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228:栽培知识型员工 提高国家生产力 教育开销省不得
信息来自:南洋商报 · 作者:陈子莹硕士, 夏伟文硕士 · 日期:10-05-2017

2016-05-16

由于原油价格大幅度下降,令吉也急速贬值,大马政府的收入也骤降,因此,政府已经下令开源节流。

政府已调整财政预算案,缩减开销。政府各个部门也跟着调整开销,缩减不必要的开销。

政府虽然并未明文缩减教育部的开销,但是早前国立大学为了迎合2015至2025年教育大蓝图的大学开销合理化政策下,就有156名已达到退休年龄的大学教授遭终止合约。

根据媒体引述高等教育部长拿督斯里依德利斯尤索的谈话,政府的这个策略,主要是为了确保国立大学在财务支援上,不会过度依赖政府。

可是,为了缩减开销,而做出了如此“直接”且“激烈”的举动,确实让人讶异与遗憾。

根据报道,这156名被终止合约的教授,年龄介于61岁至70岁。

大马教授“稀罕”

政府曾立下目标,在2023年拥有6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大马国民。要培训出这么多的博士,不单只需要财力,更重要的是拥有符合资格的教员。

教授也说是在学术界中资历最高的学术人员、研究人员、教员;再说,教授级人马在我国也是很“稀罕”的。

根据国家教授理事会总执行长拿督拉杜安教授,我国只有2254名教授,国立大学内的507名61岁至70岁的教授,占了3万3000名学术人员的6%。

话说回头,把这些教授的合约停止后,若是这些教授不想“闲着”,也可很轻易到国外去就职。到时,倒是我国面对人才外流的问题。

教育乃建国之本

不单是教授不获续聘,较早前也曾发生公共服务局暂停发放奖学金的风波,不过首相出面澄清,公共服务局的奖学金计划不改,依旧会发放奖学金。

原本为了栽培更多硕士与博士所发放的MyBrain奖学金,申请条件也收紧了,变得较为严格。收紧的条件也不是在资历方面要求更加严格,而是加了年龄限制和不让半工读者申请。

华人有句话:“再穷也不能穷教育”。自古以来,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教育乃是建国之本;我们也知道大马正朝向高收入国迈进,正是需要大量知识型员工的时候。

我们都深信,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国家的生产力就会提高。

早前,首相才在国会表示,人民普遍教育水平低,尤其是大多数国民只有大马教育文凭,导致他们没有能力找到收入更好的工作,生活压力大。

当然,人民生活压力大,并不只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也不能只以教育水平一概而论。不过,教育水平确实是当中的一个因素。

半数雇员中学水平

根据大马统计局数据,我国的受聘人数中,确实以中学资历者为多,甚至占了整个劳动力的一半。
 
 
在2013年,我国的受聘人士当中,有56%只有中学水平,而在2014年里,有55.5%的受聘人士拥有中学水平(图1)。

尽管受聘人数中,拥有大专资格者的人数已经增加,即从2013年的24.5%,增至26.4%。

大专入学率不如泰国

然而,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的中学毕业生继续升学,进入大专学府的比例确实比其他先进国来得低。
 
 
图2所示,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全球排行第一的美国,其大专学府的入学率几乎达到100%。

亚洲先进国日本的大专入学率也超出了50%,在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当中,泰国的大专入学率超出了50%,大马和印尼则还在25%至50%之间徘徊。

教育与生产力息息相关
 
 
 
笔者两年前曾经在同一个专栏提过,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测试大马(图3)和新加坡(图4)总要素生产和每名工人收入的相互关系,结果是成正比的。

这两个图表都显示,生产力不断增长,可以提高收入,也因而推高经济增长。

无论如何,提高生产、教育的素质以及数量都很重要,并不单单是数量而已。

服务业需大量技术人员

大马已定下成为高收入先进国的目标,而服务业将会是引领我国朝向这个目标的火车头。

根据2015年服务业大蓝图,我国服务业在2014年,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5%,并且提供了800万份工作,也就相等于我国就业市场的61%。

我国也定下目标,在2020年(即成为先进国的目标年),将服务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提高至58%。

尽管如此,我们都知道,有别于制造业,要打造服务业必须要有大量有技术的就业者,也就是拥有一定教育水平,或拥有特定技术者。

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我国的人力资源或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远远落在高收入国之后。

雇主过度依赖外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一项研究大马政策的调查中发现,我国的雇主过度依赖没有专业技术的外劳,导致我国总劳动力中,只有25%是高技术的就业者,这显然比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来得低。

OECD在研究中也提及,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以培养出拥有高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流利英语以及社交技巧的学生。

大马在2012年时推出的2013至2025年大马教育大蓝图,试图推出教育改革,将我国的教育体系改革成为培养有思想、有创造力的学生,以迎合新经济的需求。

总的而言,我国政府在致力培训更多高技术的就业人员时,除了拨款,也要确保教育素质随之提升,不然也只落得“事倍功半”的下场。

而且在资源短缺时,做出的“极端”策略(以终止年老教授合约为例),就很可能让国家人力资源得不偿失。

雇员生产力显著提高
 

来看看世界银行的数据,根据每位受聘人士所贡献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011至2015年确实有增加的趋势,也证明了我国为提高生产力而所做出的各种措施奏效,当然也包括了教育。

发展中国家教育拨款较高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为教育拨出更多的款项,这反映出他们需要培养更多知识型的工作者。

笔者在世界银行的资料库中,选了英国和日本作为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的代表,相较之下,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都拨出相对多的款项予教育领域,相信与这些国家致力提高就业人员的技术与教育水平有关。

教育拨款效果不彰

尽管如此,笔者必须言明一点,在拨款之余,也必须确保教育素质达标,笔者就曾撰文指出,虽然我国政府过去几年致力打造教育“工业”,不过却无力让国内教育水平,包括国立大学在国际排位攀升更高一层楼。(图6)
 
 
 
陈子莹硕士 ■大马经济网研究员 ■拉曼大学讲师, 夏伟文硕士■大马经济网研究员 ■拉曼大学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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