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10 月5 日

廉价促销行为，肯定对当地产业的竞争产生一定的损害，不肯定的只是损害程度的大小，与当地消费者的增益和当地企业从出口获得的利益又如何平衡。当地产业的损害越大，损害范围越广，当地政府就肯定会利用种种理由，启动贸易壁壘，使出反倾销、反补贴、特别关税、附加关税、數量限制等手段改变现狀。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减少中美贸易的庞大差额是必要的。问题只是，由中国采取主动做，还是美国采取措施，还是兩国合作解决问题。假如中国不积极处理，美国便
会透过迫使人民币升值，甚至贸易壁壘作报復。国际上同情中国的国家不多，因为連年庞大的顺差，使中国陷入不利的争拗位置。

以汇率紏正失衡政策合理

如今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将币值低估视为补贴，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看，以汇率作不公平贸易的控诉，可以说“史无前例”。因为固定汇率未必就等于汇率操控，何况人民币自2005 年开始就逐步升值。不过，升值的速度还追不上中国国际竞争力上升的幅度和速度。将币值低估视为补贴行为，虽然中国对此加以反驳，但从贸易理論的角度，汇率过低造成不公平贸易和竞争是说得通的。假如一国的汇率真的过低，意味着该国所有的出口价格都相对更加便宜，而贸易对手的出口都相对更加昂贵，形成一个“不公平贸易”的竞争境况。这种“不公平贸易”还超越了传统的行业出口津贴，因为汇率过低20%， 等于是20%全面出口津贴加上20%全面进口关税。因此，过低的汇率很难完全消除“不公平贸易”的指控，无論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有没有明确包含“汇率过低”所隐含的出口津贴和进口关税。假如中国到世贸控告美国违反世贸协议，中国败诉或胜诉，是一个未知數。据报导，国内有不愿具名的世贸权威建议中国政府“应进行慎密研究，不宜轻易表态……中国应想出其他更好的应对办法”。（《明报》10 月1 日，A22 页）。
因此，中国有秩序地调高人民币汇价，并加强采购团的活动，把中美贸易摩擦尽量降温，是理性的选择。毕竟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一个最大得益者，没有理由采用“兩败俱伤”的方法，在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上与美国（和欧洲，另外一个对中国有庞大赤字的地区）对抗。

美国“量出为入”已无法持续

目前，美国政界，也包括经济界，例如“鹰派”克魯曼（Paul Krugman），对中国贸易限制态度强硬。他们觉得，贸易好处中国尝尽，要美国为相对自由贸易而牺牲，这种不公平性必须改变。 他们认为，即使发动“贸易战”，真正受害是中国，美国受害有限，因为美国没有甚么可再失了。事实上，美元贬值确是“大势所趋”，美元不仅需要对人民币贬值，亦同样需要对经济旺盛和出口旺盛的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而这些国家却不愿在中国之前升值）。可以说，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对中美兩国和世界经济都是一个合理的方向。中国把更多的资源注入国内的内部需求，改善工人的福利和所得水准，对中国的人力资本和创新等方面投资，也是中国长远发展的需要。
今年3 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国家出口倡议”，提出在五年内，使美国出口翻一番，并在美国国内创造二百万个就业岗位的目标。为此，奥巴马还设立了总统出口委员会，推动美国出口和就业。无論这个目标能否做到，但美国的确有需要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因为美国“量出为入”，利用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印美元和借外债來支付贸易赤字的做法，目前已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有必要扭转过來。

互让互利是共存和发展基础

照目前中美贸易关系展看，兩国应该可以避免贸易战，因为“兵戎相見”没有赢家，只有兩败俱伤。如今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高，相互的利益交缠，问题是：在利益交缠裡，有些国家所占利益的份额多一些，另一些国家的份额少一点。即使美国，在贸易中也得到好处，只不过相对來说，在某些方面比较“吃亏”而已。
因此，从经济利益的结构看，真正大规模的贸易战是打不起來的。但小规模的摩擦难以消除。例如，在“政治面子”问题上，互相搏弈，你來我往，让对手有所顾忌。除非像最近中日在钓鱼台“撞船事件”上争拗，兩国可能因“政治因素”而不惜牺牲经济利益，但这毕竟不是“常态”。一些得益比较大的国家，需要理解得益比较少国家的处境，从而作出相应调整，使对手不致走向极端，避免兩败俱伤的不理性后果。中美合作共同解决兩国的贸易失衡，维护“互利”的格局，不仅符合中美兩国的利益，也是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