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经济增长及其转型的结构视角

信息来自：人民网 · 作者：张勇 · 日期：12-08-2017

2015-10-08

近两年，巴西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不容乐观。就政治而言，在选情胶着、竞争激烈的2014年总统大选中，尽管罗塞芙凭借着受益于民生政策的中下层民众支持险胜获得连任，但是其影响力正在下降。就经济而言，滞胀局面始终是罗塞芙政府的最大困扰，也是牵制整个巴西国内形势的核心要素。就社会而言，随着巴西石油公司（Petrobras）腐败丑闻的不断发酵，民众抗议示威及大规模反政府游行此起彼伏。其中，促进经济增长是罗塞芙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本文主要从巴西经济形势入手，分析其经济困境的深层次矛盾，从结构视角阐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问题，并为未来提出政策展望。

短期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目前，巴西国内经济面临的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滞胀局面持续存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CEPAL）统计年鉴显示，2011—2013年巴西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7%、1%和2.5%。在2014年巴西经济陷入停滞。根据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IBGE）最新数据，2014年巴西经济增长仅为0.1%，然而通胀率却高达6.41%。另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预测，2015年经济将衰退1%，通胀率将高达8.2%，远超出6.5%的通胀管理目标上限。若滞胀时间持续较长，居民消费能力必将受到侵蚀，以消费拉动增长的巴西传统模式将失去动力。其次，巴西出现财政和经常账户“双赤字”状况。EIU预计，2014—2015年巴西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维持在6.3%的高位。与此同时，2014年和2015年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分别为3.9%和4.2%。双赤字状况不仅给债务管理和国际收支平衡造成压力，而且会动摇投资者对巴西经济前景的信心。最后，巴西货币雷亚尔加速贬值。2015年以来雷亚尔出现近乎“断崖”式下跌，前三个月累计贬值近20%，而与2014年6月相比贬值近50%。2015年全年预计雷亚尔贬值18%。货币加速贬值将引发资本加速外逃，最终会给国内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为应对上述经济困境，巴西政府采取了增税、减少开支和提高利率的“双紧缩”财政和货币政策。例如，2015年1月19日，巴西政府宣布四项增税措施。5月22日政府又宣布2015年财政预算大幅削减699亿雷亚尔（约合233亿美元），以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恢复市场信心，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 “加快增长计划”，此项目被砍掉257亿雷亚尔。6月3日，巴西央行再次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0.5个百分点至13.75%，与2009年1月持平。这是巴西央行自2014年11月以来连续第六次加息。然而，在政府支持率下降、经济下滑、通胀高企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政策组合显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反而使巴西深陷政策两难的泥潭。或许，上半年巴西推出的产业政策（农业支持计划、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计划及国家出口计划）及加强与中国的产能合作能够在长期内为经济增长释放利好因素。但是，从长远来看，从国内深层次矛盾入手、着力进行结构改革，才是巴西恢复经济增长的“治本”之策。

经济转型的历史结构视角

从历史角度看，巴西在1975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正处于进口替代工业化后期，因此巴西的增长趋势同整个拉美地区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高增长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巴西增长率分别达到6.7%、5.5%和8.7%。特别是1968—1973年，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被誉为战后继日本“经济奇迹”之后出现的巴西“经济奇迹”。第二阶段是增长低迷时期（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受1982年债务危机和1999年货币危机影响，巴西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陷入经济低迷，仅分别增长1.6%和2.5%。第三阶段是新一轮经济扩张期。进入21世纪，得益于外部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上升，巴西贸易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经济增长步入稳步发展时期，2000—2008年年均增长3.6%。[1]但是，巴西的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实质性改善。

一、巴西需求结构过度依赖私人消费

从三大需求比例关系看，首先，最终消费（确切说是私人消费）始终是拉动巴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巴西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约占80%，其中私人消费在1990年以前占比超过70%，90年代以来降至约63%。然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仅仅依靠消费驱动，无法在长期内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其次，巴西的投资率较低。除20世纪70年代（投资率达到24.4%）以外，巴西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都低于20%，年均保持在17%的水平。虽然70年代得益于充裕的“石油美元”而独享较高投资率，但是投资质量和效率并没有提高。最后，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波动较大，这意味着外需也是引发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在危机期间（80年代）或是在经济动力出现衰竭征兆的时候（60年代），巴西通过促进出口、压缩进口的方式发挥进出口拉动作用的例子屡见不鲜。这种极尽初级产品贸易盈余之力来缓解或摆脱危机的做法往往扭曲国内的产业结构，反而引起经济的更大衰退。

二、产业结构存在去工业化倾向

1950—1970年是巴西产业结构升级最明显的时期，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50年的26.8%下降到1969年的18.3%，第二产业占比从1950年的43.2%上升到1969年的51.8%。与此相反，1990—2008年是产业结构调整几乎停滞的时期，三产业的比例大致为5.6%∶27.9%∶66.5%。[2]而1970—1990年是产业结构波动的时期，债务危机的爆发延缓了70年代第一产业大幅下降的趋势；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不是拉开“后工业化时代”的序幕而是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中；服务业比重虽然在80年代加速上升，但是非正规就业的急剧膨胀实际上是使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异常分化。

