情。通过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可以增强全球货币 体系的稳定。
但进入SDR最核心的标准是加强人民币的自由使用。这包括很重要的几个方面，人民币的贸易融资发展很快，超过万亿，因此要有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 品，没有这个投资产品，怎么投人民币，怎么使用人民币，就有问题。所以最近的政策开始意识到往人民币产品方向发展，这个很好。但是这个涉及到产品，涉及到 市场，涉及到监管，涉及到市场基础设施，等等一系列东西。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现在总体的发展方向是对的。
《财经》：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而导致人民币资本项目下自由进出，这个会不会成为资本账户改革的先导？
朱民：这是很具体的政策，你要去问央行。我一直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现在出现很多新的情况都是以前没有过的，很正常，人类从来不断面临著新的情 况。关键是方向是对的。具体的在政策方面，它可以有很多变化和组合。它可以是必然的，也可以是偶然的。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但坚持国际化的方向很重要。
《财经》：金融过度创新被认为是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但中国的现状是金融创新不足，过度依赖银行。您提到新兴经济体最大的风险在于银行体系，中国如何加强金融创新，如何通过适度的金融创新来化解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朱民：对发展经济来说，金融创新一直是很重要的，而通过金融创新来分散风险，也一直是很重要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体系的风险在于，在过去这两年里，银行的再杠杆化的速度过快，主要是因为刺激政策所致，所以现在整个经济速度下降的时候，就要考虑银行资产的质量和贷款的情况。
因此，加强直接融资的力度，特别是建立长期的融资市场，比如说债券市场，历来是亚洲和新兴经济体要进行的金融改革的大方向。从整体来说，因为危机的原因，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改革有所放缓。其实在今天的情况下，还是要加大金融改革的力度。■
货币新世界：美元主导地位或被颠覆
变化已然启幕。投资者在美元和欧元之外开始寻找替代性的基准货币。一些国家也开始倾向于更多地依靠自己。全球货币市场的新结构正在出现
《财经》记者 金焱 林靖
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个三角间的动荡从未停止。
日元近来涨势如虹，再度引发了日本对日元升值对国内企业的冲击和产业空心化的担忧。9月18日，日本经济财政大臣古川元久表示，日本政府将于近日公布应对强势日元方案的基本措施。
日元尴尬升值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元升值就不断地冲击著日本国内经济，并被认为是日本企业外移－产业空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轮升值，可能给经历强震打击的日本经济复苏造成严重威胁。日本央行今年多次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但效果欠佳。许多日本企业的业绩预估是基于1美 元兑换90日元的，日元持续升值对制造业的影响不断。以丰田为例，每升值1日元，丰田汽车的营业利益将受到9％（300亿日元）的影响。比较保守的本田公 司将预期汇率设定为87日元，也将受到4％的影响，而松下电器则是38亿日元。
此外，分析人士指出，日元大幅升值还将迫使债务人集中还贷，增加储蓄积极性，致使金融机构找不到足够的贷款对象，被迫转投日本政府债券。
作为基础货币的美元，10年来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平均下降了40％，而回顾日元汇率近20年来的表现，若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元 兑日元曾创出的147.62的汇率低点相比，日元近十几年来最大升值幅度已接近100％。最近一轮始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升值周期中，近三年来日元升 值幅度也已超过40％。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栌浩一对《财经》记者说，现在欧美经济低迷，而日本经常项目收支仍是高额顺差，国内物价涨幅不大，这样日本单靠 干预外汇市场来阻止日元升值，既难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也不能解决日元升值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日本央行强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抑制日元升值有些作用。但 美国若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则会削弱这种效果。从长期利率来看，日本为1％左右，美国为2％以上，日美利率倒挂。
财政、货币政策只能解决雇佣和中小企业对于日元升值的临时阵痛，并不能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根治日元升值需要把经济结构转变为“内需主导型” 的经济。在呼吁一个更长远的、深层次应对方案的同时，不少分析人士也开始注意到本轮升值是“去美元化”潮流中的日元升值，与1971年至1995年间日元 升值的环境不同。
强劲的经济实力是关键货币的根本依托，但本轮日元升值显然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相伴随。
