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分析

作者：龙丹导师：张启春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

摘要：什么是经济转型?就中国的改革模式或改革目标而言,就是要逐步完成从基于行政性配置资源、国家控制产权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配置资源的、产权多元化经济体制的过渡。这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更是经济体制、经济机制转换和经济政策大调整的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几乎与转型任务的完成,与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变动、体制变革、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等都紧密相关的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取向,更是一个带有关键性意义的核心问题。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确定适宜的财政目标,采取有效的财政手段,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全文共分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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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4-5
• Abstract5-10
• 1. 引言10-16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的意义10-11
• 1.2 相关文献综述11-14
• 1.2.1 国内研究综述11-12
• 1.2.2 国外研究综述12-14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14-16
• 2. 经济转型与财政政策概述16-23
• 2.1 经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要求16-18
• 2.1.1 经济转型的内涵16
• 2.1.2 经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基本要求16-18
• 2.2 经济转型时期财政宏观调控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18-20
• 2.2.1 经济社会结构不合理18-19
• 2.2.2 市场体系不完善19-20
• 2.2.3 财政调控手段缺乏20
• 2.2.4 面临转型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风险20
• 2.3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20-23
• 2.3.1 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具有更重要的地位20-21
• 2.3.2 财政政策能够发挥维护经济稳定的作用21
• 2.3.3 财政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21-23
• 3. 转型期财政政策实践之一—紧缩的财政政策23-31
• 3.1 紧缩财政政策的简要回顾23-26
• 3.1.1 1978～1983年:以紧缩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23-24
• 3.1.2 1984～1991年:以财政金融双紧与治理整顿为主24-25
• 3.1.3 1992～1997年:以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25-26
• 3.2 紧缩财政政策的总效应—形成了政策周期26-28
• 3.2.1 1978～1981年的“放→热→收→冷”26
• 3.2.2 1982～1986年的“放→热→收→冷”26-27
• 3.2.3 1987～1990年的“放→热→收→冷”27
• 3.2.4 1991～1997年的“放→热→收→冷”27-28
• 3.3 政策周期产生的原因分析及其经验教训28-31
• 3.3.1 政策周期形成的宏观与微观基础28
• 3.3.2 政策周期的形成机理28-29
• 3.3.3 政府在政策周期形成中起了主宰作用29-30
• 3.3.4 经验教训是转变政府职能是发挥政策作用的基础30-31
• 4. 转型期财政政策实践之二—积极的财政政策31-41
• 4.1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分析31-34
• 4.1.1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运行背景31-32
• 4.1.2 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32-34
• 4.2 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34-39
• 4.2.1 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增长的拉动效应34-35
• 4.2.2 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增长的拉动效应35-37
• 4.2.3 积极财政政策对出口贸易增长的拉动效应37-39
• 4.3 积极财政政策不可持续性分析39-41
• 4.3.1 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39
• 4.3.2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的有限性39-40
• 4.3.3 目前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弱化40-41
• 5. 转型期财政政策实践之三—稳健的财政政策41-48
• 5.1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分析41-43
• 5.1.1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目标基本实现41
• 5.1.2 财政政策中的松紧关系在调整，财政支出的扩张性在淡化41-42
• 5.1.3 财政政策的政策目标开始转换42-43
• 5.2 稳健财政政策的科学内涵43-45
• 5.2.1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43-44
• 5.2.2 稳健财政政策的三重内涵44-45
• 5.3 稳健财政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内部调整45-48
• 5.3.1 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45
• 5.3.2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45
• 5.3.3 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45-46
• 5.3.4 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启动民间资本46
• 5.3.5 加大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46
• 5.3.6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46-48
• 6. 结语48-52
• 6.1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48-49
• 6.2 实现短期和中长期财政政策目标的政策运作方式有所不同49-50
• 6.3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50
• 6.4 公共
• 财政是转型时期财政运行模式的合理选择50-52
• 参考文献52-55
• 致谢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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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研究

作者：王永哲导师：王伯安
来源：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2004年

摘要：目前，在由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出了新的内容与特点，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正逐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性资源配置方式，政府职能范围及其作用方式正发生着重大转变，政府呈现出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相分离的特征等。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必然导致以社会权力中心(在当前情况下表现为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财政的职能在这一经济转型时期相应地表现出其特殊性。本文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分析财政以及财政职能的基本理论问题入手，并介绍了中国的政府职能自建国以来的发展变化和现状，以及在未来完善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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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7-15
• 1 三职能观7-10
• 2 四职能观10-11
• 3 “一带三”以及其他观点11-12
• 4 当代西方的“功能财政”理论12-13
• 5 小结13-15
• 第1章对于财政及财政职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15-23
• 1.1 几种关于财政本质问题认识的代表性观点15-17
• 1.2 财政本质的最抽象表述:以社会权力中心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17-18
• 1.3 构成完整的“财政分配活动”的四个基本要素18-20
• 1.4 财政职能内涵的界定20-23
• 第2章经济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定位23-34
• 2.1 国家的属性和职能23-24
• 2.2 国家与政府的关系24-25
• 2.3 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25-27
• 2.4 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探索过程分析27-30
• 2.5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框架构想30-34
• 第3章当前中国的双元财政模式--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34-55
• 3.1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双元财政模式的形成34-38
• 3.2 公共财政: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视角38-45
• 3.3 国有资产财政: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有财政模式45-51
• 3.4 两种财政模式的区别51-55
• 第4章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职能分析55-68
• 4.1 从财政本质角度分析财政职能55-58
• 4.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与完善时期的财政特殊职能分析58-68
• 结论68-69
• 参考文献69-72
• 致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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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武汉市用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发布时间：2015-07-16　来源：武汉市财政局　阅读次数：26 

2015年上半年，武汉市财税部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围绕做大经济总量、加快产业升级，积极落实武汉市经济总量“万亿倍增”的战略决策，大力支持经济稳增长、调结构，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线的创新驱动引领下实现转型发展。

一是创新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引导作用，出台《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实施办法》，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规模，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总规模达332.5亿元，吸引社会投资532.4亿元；全面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拨付资金2.99亿元，推进科技研发、科技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通过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使基金，促进科技和金融融合，支持初创期科技企业和大学生、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二是大力支持新兴服务业发展。在支持传统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新兴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围绕现代服务业及电子商务扶持项目26个，支持流通企业以规范化管理、规模化经营和标准化服务为核心，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及核心竞争力，支持物流配送中心的建设，推动“第三方物流”的发展；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加快流通企业信息化建设，探索传统产业与电子商务相结合的模式；支持现代生活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加快市场化、社会化步伐，打破市场分割，促进竞争合作。

