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五大特点
信息来自:新浪财经 · 作者:王小鲁 · 日期:08-06-2017

2016-08-24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增长在持续减速,总体来看,货币供应持续的保持了相对的宽松,而经济增长持续疲软,大家看到从图上可以看到,广义货币M2的增长率是持续、显著高于GDP增长率的。

  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货币刺激并没有带来经济的复苏。在经济增长下行的同时,是资本生产率在持续下降,我们计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大致是在0.5左右上下波动,到了2014年已经下降到了0.14。换句话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我们用每增加2块钱的资本存量可以带来1块钱的GDP增长,现在是用7块钱的资本存量的增长来带动1块钱的GDP增长。

  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保持了相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平均每年有2.3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最近一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由正转负,变成了负增长。

  这些现象实际上都和产能过剩有关,根据不同的研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就在持续下降,虽然不同的研究差别很大,但是大体上反映了同样的下降趋势。由于产能利用率的持续下降,也就是说大量的投资没有带来相应的产出,没有带来相应的效益,我们的资本生产率下降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就可以找到原因了。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其实这可以说就是集中反映了结构失衡。那么结构失衡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主要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各级政府长期以来以投资和GDP增长为政绩,政府投资过量,挤压了民营经济。

  第二,我们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地方发展政策都在刺激投资,导致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我们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是直接由政府投资,货币政策是用货币扩张来刺激投资。我们的产业政策是扶植某些部门的投资;我们的地方发展政策是招商引资,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这些政策在不同的时期都对经济增长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叠加在一起,持续使用这些政策的结果,就造成了过度投资。

  第三,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足和社会保障保障支出相对不足,覆盖不全。我们还有2.6亿城镇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大部分人没有得到城镇居民和职工的社会保障,也无法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

  第四,我们现行的征地制度,卖地制度,使得地方政府过度的依赖土地收入,鼓励高地价高房价,挤压了居民消费。

  第五,资源配置向国有企业倾斜,对公平的市场竞争形成了妨碍,很难实现优胜劣汰,严重影响效率。

  过去十几年的结构失衡,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从2000年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的消费率在持续下降,从60%以上降到了49%,最近几年稍有回升,还仅仅只有52%。我们的储蓄率从30%多升到了50%以上,我们的投资率从30%多升到了47%,近几年稍有回落。

  为什么说这样一种情况叫做结构失衡?原因在于过量的储蓄和过量的投资导致产能增长过快,而消费没有跟上,因此大量的产品是找不到市场销路的。这就造成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越刺激,越想拉动经济,就越拉不动,就越导致产能继续扩张,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房地产库存持续上升,特别是在很多中小城市,主要是因为房地产业过快膨胀,形成了大量的库存,而且大量占压了银行资金。

  杠杆率在持续上升,因为过度的借债,很多债务用于效率不高或者是缺乏回报的投资项目,因此贷款收不回来,造成债务杠杆率不断的扩大,不良债务也在增加。我们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没有有效的发挥作用,影响了有效供给。这些结构失衡的现象,在市场主导的东部省份相对较轻,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更加严重。

  我认为有十件事要做:第一件,首先要减少政府干预和保护,简政放权,促进公平竞争,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二,除了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以外,减少不必要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停止货币刺激,控制信贷扩张,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第三,改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创新创业;第四,清理特惠政策,实行普惠政策,普遍降低企业的负担;第五,主要靠市场的优胜劣汰的机制,来去产能,去库存,而不是靠行政手段去压产能;第六,推进土地流转和建设用地市场开放,挤压房地产泡沫;第七,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加强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鼓励居民消费回升,让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第八,促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第九,改革财税体制,改善收入分配,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第十,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推进政府改革,从过去那种经营型的政府转向服务型的政府。

  如果我们能够推进这样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我们未来的增长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通过各种数据的测算,认为我们国家的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只是我们要渡过目前这样一个增长率较低,以结构调整为主的时期。

  如果说,政府把注意力放在拉动短期经济增长上面,那么我们未来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杠杆率会继续上升,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会面临长期困难。如果我们能顺利推进结构调整和各个领域的改革,我们计算的结果,到2030年,人均GDP可以达到2万美元,那时中国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整理自作者在2016东北振兴论坛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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