1971年以前，日元兑美元汇率长期被人为定在360的低位，因此，日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长期均衡汇率的回归。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1986年至1987年间按实物量统计的日本出口增长几乎没有变化。但伴随著2007年以来这轮日元升值周期的，则是日本实际商品服务出口的负增长，其2009年前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分别为-36.5％、-29.3％和-22.9％。
在欧美经济低迷的前提下，对日元的需求也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这潜藏著汇率大幅波动的可能。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采取了宽松货币政 策，以应对升值萧条，市场利率和贴现率长期低于欧美国家。超低利率和日本高额的贸易顺差一道，使日元成了世界投资者主要的借贷货币。
这些借贷的日元，在汇率市场兑换成其他高收益的货币，其中很大部分用于投资高收益的其他国家公共债券。但是，欧元被攻击以后，虽然投资收益增加，但是汇率风险和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也大幅增加。而美国加息预期遥遥无期，投资美国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又不断下降。日元作为信贷货币的需求，并不稳定。
此外，迄今为止，日本在东亚区域内推广日元的努力也不很成功。美国波士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威廉?格莱姆斯在《东亚货币对抗》一书中指出，自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金融政策当局就采取隔绝政策，希望在区域内推广日元，减少美元使用，从而减少美元兑日元汇率的振幅，削弱美元政治的影响，并将区域 内金融活动引向东京市场；但日本既不能提供区域所需的公共产品，承担作为危机时刻的最后贷款人和低价抛售市场的责任，又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日元由于自身的种种缺陷，并不能成为挑战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关键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本轮日元升值无论对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而言，其意义均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那一轮升值。
与此同时，对发达经济体而言，日元升值也不仅仅意味著削弱了竞争对手的出口实力，而是同时收获了一个稳定的信贷货币。
在全球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会坐视日元持续升值，这必然和美国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产生冲突。自2010年以来，外界就不断警告，各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最终会毁掉世界经济，重蹈上世纪30年代覆辙。
寻找稳定之锚
在东京应对日元升值而忙乱不堪时，从雅典到华盛顿则被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问题烦扰。与此同时，流动性危机再掀波澜。
历经了严峻又持久的经济大衰退后，美国的复苏步伐令人失望，人们已开始探讨增长停滞和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而有17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则已渐显爆发二次危机的端倪。欧洲决策者们对主权危机的政策应对显得捉襟见肘，市场情绪甚至有走向绝望的迹象。
独立风险分析师克里斯?维伦（Christopher Whalen）对《财经》记者说，传统的宏观经济手段失效，用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刺激短期经济活动已是强弩之末。对几大主要央行来讲，利率已经到底，货币政策不可能再放宽，这种无奈增加了事态的复杂性。虽然几大央行努力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并购买政府债券，但人们却在质疑这种做法的战略效果。就在此时，欧洲又浮现出美元融资危机。
在管理汇率和国际流动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一直发挥著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因此成为国际汇兑的基础。维伦大体估算说，现在的流动性中，美元占去了半壁江山，欧元占到25％，瑞士法郎、日元和人民币加起来占国际流动性的另外25％左右。
日益发酵的欧元区债务危机浇熄了美国投资者的热情，使得欧洲银行很难获得美元融资。美国货币基金对欧洲银行敞口的一份月度报告指出，7月这些基 金对欧洲银行敞口锐减9％。截至7月末，超过20％的货币基金敞口的到期期限少于一周，环比大增3倍。另有证据显示目前一个月的黄金租借利率为负，表明欧 洲银行已极度缺钱，不得不用黄金换取美元融资。
这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数字促使欧洲央行在9月15日宣布，决定在今年四季度联合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士的央行向欧洲银行体系注入美元流动性，从10月份起向各银行提供三个月期的美元贷款，缓解由债务危机引起的银行美元融资困难问题。
这一消息令投资者对欧债危机的忧虑有所缓和，不过只是短暂地提振了原油、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价格，当周除原油外，大宗商品市场普遍下跌。
美元作为基础货币的价值又一次得到展示，然而美元的价值已不再坚不可摧，一如国际货币竞争史中的轮回所揭示的那样。