三是着力优化小微企业发展环境。不断加大对民营中小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拨付资金3.37亿元，继续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新56条”等政策措施，重点支持民营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促进民营中小企业规模化集聚化发展。贯彻落实国务院出台的新一轮减费降税政策，取消42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降低小微企业负担。

 

 

 

9、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一季度)在京召开

[2015-07-28]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5年第一季度)”于3月29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杰做题为“财政困局下经济结构调整路径的再定位” 的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书记刘尚希，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将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的主持下，共同探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作会后总结。

本次报告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财政困局的具体表现，第二部分是经济调整路径对未来财政的影响，第三部分是财政困局下结构调整路径再定位及政策取向。第四部分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财政变革。

报告指出，始于1994年的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不容忽视，也不可低估。然而，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为主的财政体制各种弊端逐步凸显出来，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式发展模式和既得利益格局成为阻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因此，通过全面推进市场主导型的调整路径，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边界和对称性，就能逐步改革和消除中央和地方分税制不适应性和负面作用，从而为财政体制的全面调整和改革营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就中国当前的现实国情来看，全面推进市场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路径，可能已经成为倒逼中国财政体制调整与改革的最为基础、也是最为核心的手段之一。

郭杰在报告时指出，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日本在不同经济转型时期政策与经济增长状况的分析，我们发现在经济转型时期财政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1、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2、放松政府管制是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3、促进私人投资和消费是财政政策的核心；4、发挥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产业政策定位于市场失灵；5、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时避免政府过度负债。

“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体制变革的根本在于确定一个最优的可持续的分权模式，基本思路和总体方向也明确为：适当下方财权、上移事权，控制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形成收支责任更为匹配的分权格局。改革实践中，中央政府可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遵循如下两个基本原则。”郭杰表示。

一是改革方面的整体性与改革次序的合理性相结合。在整体规划改革总体方案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改革次序，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以此为依据，结合我国财政收入体系建设，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最后依据财权与事权的划分以及地区间财力差异合理确定财政转移支付的总体规模。

二是制度安排上的统一性与具体措施的差异性相结合，在确保制度安排统一性的基础上，依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官员整体素质的差异性，适度采取差别化的事权划分方法，对经济发达地区可考虑赋予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应适当集权。

 

 

 

10、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

2015-08-10 09:15   来源：中商交农业网    

内容摘要：每逢中国经济出现波动之时，唱衰中国的声音便不绝于耳，但每次都失败，中国经济表现了极强的韧性。

 

每逢中国经济出现波动之时，唱衰中国的声音便不绝于耳，但每次都失败，中国经济表现了极强的韧性。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至7%，创下六年以来的新低。于是，这些唱衰的观点再度有了市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危机四伏，处于崩溃边缘。

诚然，在海内外经济环境复杂的情况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面临不少挑战。例如，海外方面，美元走强与加息预期出现，希腊债务问题重现，以及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资本流出风险等等;国内方面，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关键阶段，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很难保持以往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

正因如此，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经济取得中高速增长已实属不易。且考虑到这一增速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较高水平，笔者认为，现阶段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保持高度关注，并做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应对是必要的，但过度悲观的情绪其实大可不必。

实际上，目前看空中国的几大因素并不新鲜，其恰恰是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中国需要迫切面对与重点攻克的难题。而若要做到积极应对，防范风险，未来一段时间，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与全方面改革的协调推进均必不可少。

例如，对于债务风险，根据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约150万亿，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其中，结构性问题显著，即居民债务与中央政府债务较低，无需过于担忧，但地方政府债务与企业债务率持续攀高，需要警惕。

在笔者看来，困境也清晰地指示出了化解方向：即一方面，需要通过支持创新、推广PPP、并结合“一带一路”、互联网+、制造业2025等改革，帮助企业恢复盈利，同时配合以宽货币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企业缓解高杠杆压力;而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财税改革相结合的方式，缓解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推而广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配合以全方位改革的协调推进是应对经济下行风险，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不二法门。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的诸多措施已经体现了上述思路，如多次降准降息、盘活财政存款、加速基建投资、简化行政审批、积极推动制造业2025、“一带一路”、财税改革、京津冀一体化等全方位改革，正是考虑到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双向推进。

笔者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有可能企稳回升。而基本面向好有助于稳定预期，形成良性循环，亦是回应看空的最有力方式。

 

 

 

11、加大力度扶持龙头企业

2015-08-10 09:16   来源：本溪市农村经济委员会    

内容摘要：按照两个报告精神，市农委结合本溪市农业工作现状，全面贯彻全会“抓落实”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

 

按照两个报告精神，市农委结合本溪市农业工作现状，全面贯彻全会“抓落实”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就如何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本溪现代农业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落实“药都全域化”思路，推进“北药本溪”建设。

抓住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机遇，实现药都产业升级，推进药都全域化。开展北药资源保护与开发工程，加强中药材新品种培育，确保北药产业可持续发展。开展GAP基地建设工程，加强重要中药材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关键技术研究，建设道地中药材示范基地，提高生产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开展产品精深加工及品牌建设工程，从传统药物向保健品、生物药品、功能食品方向扩展;从普通中成药向药膳、药茶、药酒、药浴方向扩展，推出本溪新、奇、特、高、精、尖的中药品牌。开展养生药膳保健药材工程，将中药材与枫都旅游、温泉保健药膳洗浴、农家乐休闲对接，加强中药材药膳开发，推广药食同源，推出药膳食谱，实行药旅联动。

落实“小农业大文章”思路，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根据本溪市资源优势，以“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等项目为依托，继续发展食用菌、山野菜、果树等优势特色产业。打造六个特色农业经济区，即：以黑木耳、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产业经济区;以刺龙芽、大叶芹为主的山野菜产业经济区;以山葡萄、冰葡萄为主的葡萄产业经济区;以大榛子为主的干坚果产业经济区;以草莓、蓝莓、西甜瓜、番茄为主的设施果蔬产业经济区;以小杂粮、水稻为主的优质米产业经济区。

落实“三个产业融合”思路，发展休闲观光农业。

充分整合本溪旅游和特色农业的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努力培育一批地域特色明显，乡土文化浓郁，田园风光优美的休闲农业示范景区，打造一批有影响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观光带，通过全域景观化和全域精品化发展，把本溪建设成为魅力四射的中国北方休闲农业精品城。

