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债务危机凸现经济结构失衡
信息来自：上海金融报 · 作者： · 日期：26-07-2016
2010-03-26
每一次危机都是对经济失衡的一次强制的校正。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为何愈演愈烈有着极其复杂的内在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根本上讲，欧盟债务危机是自身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集中释放，是由外部危机和长期内部失衡的累积、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矛盾、债务结构以及高福利政策等引发的“经济模式危机”。
首先，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暴露出欧元体系深层次的体制性缺陷———“最优货币区”理论下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二元矛盾。长期以来，欧元区在经济方面将货币政策交给欧洲央行，这是一个硬约束；同时，依靠《稳定与增长公约》来监管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这是一个软约束。从主权国家的角度来说，财政政策的自主权对其管理和调节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欧盟原本是希望通过各国的财政自律，来实现经济平衡。但在宏观层面上，欧元区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干扰了统一货币政策的运作。在货币联盟条件下，一直以来各成员国都有一种内在的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因为，成员国财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这既有利于政府征得民众意愿，同时又可以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归于欧洲央行。这就使财政赤字的扩大对各国更具有诱惑力。
其次，主权债务危机凸显欧盟内部经济结构长期发展失衡。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结构和金融周期不一致。金融危机暴露并放大了欧盟成员国各自经济结构的缺陷，例如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过于依赖消费，公共财政较弱，有赖于外来资本以弥补其低储蓄，中东欧国家过高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外债以及德国对出口的过度依赖等。自欧元区成立以来，欧元区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宏观失衡日益显现。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报告，德国是欧元区几个大国中唯一竞争力出现上升的国家，与之相比，包括欧元区三个大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希腊和葡萄牙却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和贸易赤字严重恶化。
第三，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希腊等国家过于依赖受危机影响严重的周期性产业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冰岛主要依靠金融业；希腊国民经济高度依赖于农业、海运业和旅游业，其中农业产值和旅游业收入分别占GDP的比重12%和17%。2009年前8个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希腊旅游收入同比下降13.3%，船运业收入下跌得更为严重，达到31.3%，农产品(12.530,-0.09,-0.71%)出口也显著下滑。这些因素导致希腊2009年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当年失业率达到9.7%。资本账户项下，流入希腊的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2006年、2007年、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仅分别占当年GDP的2%、0.7%和1.3%，2009年前8个月也仅占同期GDP的1.3%。迪拜发生债务危机后，国际资本从希腊撤离的迹象明显，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降低希腊主权评级进一步增加了希腊对外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使希腊财政收支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
第四，从一定程度上讲，西欧债务危机也受前期东欧债务危机所累。在欧盟内部：由于各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低收入国家如东欧、巴尔干半岛以及葡萄牙等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且缺乏金融资本，自然成为资本的净流入国，即债务国；而德国、法国欧元区主要经济体以及荷兰、比利时等高福利国家的资本富裕但劳动力成本较高，自然是资本的输出者，即成为债权国。在社会结构和资本需求上，西欧与东欧国家资源、劳动力丰富、价格低廉，而资本短缺形成了互补。具有高报酬率的东欧新兴市场成为日具吸引力的投资洼地，资本高回报率为进入后工业化的西欧提供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西欧的资本也极大推动了东欧经济的繁荣。
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彻底打破了东欧与西欧的经济关系，资产大幅缩水的西欧银行纷纷收紧银根，对包括东欧在内的信贷骤然减少，复苏乏力的西欧国家越来越难以振兴经济并承担债务，被一体化势头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充分暴露出来。
最后，高福利的社会结构使政府不堪重负。二战以后，欧洲基本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教育、住房、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殡葬补助等各类福利制度。特别是金融危机后，长期财政偿付能力使一些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更加不堪重负。仅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预计到2017-2018年，老龄化每年带来的额外成本将达到GDP的1.6%。增加的相关开支相当于为国债负债率上升37%偿付利息。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预计将使国债负债率上升29个百分点。因此债务危机使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政府福利开支超过财政收入的入不敷出局面。这一危机终于在福利主义强盛而政府开支缺乏自制的希腊，首先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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