英镑在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金本位时代充当世界货币，随后被美元取代。美元作为全球中心地位的世界货币持续到1971年8月15日。其时美国未能履行其黄金可兑换义务，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地位削弱。
虽然与黄金脱钩失去了依靠，美元却凭借其在对外资产中的价值赢得了国际信誉。因为美元具备成为基础货币的前提条件：币值稳定并能为国际收支体系提供充裕的流动性。
就美元而言，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沦为对外债务国，美元体制失去了币值稳定的第一个靠山。其后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不断贬值，却仍源源不断 流向全世界，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一直在持续。而近来围绕美国债务上限及其后果的辩论，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国信用评级下调，更增加了人们对美元将失去稳定的流动 性这第二个靠山的担忧。
似乎作为佐证，新兴市场的墨西哥、俄罗斯、韩国和泰国今年都曾大举购入黄金，以降低对美元的风险敞口。
其实，战后初期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制度在演进过程中，已意识到提供流动性之重要。在2009年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年会 上，IMF官员就在“兜售”其作为“全球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即在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由IMF出面提供流动性，从而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稳定。
不过在处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IMF先是被批评在此问题上的定位飘忽不定，有人甚至提出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uropean Monetary Fund,EMF），而现在IMF又被斥为卷入欧债危机太深，被视做一只由非欧洲国家资金担保的欧洲货币基金。批评者认为，面对急剧变化的全球金融格 局，IMF没有做好准备，完成从G7汇率政策监管者和发展中国家最后贷款人向全球货币体系协调者角色的转变。
于是黄金成了人们的不二之选。近日参加伦敦金银市场协会年会的与会者发现，欧洲各国央行在20多年的历史中，首次成为黄金净购买者，虽然采购规模很小，却意义重大，有人称其标志著外汇和债务市场波动使黄金市场发生著革命性的变化。
欧洲央行和IMF的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欧洲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了2.5万盎司，即0.8吨。据此有人预计，全球各国央行今年购入的黄金将超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40年以来的任何一年。
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贵金属销售总监乔纳森?施保尔(Jonathan Spall)称，这种同时发生在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囤积黄金的行为，预示著我们“正在回归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将黄金视为货币的时代”。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部主任保拉?苏巴奇(Paola Subacchi)认同施保尔的这个判断，不过她对《财经》记者强调说，黄金作为防御性资产可以被视为“钱”，但不能作为货币，也就是说，黄金不能用于进行贸易安排并作为记账单位。
其实当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已标志“二战”后一直占主导的国际货币秩序走向终结，回到金本位已无可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金本位曾有短暂复兴，但已失去了战前金本位的优点。由于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失去了传统的灵活性，新的金本位不再能够容易地应付各类冲击。
不过目前货币体系的格局身处多事之秋，维伦说，如果现在扁平的货币体系完全崩溃的话，我们就会回到1900年前的世界，而美国回归金本位的几率也是一半一半。
中心与重心的倾斜
21世纪初期，世界货币主要由美元、欧元和日元担当。这个货币三角甚至一度被称之为“稳定性三岛”（Three Islands of Stability）。这一称谓微缩了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基础：美国、西欧和日本当时占世界经济约60％的比重，欧美亚各自区域内都有高度的价格稳定性。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既定格局：新兴国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从经济衰退中复苏，在此过程中，经济实力的发展板块已从发达国家让渡到发展中国 家。就连投资者也发现，他们用G3集团（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货币对主要经济体进行押注，收获的更多是失望——美元、欧元和日元不再是完美的外汇组合。在 亚洲，中国经济已超越日本；在欧洲，德国与希腊这样的弱势成员混杂在一起；而美国经济在信贷危机之后一直疲弱。于是投资者转而投向瑞士法郎、加拿大元和澳 大利亚元等其他货币。