落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思路，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加大力度扶持龙头企业，强强联合，发展精深加工，让农民分享更多附加值。通过发展农产品出口示范区建设，全力开展农产品出口工作。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大力推进龙头企业品牌建设，不断提高产品知名度。大力推进互联网+农业，加速线下、线上农业相结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12、中国经济转型期存在五大风险财政政策或发挥积极作用

时间：2015-01-28 

如果说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是2014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旋律，那么防风险则是今年经济工作的和声，如影随形。除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化解过剩产能所引发的金融风险逐渐暴露，房地产资金链风险应高度警惕。另外，影子银行风险和流动性错配的结构性风险也依然不可忽视。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一旦某个领域风险集中爆发，就可能对中国经济走向造成影响，甚至阻碍正在或将要推进的各项改革。以改革化解风险仍会是下半年主要路径。同时，在化解风险过程中，不仅货币当局应增加资金供给，还需要地方财政给予更多支持，更多细化组合拳政策值得期待。

隐雷：经济转型期存在五大风险点

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压力较大，改革面临两难，其中不可忽视一些潜在的风险点。6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当前金融领域有五大风险点，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市场“拐点”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第二大风险是区域性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较为突出。2014年我国到期需偿还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21.89%，是偿债压力最重的一年。第三大风险是产能过剩领域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我国39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去产能过程”可能形成银行不良贷款并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第四是影子银行中的金融风险。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超过了G D P的40%。影子银行运作不规范、缺乏透明度给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第五则是流动性错配的结构性风险，流动性总量过多和实体经济融资贵并存。

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务院关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稳中有忧，稳中有险，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部分领域或地区的金融风险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部分企业债务率过高、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不良贷款上升、高收益理财产品兑付违约风险上升、金融业网络和信息安全存在隐患等。”

《报告》尤其提到“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对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和钢贸等重点风险领域和不良贷款快速上升地区的风险排查，做好风险防控预案。”

在过去几年，资金逐利促使金融资源大量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一些产能过剩的制造业倾斜，直到进入经济下行期，伴随着转型压力，风险开始暴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分析认为“高额的借贷成本将那些无力提供高回报率的低风险企业挤出市场。同时，那些以为房价会持续上涨的地产开发商们已从影子银行借了很多钱，但现在还贷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资金引发的问题，都导致改革中的风险点开始爆发。

重点：房地产资金链风险尤需警惕

上半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房企因资金周转问题造成的倒闭现象开始出现。实际上，今年以来，处于下行周期的房地产行业资金链风险被金融机构和监管层高度警惕，因此，银行在对开发商强化前期的名单制管理外，还加强了对重点地区和领域的监控，尤其是对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这些不同承受能力的市场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异化信贷投放政策。更有不少地方银监局都给银行房地产信贷投放划上“警戒线”，有的要求占总体信贷投放比例不超过20%。

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和其他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贷款总额占各项贷款37.2%，房地产市场波动将使银行接近四成的资产承受风险。

除了银行贷款外，对于房地产这类能够承受高融资成本的行业而言，通过信托等渠道进行融资也不在少数，但是，从2013年起被媒体陆续曝光的11件信托兑付风险事件中，涉及房地产信托的最多，达到了10起，涉及的信托公司有8家。进入2014年，房地产信托违约事件也是频繁上演。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房地产信托到期量约6335亿元;同时，今年以来提前终止或兑付的信托产品中，房地产信托达28支，规模达62亿元，意在暂时规避信用风险。面对风险隐患，目前，不少信托公司都在主动缩减房地产信托发行数量以求软着陆。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认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金融业重要的业务领域。但是，确实我们应该看到，如果一个经济体对房地产的产业依赖过重，如果金融业对房地产的风险贷款暴露过多，一旦房地产出现问题，可能会对整个经济甚至对中国整个金融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过去的金融危机当中，有很多都是因为房地产泡沫最后破灭，给经济金融造成重大的破坏。”

症结：经济结构不合理日渐凸显

然而，依靠房地产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现状还难以改变，据宏源证券测算，如果今年房产投资增速回落至15%，那么很可能将G D P下拉到6.9%这一水平。与房地产相关的建筑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运仓储行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都将在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房地产风险已成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难题。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一旦房价急速下跌，债务违约将不可避免。由于很大一部分影子银行的资金是正规银行通过各种手段放出去的，这很有可能导致金融行业的连锁反应。”姚洋指出。

近年来，逐利资金的“击鼓传花”游戏推高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也让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占据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多位业内专家认为，中国钱最多也最贵，正是因为融资链条被拉长，在经济下行期，债务风险将因为资金期限错配而逐渐暴露，金融机构“去杠杆”压力和增加资金投放难以平衡。

同时，据《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受当年互保、联保借贷模式的影响，如今置身于互保链风险中的企业，资金链也大都难以为继，背负巨额债务的企业拖累为其担保的企业，这种状况屡见不鲜。尽管地方政府已出手化解危机，但也正因债务违约蔓延，不少原本能维持经营甚至有一定发展的企业都被迫关门，这种风险还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下去。

“产能过剩行业信贷投放普遍压缩。在经济下行期，经营状况平稳的企业尤其是民企，都不再主动接订单，因此对银行贷款需求量不大，而一些负债率高的企业，银行又会谨慎放贷。所以，虽然银行资金充裕但很难找到能投放贷款的好项目。”银行从业人士普遍有类似的感受。

对策：财政政策有望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二季度，定向微调政策已经启动，包括引导资金向小微“三农”行业倾斜。这表明，政府正在尝试通过政策引导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在财政方面，上海、浙江、深圳等10个省市启动地方政府发债“自发自还”试点，对债券进行“三六九等”信用评级等。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将研究赋予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融资权限，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政府预算统一管理。”

不过，从《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一些改革措施和政策尚未细化，因此地方操作上存在困难“地方债风险集中地区并非省级政府融资平台，而是地市级和县级，但由于财政针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政策没有细化，所以地方融资平台化解债务风险的压力实则高于市场预期。”东部地区某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层透露。

业内普遍认为，今年，应该有更多的地方财政支持来化解风险，同时缓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矛盾。在浙江台州地区，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促进当地机械制造业企业转型，包括鼓励购买升级高端机械设备，以及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和销售的投入。

市场期待财政金融的政策组合拳。同时，业内判断，在今年下半年，影子银行风险将逐步得到化解，与之相伴的是，还有可能出现一些债务违约状况。产能过剩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将在经济转型期间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而房地产行业资金链风险则将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不断被重新审视，最终将在整个改革的大背景下，让中国经济增长摆脱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

 

 

 

13、经济转型期的三个经济增长点（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5-03-06

3月5日上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李克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亮点是提出2015年的GDP增速目标为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这一方面适应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大态势，另一方面强调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防止经济增速在短时间内过快下滑。

