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中国引领国际金融新秩序

信息来自：http://opinion.caixin.com/ 财新网 · 作者：专栏作家彭兴韵 · 日期：08-10-2016

2015-03-31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翻开国际金融体系新的一页。自有全球贸易以来，国际金融体系一直在随全球经济格局的更迭或起伏或变革。大英帝国相对衰落和美国崛起，使美元取代英镑引领国际金融新时代；如今，随着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形成和巩固，以美元为主导、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宰的国际金融秩序，芳华渐退。当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等，纷纷要求加入亚投行，这个本已有涟漪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湖面掀起轩然大波。旧的国际金融秩序再难平静，它不得不调整心态，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要迎接亚投行带来的国际金融体系新变化、新秩序。

　　亚投行，并不单是亚洲人的事。英国率先置美国的劝告于不顾，决然地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英国的举动，尤如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老牌西方强国纷纷效尤。G7成员国过半加入亚投行，表明传统西方强国对待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崛起的态度出现明显分化，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旧秩序裂痕愈深愈宽。美国一直在国际事务中以“老大”自居，桀骜不驯，面对其欧洲盟友青睐于亚投行，五味杂陈，浑身不自在。2014年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断言，美国还将引领世界100年；他还在2015年的国情咨文中妄言，美国而不是中国才是亚太规则的制定者。奥巴马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国际金融乃至全球事务不再以某一个国家为轴心，更不会以奥氏的愿望为转移，不管承认与否，这都将是无法改变国际金融秩序的新常态。

　　在已有诸多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下，习近平总书记振臂一呼，群起响应，为何？

　　当然首先是这一伟大的战略构想顺应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进步潮流，几十年运转中的旧体系，积蔽日深，人心思变。“二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形成了以IMF、世界银行为机构代表的美元主导国际金融秩序。但是，随着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这一国际金融秩序似乎无法适应全球经济的新常态，因此，在许多国际金融事务中，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IMF，常常力不从心，并没能很好地完成当初成立时所设定的使命。这本身就暴露了原有国际金融秩序及其治理机制存在重大缺陷。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外围国家通过地区机制重塑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影响最大的如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努力、亚洲金融危机后各国寻求国际金融新机制，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如亚洲多边外汇储备和金砖银行），减少危机时对以IMF为首的国际金融组织流动性救助的依赖。多边外汇储备库、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是以亚洲为中心的三位一体国际金融治理新机制。在改革IMF和世行等国际金融机构难以达成共识、举步维艰之际，其他国家绕开美国的羁绊，另起炉灶，达到对国际金融体系增量改革的目的，不仅务实，而且行之有效。

　　其次，亚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一个洲，但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极大。这其中既有制度、文化、宗教和传统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也与国家间的地理分割性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亚洲地区对基础设施存在巨大的投资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内部基础设施投资就需要8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3000亿美元。对巨大的基础设施投入，某些国家力有不逮；原有的多边机构又鞭长莫及。但在保持制度、文化多样化的前提下，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会打通亚洲各国间经济、文化往来的“经络”。这不仅有助于促进亚洲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也有助于亚洲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大陆经济更深入的融合。

　　第三，亚洲地区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剩余，但对储备的配置长期依赖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常项目顺差和官方资本流出，支持了美国的低利率和经济复苏，但美国却坚定地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及美国次贷危机，是亚洲地区高储蓄的结果，因此，它要求亚洲承担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储备加大了储备管理的难度，收益极其低下，还有贬值的风险，在国内压力也不断上升。更何况，亚洲地区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储蓄剩余配置的重心，部分地移向亚洲，反映了全球改变储蓄剩余配置的集体努力。这正是亚投行所担负的一项重要使命。

　　第四，中国积极地参与解决欧洲债务危机，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欧洲国家对中国原有的一些偏见，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秉持的价值观、基本原则立场和灵活性，逐渐得到了诸多欧洲国家的认同。中国不仅大量援助落后的非洲国家，帮助他们兴建大量基础设施，而且发达的欧洲国家有困难、烦恼之时，也施以慷慨援手。乃至过去几年里，默克尔成了中国的常客，让他们感受了中国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相反，在欧债危机中，美国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隔岸观火。欧洲国家以切肤之痛体会到，只有拥抱中国的崛起，才能更好地共同应对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棘手问题，这是对自己的未来投资。

　　亚投行的全球影响无疑是多方位的。除了直接有助于全球更完善、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间接有助于其资本所到之年的减贫外，其附带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将极大地重塑全球金融新秩序，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崭露头角。明确地说，亚投行的设立表明，中国已从过去的全球化事务的参与者，跃身为全球化事务的引领者和规则的积极制定者，国际金融体系多方博弈的力量对比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中国倡议亚投行并无半点假公济私，但它无疑会是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契机，也是让世界更理性、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一个窗口，是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小试牛刀。西方有人质疑和担心，中国可能采取过低环保标准，大量输出资本导致环境恶化、加剧不平等。殊不知，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以来，在政府治理方面，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力度之大，成效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标本兼治，双管齐下，努力建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府治理新体系；在经济方面，强调在符合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符合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和符合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中，从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实现中国经济的华丽转型和升级。己不所欲，勿施于人。那种持有上述偏见的人，不是对此无知，就是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填塞了耳朵。事实上，亚投行的三个构想目标——机构精简、廉洁和绿色——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理想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是环境友好型的廉治金融。

　　中国反复重申，亚投行与已有的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这恰恰表明，原有多边机构的设计、功能定位上存有重大缺陷，面对全球发展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它们鞭长莫及。功能的互补性，注定亚投行不会取代已有的多边机构，但它也决不是原有多边际机构的附属物，更不是简单的拾遗补缺。进一步地，亚投行的开放、包容性，为它植入了将来演变成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基因，其触角所及，将可能不囿于亚洲，甚至未来有一天，你在美国旅行，畅通而平坦的高速公路，都是赖于它的融资而翻新的。

　　亚投行的诞生，将改写国际金融新秩序。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为亚洲博鳌体系。

　　作者为第一创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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