围绕著欧洲主权债务问题，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展露无疑；而欧美提供救援的政策框架，无论是现有的还是计划的，都不令人信服；IMF救援又面临自身弹药不足的缺陷，这时候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新兴市场经济体。
疲于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希望游说中国，拿出其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购买他们的债券。苏巴奇说，只有中国才能提供那么大规 模的必要援助，通过提供贷款额度而不是购买债券来帮助处于危机中的欧元区国家。“这种援助表明全球经济的平衡发生了重大改变，已向新兴经济体倾斜。”苏巴 奇说。
金砖国家也在纷纷适应新角色。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中国大连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一直关注著欧洲经济的发展和遇到的困难。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多次表示中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继续加大对欧洲的投资。”
几乎与此同时，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也表示，巴西已准备好参与任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救助计划。这些显然不仅是“口惠”，金砖五国的财长 和央行行长将在9月下旬开会讨论如何帮助危机深重的欧元区。此举强化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经济重心正进一步向各大新兴市场转移。
另外一个不期而至的事实是，在多轨复苏的过程中，发展中大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IMF官员阿蒂什?高希说，新兴市场越来越依靠彼此而不是发达经济体。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昌镛（Changyong Rhee）分析亚洲地区的情况时说，强劲的国内消费和逐渐扩大的区域内贸易正在帮助支撑经济的稳健增长，“由于全球经济刚刚复苏，几个亚洲经济体向中国的 出口增长已经超过向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有数据显示，亚洲最大经济体间的区域内出口比重已从2007年的42％增长到2011年一季度的47％。
与此相对，美元的中长期前景看跌。野村全球经济监测周报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经济研究局把经济衰退最低谷的时点划在2009年6月的两年之后，美 国实际GDP仍低于上次经济扩张期的峰值水平；在经济见底后头八个季度的每个季度，实际GDP增速都低于历史上八次复苏期可比阶段的平均水平。而在过去 26个月中，失业率史无前例地有24个月里都徘徊在9％或更高的水平。居高不下的美国失业率让已经陷入困境的家庭资产负债表雪上加霜，从而继续抑制大范围 的经济复苏。
美国的举步维艰，使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的警告又回荡在人们耳侧：利用一国货币来管理国际流动性，可能最终会导致本国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产生矛盾。这是由人们常说的“特里芬”难 题引发的。栌浩一解释说，将本国货币作为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货币，会带来过大的货币权利。美国长期陷于贸易逆差，存在国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此时就倾向 于“超发”货币来加以应对，这样就会带来美元信用的下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观察到，在美国债务上限争论和标普下调美债后，出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短期资本流入美债市场，另一方 面，长期资本却在流出美元市场。美元的不可替代性和自身存在的信用风险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也使人们对全球现有的货币体系的不足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通过放宽货币政策和干预汇市来防止美元恐慌性下跌可能收效甚微，这已是人们的共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能弥补美元缺陷的新的流动性供应源？ 在高盛集团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眼中，变化已然开始，投资者开始寻找替代性的基准货币，一些国家也开始倾向于更多地依靠自己，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国正在加速人民 币的开放性步伐。奥尼尔对《财经》记者说，这意味著相较于美元、欧元和日元，替代性基准货币会得以成长，投资者会有更多的货币投资选择，尤其是针对人民币 的投资会增加。
其中一个潜在的投资者是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15位、外汇储备额居全球第7位的韩国。韩国央行正在推进在中国场外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方案， 如果获批，其投资将达到10亿－20亿美元。韩国央行高层人士9月14日表示，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中，人民币的比重将从现在的几近于零上升到10年后的 5％，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的第三大储备货币。