“我觉得应该把经济转型分成上、下半场。过去四五年基本上是上半场，主要解决的是对经济减速的认识问题。”刘世锦分析，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就是经济转型的下半场，下半场的重点要防止经济在短时间内过快下滑。

刘世锦对未来宏观经济形势保持乐观，认为以改革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中国即将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机遇”。

重点防止经济在短时间内过快下滑

《21世纪》：你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

刘世锦：最大的特点还是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政府工作报告》释放的重要信号比较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点是“稳中有进”的工作总结。去年GDP的增长速度是7.4%，这和5年前、10年前相比很低，但需要认识到的是现在已不是高速增长期，而是处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转换期是增长动力的一个转换，且发生在矛盾和问题特别多的时期，国外的不少大的经济体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甚至出现金融危机，而我们能够稳定增长，且经济运行的质量有所提高，特别是经济转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非常不容易。总理报告中有很多数据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点是2015年的经济指标，特别是GDP增长速度是7%，比去年下调。这里我稍微解读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新常态了，增长速度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经常有人问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首先还是要问“对还是不对”。我认为，这是对的。科学发展首先是要尊重和顺应规律，所以经济增速转换的趋势我们只能顺应。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增长速度可能过高，另一种是短时间内过快地下滑。

我觉得应该把经济转型分成上、下半场。过去四五年基本上是上半场，主要是认识问题。因为很多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后，认为这是一个短期、周期性的减速，不认为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会减速，所以它们还是想把数字调到过去的增长水平，但是几年的实践下来以后发现，经济规律还是要尊重的。

从去年10月份以后到目前为止，经济下行压力还是相当大的。随着人们预期的改变，有些人会变得比较悲观，同时经济运行可能导致经济过快下滑的因素也会叠加。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就是经济转型的下半场，下半场的重点要防止经济在短时间内过快下滑。

所以，7%的增速一方面适应了增长阶段转换的大态势，另一方面，面对可能出现经济下滑的态势时强调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这两者之间要找到一定的平衡点。

第三点，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培育与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最重要的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这些内容的核心是怎么改政府和怎么放市场，本质上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转型期财政政策更为有效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将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刘世锦：在经济转型期，货币政策相当重要。但是宏观调控要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分开，以最近讨论比较多的“通缩”这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

2015年1月，CPI增长0.8%，PPI同比下降4.3%，其中PPI已经连续第35个月为负值，创下五年新低。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通缩，但是这与美国等成熟经济体由于货币供应量不足从而导致需求不足产生的通缩不同。我们的所谓“通缩”是过去高速增长形成过多产能后面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调整出现的价格下降，属于非典型通缩或者说结构性通缩。

因此，通过货币政策不解决这个问题。刺激政策中“降息降准”的作用有限，充其量起到短期内改善预期的作用，但是新增资金会进入股市，不会流向实体经济。

在经济转型期，为了防止在短期之内经济发展速度下滑过快，我认为真正有效的调控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扩大终端需求，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近期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但是原有增长动力中基础设施这块很大的需求不是没有了，也还是相当大，比如房地产。它只不过是过了历史需求峰值，这意味着它没有以前的增长速度高了，但是次高的速度还是有的。而在美国、日本这些成熟的经济体，房地产基本是一种替换性的增长，老房子不行了换一个新房子。在历史峰值需求和替换性需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过渡带，我们现在处在这个过渡带，要把这部分需求稳住，这就需要财政政策的刺激。

同时，一些重要的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具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还需要财政政策的投入，或者说财政政策要发挥一定带动作用的投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讲了一些新项目，把这些项目带起来，对稳增长有一定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财政刺激政策关键在于要提高投资的效率及精准度，这对政府而言也是一个挑战。同时也可能引出一些问题：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加剧已有的财政金融风险；延缓过剩产业调整进程等。因此，刺激政策的适时适度至为重要。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创新和完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刘世锦：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地方的债务要进行系统地清理，拨乱反正，把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建立起来，一方面有多少直接和间接负债，另一方面有多少资产，比如国有企业、土地等其他资产。我们要分析哪些东西可变现，实际的价值有多少。各地政府都要有一张准确、清晰的资产负债表，在此基础上重新分析，获得新的重新投资可能。

未来的三个经济增长点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你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哪些经济增长点？

刘世锦：首先是加快推进基础和垄断性领域改革，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和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和门槛，允许民营资本以独资或者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形成行业内竞争的新局面。这叫放开一块。

其次，要提升一块，即提升生产率。我们相当多的企业达不到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同样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能否达到行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达到了平均水平，你才有生存的可能性。国际上现在讲的“最佳实践”，就是标杆企业。如果我们有相当比例的企业达到或者接近“最佳实践”，我们提升生产率潜力更大，比如到日本去买马桶盖和电饭煲，那些东西中国做不了吗？实际上我们做得了，只是现在差了那么一点火候。

第三，创新一块。最近讲得最多的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契机很大，这个契机与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撞在一起了，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在中国，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推广开之后，就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容量，这是中国独特的优势。（记者王尔德统筹周虎城、赵杨） 

责任编辑：郭晓婷

 

 

 

 14、财政政策与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赵云旗  时间：2010-10-05

财政政策与中国经济转型

作者：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赵云旗  时间：2010-10-05   浏览次数：0 次

所谓中国经济转型，就是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①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遭受到停产和倒闭的威胁，严峻的形势不能不对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的发展进行一番审视。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果三者之间不能保持协调，经济就不会保持持续协调发展，出现通货膨胀或内需不足等问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是公共财政的重要职能之一，财政要在经济转型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特点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投资、消费、出口三者所占主要比重进行划分，计划经济时期属于“投入拉动型”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属于“投入型＋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投入拉动型”经济。

所谓投入拉动型经济，就是把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特征就是以经济建设投资为主，最大限度地压缩消费。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下，难以利用外资和出口产品，只能在封闭的国际条件下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由于经济衰退和财力有限，不得不采取集中财力办大事的方针，一方面尽力扩大经济建设投资，另一方面减少消费投入，从而形成了“投入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年），经济建设投入在财政支出中占据第一位。基本建设投入86.21亿元，占总支出的23.5%。预算内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66.3亿元，按当时的比价，相当于4.639万两黄金，23亿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开始，经济建设投资占财政总支出从1952年的41.6%提高到1957年的53.6%，基本建设投资588.47亿元，占总支出的44.56%。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由于大干快上，基本建设投资急剧扩大。1958～1960年基本建设投资达1007.41亿元，比“一五”时期5年总投资还多出418.94亿元。为了满足基本建设投资，不断提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比重，3年中积累由“一五”时期的平均24.2%迅速提高到1958年的33.9%，1959年的43.9%，1960年的39.6%。3年积累总额达到1438亿元，比“一五”时期全部积累总额999亿元增加44%，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程度。一直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投资的规模才开始收缩，积累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例，由1959年的43.8%下降到1963年的17.5%。1965年又回升到27.1%，“文革”的十年间，基本建设投资又大幅度增长。1969年从调整时期的30.1%提高到39.2%，1970年高达45.9%。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支出始终占居首位，各时期所占比重如表1所示。