进一步而言，巴西去工业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非耐用消费品生产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限制，导致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巴西制造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有较强的相关性。根据拉美经委会数据，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巴西制造业年均增长分别为9.1%、6.9%、9.0%和-0.2%；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 24%、27.9%、33.7%和30.7%。[3]可以看出，80年代的债务危机对巴西制造业影响很大，直到21世纪初期这种去工业化的趋势都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从1951—2008年近60年的变化趋势看，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下降。

第二，巴西制造业竞争力不占优势。在衡量一国某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绝对竞争力时，通常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4]。根据日本贸易振兴协会的标准，RCA>2.5，表明竞争力很强；2.5>RCA>1.25，表明竞争力较强；1.25>RCA>0.8，表明竞争力中等；RCA<0.8，表明竞争力弱。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1962—2011年巴西制造业RCA指数始终小于0.8，表明竞争力较弱。

第三，从商品贸易的技术集中度看，巴西制造业仍以资源密集型为主。巴西出口主要以中等技术制成品和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为主，高技术制成品比重最低。据统计，在1987—2006年的制成品贸易中，巴西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成品和低技术制成品的贸易始终处于顺差状态，2006年两者顺差分别为154.3亿美元和61亿美元。而高技术制成品贸易始终处于逆差状态，2006年逆差达到95亿美元。[5]从这个角度看，巴西的产业升级应以加强高技术制成品为目标。

三、就业结构因去工业化和非正规就业而分化

受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及去工业化程度影响，巴西就业结构也出现分化，非正规就业比重增加。其实，20世纪70年代巴西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就开始减弱，到了80年代“去工业化”倾向直接导致就业创造减少。尤其是，在债务危机期间大量失业人口涌入低效率的非正规部门，造成服务业“超前”发展的同时，异质性却在加剧。

在完成初级进口替代阶段之后，可能采取的战略包括次级进口替代和初级出口替代。[6]这两种选择的就业效果是不尽相同的。在次级进口替代的情况下，资本的密集程度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减少，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而且扩大了城市中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对立。20世纪70年代，巴西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缺乏协调便是这种现象的反映。1965—2020年巴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52.8%升至70.1%，依存比率从89.4%降至42.6%，这是巴西“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时期。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利用这种比较优势，特别是如果能够把从资源出口中获得的资金投入到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建设中来，那么巴西的经济增长将具有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从结构视角，促进巴西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内需中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率偏低。消费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费拉动增长，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进而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劳动生产率和居民收入不提高，当已有储蓄被穷尽时，靠大规模举债满足消费刺激的做法将会埋下危机的隐患。所以，提高投资率和效率对巴西而言是必要的。第二，外需中过度依赖初级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易造成周期性波动。而且，初级产品专业化不利于技术进步，进而会加深去工业化的程度，因此，如何促进出口多元化、提高非传统产品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便提上议程。第三，忽视农业、透支工业造成产业升级无序，进而导致制造业逐渐衰落。1973年石油危机不仅打断巴西高速发展的势头，而且使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萌芽”的从内向发展转入外向发展的努力也半途而废，债务危机后“去工业化”序幕由此拉开。至今，巴西制造业衰退的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其影响因素（如税赋负担较重、基础设施落后、劳工成本较高）也未得到实质改善。拉美小国尚可存在依靠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拉美大国巴西而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第四，发展模式转变未能与人口结构变化相适应，就业创造能力降低。巴西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人力资本投资，逐步提高正规就业比重。

促进结构改革的重要契机

显而易见，结构改革是巴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也将为巴西未来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而目前，巴西产业政策回归、拉美区域一体化以及中巴经贸合作升级成为促进巴西结构改革的重要契机。

第一，巴西产业政策回归是结构改革催化剂。进入21世纪，国家通过产业政策提高在宏观管理中作用的趋势明显加强，巴西在这方面比较典型。例如，2003年11月，巴西政府宣布《工业、技术和外贸政策》（PITCE）指导原则；2008年5月巴西公布一项新的产业政策《生产性发展政策》（PDP）；2011年8月巴西政府发布了“工业强国计划”（2011—2014）。为了摆脱2015年的经济困局，巴西再次推出支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计划、国家出口计划等产业政策。如果上述产业政策能够执行得力，并且根据最终目标评估政策效果达标，那么巴西将为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区域一体化增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拉美地区正在通过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来促进经济增长。价值链延长有利于增加区域内贸易需求；基础设施建设对推动生产一体化、提高物流速度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而金融一体化不仅可以提高拉美国家应对外部冲击的抗风险能力，而且也将为支持实体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作为拉美地区大国，巴西在区域一体化高潮中必然扮演重要的角色，反过来，这也对促进巴西生产和出口多元化、完善基础设施以提高生产效率、拓展融资渠道都有正向激励作用。

第三，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恰逢其时。当前中巴经贸合作进入双边贸易由跨越式增长逐步进入专注结构平衡的稳定期；投资从集中于自然资源转向国际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由石油换贷款、货币互换等联合应对危机阶段转入“后危机时代”建立金砖国家银行、参与亚投行等深入合作阶段。

中国和巴西增长方式互为镜像，都存在着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不协调的方面。中国开始从投资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更加注重释放有效需求，强调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和出口的支撑作用。巴西则需要提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更加注重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作用。而巴西的投资机会集中于基础设施和再工业化领域。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巴西的再工业化战略有利于产业对接、进而利于参与全球工业产业链分工与整合。因此，中巴在转型过程中可互相借鉴经验与教训，转型后的经贸合作必将有利于双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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