更早的5月4日，中日韩三国财长发表联合声明称，三国已同意就使用本国货币结算相互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展开可行性研究。中日韩三国GDP总量约占 世界GDP总量的17％，这一本币结算设想无疑是对美元地位的一大挑战。这也更说明了东亚各国不太可能再度回到紧盯美元的本币汇率形成机制。
朱民与奥尼尔的看法相似。在他看来，欧元和美元在不断僵持中，使得第三货币不断地走强，全球货币市场的新结构正在出现。
货币新架构
业内人士的共识是，此一货币新架构并非意味著美元主导地位的被“颠覆”。其他货币崛起并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并非易事。只有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商，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成为国际主导货币。
苏巴奇认为，目前的经济逻辑趋向于多极化，从这个趋势判断，将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会以多极化的格局来更好地适应呈现多极化发展的世界经济，而问题在于，更多的储备货币应该是互补、并责任共担的，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究员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发现，过去的十多年间，美元和欧元作为两种主要储备货币君临天下。他对《财经》记者说，这二者合计占到全球储备资产的90％，而这一地位 自1999年以来就不曾被撼动。全球央行积累的约10万亿元外汇储备中，几乎都以美元或欧元的形式持有。
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曾出现明显上升，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其国内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日元汇率的不稳定而受到不利影响。
日本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日元国际化政策，但由于改革措施进展缓慢，实际收效并不显著。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政府开始主张亚洲货币合作，以此缩小美元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
日元近期的升值，被部分学者理解为后美元时代的召唤，是市场在国际流动性问题上发出的由日本国债部分地取代美国国债的一种期待。不过在葛艺豪看来，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著非常次要的储备货币的角色，只占到储备资产的3％，在高峰时代的1995年也不过占到9％。
其实直到2007年，国际储备币种构成最显著的特征依然是其稳定性，虽然欧元和美元的平衡在逐渐发生变化。
很多人在欧元推出伊始曾认为，欧元将向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同时使英镑和瑞士法郎等传统国际货币的地位发生动摇。欧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目前的28％，而美元的份额则从72％降到62％。
但是大规模地卖掉美元，不仅不可能，也难以想象。葛艺豪强调，不能因美元目前的弱势而忽略美元长期的重要性，他说，“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美元占国际储备的比重一直在大幅波动，但是长期平均下来的比率大概在60％，现在不过是停留在这个平均值附近。”
如果把欧元和人民币看做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候选，人民币因自身的不足而面对更大的挑战。中国紧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政策，以出口导向型方式增长，通过管理汇率，全力支持出口，使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额呈爆炸式增长。
据葛艺豪估算，中国在过去八年里新增的近3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中，四分之三都是由贸易顺差所贡献的。中国拥有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可以 扩大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和结算中的使用。近来中国通过在香港设立离岸市场以扩大人民币的国际用途，9月初伦敦又加入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的名单。由此人们推测 人民币会发展成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竞争，甚至最终取代美元。
不过葛艺豪认为，人民币成为有吸引力的储备货币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并不具备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基本条件，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满足这些条件——只要中国领导人仍拒绝外国人在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中扮演重要角色，人民币就不可能摆脱二线储备货币的地位。
汇丰(HSBC)的数据显示，人民币的日交易量达到20亿美元，这与全球汇市4万亿美元的日交易量相比微不足道。苏巴奇指出，中国没有一个与其经济规模与重要性相匹配的货币，这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而言都是弊端，也许人民币跨境贸易解决方案会缓解这个问题。
但乐观派持有不同的看法。