 

表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2005年第345页。

 

表1显示，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最高时达到66.64%，大部分时期在50%～60%之间，由此可知，社会、文教、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和其他支出的总额只占50%左右，那么用于消费的支出可想而知，这说明计划经济时期基本上是一种“投入拉动型”的经济。

为了加大投入，不断提高积累，压缩消费，造成全国消费水平低下。特别是“大跃进”时期，投入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1960年与1957年相比，平均每人消费量的下降幅度，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63.62公斤，下降19.4%；猪肉由5.08公斤降到1.53公斤，下降69.9%，食油下降23%，棉布从8米下降到不足7米。直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随着投入的缩减，消费才略有改变，全国人均消费水平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57年为102元，1962年是117元，按195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是下降的。为了提高消费水平，1963年国家财政用11亿元提高部分职工的工资。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开始上升，1965年每人125元，比1957年的102元增加了23元。但总的消费水平仍然偏低，1965年全国每人平均的粮食、食油和棉布的消费量，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但不久，又进入“文革”时期，随着投入规模不断扩张，投资和消费的差距不断加大。“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四五”时期上升到33%，其中1971年达到34.1%。这一时期在人口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如此高的积累率必然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大大下降。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1976年只有125元，比1966年的106元只增加了19元，平均每年增加1.7元；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636元下降到605元。文教卫生事业费所占比重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从经济调整时期的10.5%下降到“四五”时期的8.7%。人称计划经济30年是“穷过渡”，生动地反映了社会消费水平的低下。

（二）改革开放后“投入型+外向型”经济。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由此进入了经济建设的第二个高潮。国家不仅加大内资投入的规模和力度，而且大量引入外资投入经济建设。同时，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深入，国家为了增加外汇收入，积极发展外贸出口。因此，在这一时期，投入的力度没有减弱，外贸经济又异军突起，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从而形成“投入型＋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1.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引擎——投入。在这一时期，投入仍然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主力首先是各级政府，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政府仍然是主要的资源配置者，中央政府的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地方政府，由于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放权让利”，打破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束缚，企业和地方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权和财力，投资冲动如脱缰之马难以控制，投资迅速和规模急剧扩张。仅政府预算内的投资，从1998年开始从几百亿元增加到上千亿元的规模，除2003年比上年有所减少外，是逐年增长的趋势，至2008年达到近8000亿元。

除政府以外，投资主力还有国家企业投资，从国内贷款的规模就可以了解到企业投资的情况，历年来自于国内贷款的投资远比政府投资多，1995年以前长期保持在几百亿元，最高达到900多亿元的规模，从1991年开始迈入千亿元的规模，1995年达到4000多亿元，2002年达到8000多亿元。从2003年开始迈进万亿元，2007年为2万亿元，2008年达到26000多亿元，如果与改革开放初1981年的122亿元相比，增长了215.75%，是1981年216倍。

外商和外资企业投资也是这一来源之一。我国从1978年开始，开放的步伐迅猛异常，1980年四大特区建立，1984年开放上海、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20世纪90年代后对外开放的范围从沿海扩大到内地，由一般加工工业扩大到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的浪潮在全国范围内经久不衰。为了加快特区的发展，吸引外商投资，中央财政与各地财政制定了多种优惠和支持政策。在众多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入迅速增加，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只有20家，合作经营企业310家，到2007年发展到286232家，2008年达到434937家，成为我国企业的半壁江山。从利用外资的数量看，也在急剧地增加，1986年开始，从以前的几十亿元，增加到百亿元，1993年达到954亿元。1994年上升到千亿元，1995～2005年基本上保持在2000亿～3000亿元，2006年达到4300多亿元，2007年达到5000多亿元，是1981年的147.53倍。以美元计算，1979～2008年，利用外资的项目661483个，金额为16616.22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659800个，金额14794.01亿美元。②

随着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投资中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远远高于政府和企业的投资。1981年预算内投资是269亿元，国内贷款是122亿元，外资投入是36亿元，自筹和其他资金就有532亿元。从1983年开始从以前的800多亿元增加到千亿元的规模，1993年达到8500多亿元，从1994年上升到万亿元的规模，1999年达到2万亿元规模，2002年达到3万亿元，2003年达到4万亿元，2006年达到9万亿元，2007年达到10万亿元，2008年为143204亿元。

可知改革开放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发展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基本方针，各种投资汇成洪流，全社会投资水涨船高。2007年前11个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8%，全国新开工项目211127个，计划总投资73584亿元，同比增长28.0%，促使经济增长的速度高达11%，是连续第五年达到10%以上的增长速度。1995～2008年，除个别年份外投资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1995～2005年长期保持在2万～8万亿元的规模，2006年进入10万亿元，2008年达到172828亿元的新高。这一时期的投入见表2。

 

表2 1995～2008年投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第169页、第173页。

 

 由此可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全国施工项目不断增加，仅以城镇50万元施工投产项目为例，1995～2002年年均施工在169163～181363个，2003～2006年年均施工项目在203215～283920个，2007～2008年年均施工项目在326204～359213个。③因此，中国的投资率也在不断上升。1978～2005年，我国投资率平均为38.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6.8个百分点，其中2005年高于21.7个百分点（如表3所示）。

表3 中国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2.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二大引擎——外贸出口。在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家财政又持续刺激外贸出口这股引擎。改革开放后，我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对外贸易的黄金时期，在出口退税、关税减免等财政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不仅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些“两头在外”的企业，产品大量出口海外，而且国内的企业（包括国企和民营企业）的产品销售重点也转向国外市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大部分成为出口商品制造基地。中国成了国际市场上电气、服装等日用品的加工厂，“中国制造”充满全球。从“六五”时期（1981～1985年）开始外贸的拉动力迅速突起，进出口贸易总额合计达到2300亿美元，年均460亿美元，比“五五”时期翻了一番。“七五”期间（1986～1990年）持续大幅增长，进出口总额仅1990年就达到1154亿美元，比1985年的696亿美元增长60%以上，其中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273.5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620.9亿美元，增长1倍多；进口总额从1985年的422.5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533.5亿美元，增长20%以上。“八五”时期（1991～1995年）进出口总额累积超过1万亿美元，比“七五”时期增长了1倍以上。直到2008年，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顺差仍达到2955亿美元，为历年最高。增长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1995～2008年进出口贸易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第724页、第54页。