伦敦独立经济学家德里?毕克复（Derry Pickford）对《财经》记者说，新的、可预见的货币远期图景是：人民币取代日元，成为亚洲关键货币。在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对本区域货币的影响力的幅 度已在增大。统计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印度卢比、印尼卢比、韩元、菲律宾比索以及新台币将升值大约0.9％，这样的紧密程度表明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开 始被作为一种“锚”货币而存在。
苏巴奇则预测，如果欧元危机没有最终使欧元货币联盟崩覆，那么在下一个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国际货币体系会向著更稳定、更多元化的方向过渡。
届时，从美元、欧元和日元“动荡三角”走向美元、欧元、日元加人民币的“稳定四角”或许将成为新货币版图的主基调。
何志成：治标还是治本
治本的办法在市场里：汇率符合实际才是欧元区包括美国经济重新获得竞争力的基石，也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
何志成/文
9月欧债危机再度临近爆发点，希腊债券收益率最高达117％，创下国家级债券收益率飙升速度的历史纪录。
意大利债券收益率虽然没有这么高，但却长期徘徊在6％左右，远远高于该国的生产率水平，非常让人担心。9月后半程，意大利将有6000亿欧元国债陆续到期，届时该国债券收益率能不能稳定在6％？
答案是不可能。由于意大利的国债总量大于16000亿欧元，是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四国的总和，因此意大利国债收益率在9月间的变化格外值得注意。
违背经济规律的流动性释放
眼下，各国政府和央行忙作一团，好消息、坏消息都天天不断，既有尽全力挽救的声音，也有主张现在就放弃的声音，市场至今还不知道欧债危机最后会走向哪里？希腊会不会变成2008年的雷曼？
人们常常说，信心比黄金还重要。但这个信心应该是建立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问题是，很多时候政府的力量往往是逆经济规律而动的，很多领导人 以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改变市场方向，甚至可以对抗经济规律的作用力。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欧盟最近对欧债危机尤其是希腊违约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徒劳的挽救 措施。
日前，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与希腊首相举行了电话紧急磋商，最后的结果不出所料，三国领导人都同意继续坚决地救助希腊，希腊也表示会按照欧元区救援法案的要求，紧缩财政。随后，欧洲央行联合各国央行对欧元区的银行业大输血。
但谁都知道，这种姿态包括表态和措施，是希望更多的国家和银行继续向希腊输血，向意大利输血，希望借此将希腊问题包括欧债危机再拖延下去，起码要拖延到金砖五国财长会议。而最近的欧元区财经会议无果而终，再次暴露了欧元区各国对希腊以及欧债危机态度上的尖锐对立。
近日巴西已经表态，希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能够参与欧债危机的救援行动，因为欧元区的兴亡直接关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未来的发展，更何况，借助欧债危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影响力可以渗透到欧洲。
持有这样想法的国家可能还有很多，但来自欧洲的信息却告诉人们：现在必须小心。德国已经在悄悄地抛售意大利国债，而荷兰议会则要求该国财长立即对希腊违约前景进行评估，报告的结果是：希腊违约不可避免。
为什么“不可避免”？并不完全是因为债务太高，关键的因素是该国的生产力水平只会使未来的债务水平越来越高，而在当前借款利率极高的背景下，希腊实际已经破产。不要看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天天喊坚定信心，其实很多都在准备希腊破产的预案。
美国财长破天荒地参加欧洲财长会议，有些人以为美国人终于要出手了，其实这是因为美国已经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必须赶到第一线了解情况，甚至参与指挥——是继续输血，还是选择放弃。中国也应如此：现在的重点是研究预案，而不是采取救援行动。
为什么不主张立即再拿真金白银？因为市场将很快告诉人们：现在不能再拿真金白银。希腊的国债收益率很可能突破120％，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也会飙升，欧债危机不是能够靠持续性的输血解决的。
欧债危机的本质就是欧元高估
欧债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是欧元区竞争力的衰退，进一步说是欧元区劳动力价值被高估，汇率当然也被高估。欧元本没有那么强大的购买力，欧洲一些国家依赖强势欧元做寄生虫的时代应该终结。
这是经济规律，一定也会转化为市场铁律。按照这个推理，解决欧债危机的唯一办法是挤掉欧洲人建立在强势欧元基础上的财富泡沫，降低欧洲的劳动力价值基础即欧元汇率。
当然，欧元区国家绝不会答应这么做，必须拼死抗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想看到欧元大幅度贬值——因为它们还囿于这样的理论：低汇率意味著竞争力。
其实这两股力量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包括中国的高通胀为什么会同时出现，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失衡，而失衡在哪？就在劳动力价值交换的严重失衡，严重不平等。
中国要提高劳动力价值水平，欧美国家则要降低劳动力价值水平，以达到新的平衡，让世界更平等。这是一次痛苦的调整，尤其是对发达国家而言。但必须调整，拒绝调整，只能招致危机；拒绝调整，市场就会强制性地进行调整。三年前有雷曼的倒下，今年应该看到欧元区的雷曼。
欧债危机必须有国家受到惩罚。现在欧洲各国仍然不希望看到希腊倒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希腊若倒下，欧洲人的虚假财富将瞬间蒸发，全球很多国家的 金融机构也会被卷进去。因此才有两股力量的角斗，才有欧洲央行联合五大国央行向欧元区的银行业输血。但是，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摆在欧元区面前的唯一出 路是按照市场规律让欧元大幅度贬值，让欧元区的劳动力价值水平大幅度贬值，让建立在汇率高估基础上的虚假财富泡沫来一次崩盘。
通俗点说，欧美人过惯了舒服日子。这次轮到欧洲人“倒霉”，欧债危机率先爆发。未来美债危机也会再来，美国人也将步欧洲人的后尘。
市场终究会立下这个规矩：不能超出自己的财力尤其是生产率水平享受高消费和高福利，同时也不能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
市场需要治本，治本的唯一方式是，欧元的国际购买力必须贬值，美元的国际购买力未来也将贬值，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则要有序地升值。汇率符合 实际才是欧元区包括美国经济重新获得竞争力的基石，也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必然选择——汇率不根据市场需求自由浮动，谈什么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也要治本，人民币需要升值
很显然，中国也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现在要不要出手救助欧元、美元？欧洲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债务国。在两债危机乌云压 顶的时候，中国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中国似乎也有能力伸出援手。但在当前时刻，中国要做的事情恐怕不是再拿多少钱，再买多少“白条儿”。中国有很多更重要的 事情要做，尤其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经济搞上去。
要将中国经济搞上去，人民币需要升值。要治理全球经济失衡，也需要人民币升值。要扩大内需，治理中国式通胀，人民币也需要升值。人民币升值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的国际比较获得了提升，同时也是顺应经济规律，顺应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趋势。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国内劳动力价值大幅度提升之后（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高通胀问题，才能解决怎么使人民币走出去，怎么更多地购买欧美“优质资产”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相对过剩的产能向全球扩张的问题。
中国需要加大对欧美的投资，但绝不是在现有汇率水平上的高价投资、被动性投资。在劳动力价值水平仍然失衡的时候买欧美的资产，那是在买高价，只 有当欧元美元都贬值以后，才能考虑加大投资的事情，因为那是在买“便宜货”、称心货。投资包括援助都是做买卖，尤其是借款，很可能有去无回，应该懂得什么 时候才能出手，应该懂得在什么汇率水平参与救援更合算。
我们希望欧元美元贬值后再出手，而欧元美元对谁贬值，当然是人民币。如果说，欧元美元的贬值是经济规律使然，那么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也是经济规律使然，都是无法抗拒的事情。
当然，敦促欧元美元贬值不是中国政府该管的事情，也不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情——那属于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以前经常指责欧美各国这样干预我们。现 在我们可以顺水推舟了，既然欧美各国都在敦促人民币升值——因为它们根本不懂得经济规律，根本不知道人民币升值的结果，我们可以“俯首听命”。它们很希望 中国能够更多地购买它们的国债，升值以后的人民币一定能买更多的国债，但更重要的是，当欧元美元大幅度贬值后，欧洲美国将不得不出卖所谓的优质资产。
笔者坚决地主张不能再拿很“贵重”的人民币去买欧洲美国的“白条儿”（国债），尤其是现在。至于未来，也要买它们的企业股权、买土地矿产、买高 科技产品。当然，要让它们卖给中国这些东西，恐怕现在不行，因为它们认为这些东西还很值钱，还有战略价值。只有来一次大的危机，才能逼使它们甩卖。因此人 们应该耐心等待，等待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在等待的过程中一切都可以谈，但拿“白条儿”说事，一切免谈。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应该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使中国这架飞机实现软著陆。我们要明明白白地告诉世界和国人:中国的经济能够维持强劲的增长，就是对世界的最大支援，也会为最终解决欧债危机做出贡献——因为中国有钱可以进口欧美的高科技产品。
中国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治理高通胀，而治理中国式通胀的最好办法就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让人民币升值，让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得到真实的体现——同时间接地提高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改善国内的货币环境。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高级经济师（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