 

 表4显示，1995～1999年进出口总额保持在2万多亿元，2001～2004年上升到3万～7万亿元，2005年以后上了10万多亿元的新台阶，2008年是1995年的7.7倍。出口总额从1995年的12451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100394亿元，增长了7.1倍。进口总额从1995年的11048亿元增加到2008年79526亿元，增长了6.2倍。进出口顺差从1995年的1403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0868亿元，增长了13.9倍。所以，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越来越高，1995年以后达到30%接近40%，2002年以后达到40%接近60%，2005年以后达到了60%以上。一方面显示了外贸拉动经济的威力，另一方面也潜伏着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

（三）投资型与外向型经济的特征。

投资型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投资、出口与消费的严重失调。与投资和外贸出口相比，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三引擎消费长期处于疲软乏力的状态。

计划经济时期投资与消费的悬殊是无须论证的事实。计划经济的30年，人民长期过着紧日子，一方面没有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没有消费商品，消费对经济的拉动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计划经济时期大有改善，“八五”时期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年均增长7.7%，大大高于“七五”时期3.7%的速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0.6%，比“七五”时期的3.5%高了7.1个百分点。特别是从2000年以后，我国的消费率有了明显的提高，2007年消费率达到48.80%。但和国外相比，我国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居民消费率为70%以上，印度为54.7%，中国无论同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相比，消费率都比较低（如表5所示）。

 

表5 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表5显示，1978～2005年，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消费率19.1个百分点，其中2005年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消费率竟然达到27个百分点。而且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消费率自改革开放以来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5年的51.8%，下降了10.3个百分点；而世界消费率是不断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到2005年的78.8%，增加了3.2个百分点。这样发展下去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投资+出口型”经济下，投资、出口和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从三大需求所占比重看，改革开放以来，在GDP构成中，投资需求和外贸需求的比重逐步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逐步下降。1978～2007年，我国投资率由38.2%上升到42.3%，上升了4.1个百分点；外贸需求所占比重由-0.32%上升到8.88%，外贸依存度由9.8%上升到63.3%；消费率则由62.1%下降到48.8%。从三大需求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对比看，投资需求和外贸需求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1978～200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投资需求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35%，高于GDP增长速度0.4个百分点；1981～2007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长率年均增长32.01%，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16.06个百分点；1978～2007年，消费需求增长率年均增长14.99%，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0.96个百分点。我国三大需求的比重变化详见表6。

 

表6 三大需求在GDP中所占比重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主要参考《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版。

 

从表6可知，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和外贸需求在GDP构成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却逐步下降。投资率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2007年的42.3%，上升了4.1个百分点；外贸需求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0.32%上升到2007年的8.88%，上升了9.2个百分点，外贸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2007年的63.3%；相反，消费需求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62.1%下降为2007年的48.8%。投资需求和外贸需求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如1978～200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投资需求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6.3%，高于GDP增长速度0.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年均增长32.01%，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16.06个百分点。相反，消费需求年均增长14.99%，低于同期GDP增长速度0.96个百分点。近几年投资率和消费率几乎达到了平起平坐的程度，2007年的投资率仅比消费率低6.5个百分点。

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继续表现出较强的投资拉动特征和外贸需求拉动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来表现得更加突出，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相对较弱并且呈现出不断弱化的趋势。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

二、投资型与外向型经济造成的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协调发展，是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保障，不论是投资拉动型经济还是外贸拉动型经济，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甚至造成挫折和损失。

（一）经济发展长期失调。

计划经济时期的30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农轻重”（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严重失调。由于投资以重工业为主，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长期滞后。特别是“大跃进”时期投资以钢铁为主，农业受到严重的影响，在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43.3%下降到33.4%；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从1957年的45%上升到66.6%，轻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55%下降到33.4%。由于行业经济发展失衡，导致经济效益下降，“一五”时期每百元创造的国民收入平均是32元，“大跃进”时期是-0.4元。由于这些问题的产生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30年可以说是低效益、低速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工业，农轻失调继续存在，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失修，农产品质量不高，科学技术应用滞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牢固。二是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长期偏低，所占比重2005年为31.4%，不仅低于发达国家70%的比例，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产业结构层次不高，长期停留在商业、餐饮、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上。三次产业的发展失调通过对GDP的贡献率就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如表7所示）。三是新出现的失调不断增加。在“农轻重”不协调的同时，新的不协调不断出现，如近几年出现的积累和消费的不协调、区域之间的不协调、城乡之间的不协调、国外与国内不协调等，都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

 

表7 三次产业贡献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版，第48页。

 

（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

由于外向型经济的着眼点是国外市场，产品的设计和种类都要适合国外的需要，这样一来必然忽视了国内市场，造成国内市场长期处于需求不足的状态。国内需求不足必然造成产品过剩，据工信部透露，目前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超过1亿吨，而新开工项目同比增长20%左右；水泥产能过剩近3亿吨，而在建水泥生产线超过200条，将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在建氧化铝、电解铝产能仍达560万吨和200万吨。产能过剩虽然与低水平重复建设有关，但主要是由国内消费水平率低下造成的。特别是城市低收入群体和广大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不足，限制了这部分人群在住房、交通、家用电器、普通消费品、就学等领域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影响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外向型经济与国际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国际经济形势一有变动，就会使国内经济发生剧烈的震荡。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出口大幅度下降，1998年上半年仅增长了7.6%，比1997年同期降低18.6个百分点，全年外贸几乎为零增长。1998年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绝大部分商品包括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明显出现供大于求。工业品价格指数到1998年6月已持续下降达25个月之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3月开始出现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社会投资意愿明显减弱。受其影响，我国香港恒生指数由17000点跌至8000多点，国民经济迅速陷入谷底。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冲击。外贸出口长期处于负增长，至2009年底才出现转正的迹象，但与上年同比仍然是下降的态势；许多沿海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即使勉强保留的企业也盈利极少；失业问题突出，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纷纷失业返乡，对社会安定造成很大的压力；社会消费长期低迷，造成产品过剩，物价指数下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2009年1～11月，我国累计进出口总值19640.03亿美元，同比下降17.5%。其中出口总值10709.81亿美元，同比下降18.8%；进口总值8930.22亿美元，同比下降15.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2733亿元，同比增长15.3%，比上年同期回落6.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9%（上年同期为上涨6.3%），比1～10月降幅缩小0.2个百分点；2009年前两季度GDP增速大幅下降，在40000亿元投资带动下，至第三季度出现8.8%的增长，1～11月份为8.7%，但与2008年11%的增速比较仍相差甚远。可见，外向型的经济是没有回头路的，一旦遇到国际风险就失去了回旋余地，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发展。这是经过历次国际经济危机证明了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刻教训。

（四）外贸结构性问题突出。

改革开放后，为了扩大出口，在财政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企业趋之若鹜，外贸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一是出口产品缺乏核心竞争能力。我国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只处于“组装车间”的地位，被动地接受其他国家转移出来的落后产业或生产链条，产品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产品附加值低。出口产品以赚取相对简单的组装、加工费用为主，高端的研发利润则以知识产权费等形式流向国外，影响了我国企业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三是出口产品中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高劳动强度的产品多。不仅常常引起与国外的摩擦，引起各种各样的纠纷，而且消耗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贸易摩擦调查358宗，主要与纺织、机电、化工、玩具、食品等多个行业有关，受其影响的出口总额超过90亿美元。出口产品中存在的这种低端化的问题虽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劳动力素质差、研发能力不高等问题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外向型经济的本身。因为国家长期以来把外贸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必然会引起一哄而上的现象，各种问题也就随之而生。

（五）产业经济缺乏竞争力。

由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企业只关心产品的数量和获取的利润，不重视产品的质量特别是科技含量，致使产业经济缺乏竞争力。首先，农业竞争力极差。现代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在很多地方还没有得到应用，一些地方还停留于传统的耕作方式。标准化种植、现代农业科技应用推广不足，农产品质量不高，国内农业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大部分来自进口。其次，第二产业大而不强。我国工业虽然规模大，产品数量迅速膨胀，但大多属于低端产品，自主创新能力差，企业的进步主要靠引进技术和设备。由于缺乏竞争力，致使制造业大而不强，位于世界500强的企业很少，2008年我国只有6家，仅局限在石化、电力、能源等国家垄断性企业。最后，第三产业质量不高。国际第三产业已经以科研开发与设计、信息、金融、教育、现代物流、文化等现代服务业为主流，我国第三产业仍然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体，明显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

（六）经济发展方式粗放。

由于我国GDP增长长期靠投资拉动，形成了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加上外贸出口存在着许多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的产品，使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得不到及时转变，而且愈演愈烈。从能源消费来看，能源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总体上是增长的，尤其是2000年以来，这一系数从1999年的0.16增加到2007年的0.66，其中2006年高达0.83.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也一路飙升，从1999年的0.80增加到2007年的1.21，其中2003年高达1.56的水平。④这表明单位GDP的增长要依靠越来越多的能源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是以高消耗为代价的。长期以来，不仅加剧资源短缺矛盾，而且加剧了环境污染。据中国社科院《发展和改革蓝皮书》资料显示，我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受到严重污染；1/3的国土被酸雨覆盖，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4亿城市人呼吸不到新鲜空气；每年200多万癌症病死者70%跟环境污染有关；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实践证明，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以上问题的形成和凸显，从表面上看是投入型和外向型经济带来的必然后果。但从深层次分析，财政政策的导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国长期对内实行扩大投资的财政政策，对外实行鼓励支持出口创汇的减税、退税和免税政策，对外资企业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加快了外向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与此同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财政政策却非常缓慢滞后，造成工资水平低下，收入差距扩大，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失去消费能力，致使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难以发挥。由此可见，投入型和外向型经济与不合理的财政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引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导向上的偏差值得重视。

三、财政促进经济转型的思路与政策建议

为了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我国经济转型是非常必要的。财政政策要始终保持“三驾马车”的协调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由投资型和外向型经济转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的协调型经济。

（一）财政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路。

中国经济转型，核心是正确协调“三驾马车”的位置和关系。计划经济时期是投资第一、消费第二，出口第三；改革开放时期是出口第一，投资第二，消费第三。总的来看，消费始终是处在次要的地位。今后要把消费放在第一位，投资第二位，出口第三位。因为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是建立在扩大消费的基础上的，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特别是美国消费率支出占GDP的70%。从发展经济的目的来说，投资和出口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如果人民的消费不能提高，一味加大投资，就会出现经济过热、生产过剩、内需不足等问题，甚至造成企业停产倒闭，经济也难以正常发展。如果一味地依赖出口，一旦遇到国际市场的波动，就失去国外市场，而国内消费市场又没有培养发育起来，必然走上产品积压、资金短缺、倒闭破产的路子。所以，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终动力，投资和出口要随着消费需求的大小而调整变化。

但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有自己的特殊性，强调消费拉动经济，并不是否定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根据我国的国情，保持一定量的投资是必要的，没有一定的投资难以解决人民就业的问题。只是不能把投资作为主要的拉动经济发展的政策，而是作为内需不足特殊情况下拉动经济的短期举措。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发展也有其必要性，因为出口是满足国外消费市场的需要，同样可以增加国内就业和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在拓展国外市场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国内市场，把立足点放在国内市场上，这样才能避免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做到进退有余。所以，投资、出口、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要统筹兼顾，消费决定投资和出口，投资和出口服从于消费。大力刺激消费、保持适度投资、稳定外贸出口，是协调型经济的基本框架，也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取向。

在这种思路下，财政需要调整现有的政策措施，通过财政体制的完善、预算制度的改革、支出结构的优化，首先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培育国内消费市场；其次保持适度的投资力度；最后对出口采取适当的优惠。

（二）促进经济转型的财政政策。

1.大力刺激消费，培养和发展国内消费市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针对CPI迅猛下滑的局势，为了使国民经济较快走出谷底，实施了相应的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如“电视下乡”、家用电器以新换旧、汽车购置税优惠等，这些措施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属于临时性的，缺乏长效机制。我国消费长期处于低弱的状态，城镇还有庞大的低收入人群，农村还有1500万贫困人口，老、边、少地区刚刚达到温饱。农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潜力非常大，还远远没有开发起来。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消费的基础上，需要制定实施长期性的促进消费的财政政策。

首先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一是提高城镇低阶层的收入水平。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悬殊，30%的富人占有70%的财富，这些人的生活消费已得到了饱和程度，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对消费拉动不大。70%的中低阶层只占有30%的财富，虽然是城镇消费的主力，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财政的最大职能就是调节收入分配，一定要在一次和二次分配中增加这部分人群的收入。二是增加广大农民的收入。我国有8亿农民，占总人口的75%，但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要通过财政政策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尽快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如利用财政贴息贷款支持农民创业，发展经济；财政投资免费对农民工加强技术培训，为他们充分就业提供条件等。三是提高城镇低保对象的收入水平。城镇低保对象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目前低保水准普遍偏低，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财政政策要激活这一层次，提高他们的生活补贴。

其次是着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增加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的投入。由此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

再次是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就业是人们生存的基础，致富的起点，消费的前提。我国城镇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财政要把就业作为促进消费的主要途径，如实行减免税费、小额担保贷款等财政手段，积极支持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实现国民充分就业的目标。

最后是建立居民消费基金。消费基金实行有偿使用，大型消费如购置房屋、汽车、装修、结婚、丧葬等，可以低息贷款。总之，财政要采取各种手段，带动和引导消费需求，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

2.促进对外贸易稳健发展。第一，降低国民经济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我国在外贸出口上有一个误区，认为出口越多越好。其实出口不在于数量，关键是出口产品要以精取胜，以少胜多，以高科技代替一般生活用品。这样既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获取更大的利润，又减少消耗和污染，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外贸出口不能一直加温，而要稳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外贸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财政在促进外贸出口方面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致使出口以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2007年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高达63.3%，沿海地区的依存度更是高得惊人，广东外贸依存度超过150%，风险终于在2008年降临。严酷的事实证明，单纯依靠出口驱动经济发展的路子难以为继，必须调整内需和外需的关系，使国民经济建立在内需和外需并举的基础上。为此，财政政策需要重新调整，不能再一味地、最大限度地支持外贸出口，而是要采取稳健的、区别对待的外贸优惠政策，适当降低对外贸的依存度，减少我国经济的外在风险。

第二，促进外贸结构调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外贸经济是世界各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在世界金融危机后不能因受阻而放弃国外市场，财政一方面要促使外贸出口走出低谷，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另一方面要促进外贸出口的结构调整。重点放在加大对高科技产品、名牌产品、绿色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减少那些没有科技含量的制造业产品的优惠，全面停止高污染、高消耗的产品出口退税。逐渐改变“中国制造”以低端、低价产品，以数量扩张开拓国际市场的模式，促使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以高质量、高技术产品参与国际竞争。近年为了缓解外贸顺差带来的矛盾，财政对部分商品出口退税进行了调整，如2007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其中包括553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的产品和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这种调整是完全正确的，还要进一步加大调整的力度，通过“有为”和“不为”的财政政策，使外贸出口保持稳定增长。

第三，促进我国劳务出口。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目前已达到令世界瞩目的程度，“中国制造”覆盖全球，虽然有利于国内就业，但同时产生的负面效益也不容忽视。相比之下，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不仅有利于扩大外需和内需，还有利于拉动出口和国内就业，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财政政策要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国际合作。一方面积极运用各种财政手段，如设立海外投资基金（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运用财政补贴等措施鼓励企业参与拓展海外市场。另一方面运用税收优惠手段，对境外投资收入实施低税率计征，或直接对境外投资企业实施免税待遇，对实物、技术投资或投资利润返回予以税收减免等。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培养一批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是今后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重点，要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给予扶持。

3.保持适度投资和优化投资。鉴于依赖投资造成的经济过热、原材料价格上涨、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弊端，财政政策要对我国的投资规模加以合理地控制，对投资方式加以改进，制定适度投资的财政政策。

第一，减少政府投资力度。减少投资主要指经济建设投资抑或固定资产投入。在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在这方面的投资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但这方面的投资也是很大的，过度投资会挤压消费市场的培养发展，需要通过财政预算加以控制。政府投资的“力度”保持在什么程度为好，要看消费市场的情况而定，需要决定投资，投资服从于需要，这应是财政投资的原则。在总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经验时，薄一波研究了“一五”圆满完成的经验和“一五”后期急于求成的教训，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于消费关系的三点制约界线：即在通常情况下，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低于20%，国家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低于30%，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不低于40%，简称“二、三、四”制约原则。这个原则虽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但仍然有参考的价值。

第二，正确引导民间投资。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经济结构下，投资日趋多元化，国家财政不仅要合理控制政府投资，而且要正确引导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在市场经济下应该是投资的主体，而且能够严格地按照市场消费的需求投资，符合消费决定投资的原则。这样就能做到消费第一、投资第二，既能消除通货膨胀，又能免除内需不足，保障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在民间投资上长期以来有个误区，认为财政资金是“四两拨千斤”，民间投资越多越好，这是不科学的。民间投资如果不讲市场规律，过快过多，消费跟不上，也会造成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问题，同样会挤压消费的投入和发展。

第三，优化投资结构。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总量方面，而且还存在于投资的结构上，总量不合理会引起宏观经济上的问题；结构不合理会引起微观经济上的问题，如产业结构的问题，产业链之间的问题等。优化投资结构的途径：一是改变原有的投资模式。我国财政长期把重点放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往往受到轻视。这种投资格局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改变，是造成消费市场萎缩、工业原材料涨价、农产品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在调整投资结构中，要把三者兼顾起来，重点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即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及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加大轻工业的投入，轻工业是扩大消费市场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民消费的风向标，如汽车、住房等新型消费品都离不开轻工业的发展和进步。二是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鉴于“中国制造”规模庞大、污染严重、效益低下、竞争乏力的状况，要尽快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具体措施是支持先进科技产业，改造革新传统产业，抑制淘汰落后产业。财政要运用贴息、税收调节和政府采购等多种方式，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对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与改造。对于符合产业结构导向、发展前景好的高新技术项目实行重点资助，加速其产业化和规模化的进程。实行延期纳税或贴息返还等政策，加快制造业从传统低端、低附加值到现代高端、高附加值制造的转变。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随着中国资源的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趋势，现代服务业的优势和必要性更加凸显。今后财政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安排现代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重点支持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整合财税政策、服务资源，积极引导工业企业分离，培育新型服务业，推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四是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民生是公共财政的核心，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是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要摆在财政投资的首位。近年来，财政对“三农”、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节能环保、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但还要进一步加强。五是树立市场经济下的投资新理念。我国在投资理念上的痼疾，即重投资轻效益，由此形成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今后要遵照绩效预算的原则，改变投资的计算方法，以效益决定项目投资的数额，对效益不好的项目下年度减少投资数量，对效益极差的项目下年度取消投资。这样可以减少投资提高效益，形成低成本高效益的投资理念。

注释：

①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任务。

②《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第745页。

③《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第205页。

④《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