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勋:互补多于竞争 中美贸易不平衡无关人民币贬值
信息来自:大公网 · 作者:石建勋 · 日期:17-08-2017

2017-04-21

  大公财经4月21日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竞选时表示,上任第一天就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施加45%的惩罚性关税。在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后,特朗普的态度却发生180度大转变,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但截至目前,美国财政部仍将中国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根据奥巴马政府于2015年制定的《贸易便利和执法法》,美国财政部对判定“汇率操纵国”的三大标准,分别是:对美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经济项目盈余占GDP3%;以及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在一年内超过2%。但目前来看,中国只存在对美国的大额贸易顺差,而不存在另外两项“汇率操纵国”条件。

  “汇率操纵国”指控失实

  美国财政部在4月14号发布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主要旨在防止人民币过快贬值,而人民币过快贬值会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美国财政部估计,从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中国共出售约合57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以阻止人民币的更大贬值。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中国没必要也不会通过货币贬值获得贸易优势。去年因为国际货币市场动荡,特别是美元走高,许多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度贬值,而人民币汇率贬值幅度是比较小的。目前来看,全球经济都在发生结构性调整,更重要的是全球货币政策正在进入拐点,中国应对措施相对较早,这有利于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

  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主要受购买力、物价和竞争力的影响,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仍需进一步稳固,但是中国国际收支仍处于顺差,还有超过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币汇率没有明显的贬值基础。另一方面,由于未来美元走强的趋势明显,中国经济也不可能长期保持高增长态势,外贸顺差也不可能持续扩大,因此,人民币长期性的升值基础也将发生变化。

  贸易失衡根在美供需结构

  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的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经济社会发展、技术进步和跨国公司全球化布局的必然结果。从近年来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结构来看,双方贸易不平衡基本上属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合理的国际分工。

  如果说,美国因对华贸易逆差太大而停止从中国进口,其结果将不是削减美国贸易逆差,而是增加从其他国家的进口,美国对外贸易的巨大逆差将继续保留。这样做的代价则是增加进口成本,加大美国消费者和制造商的负担,原因是中国的出口商品物美价廉,最有竞争力。美国要真想消灭贸易逆差,必须努力使本国总供应与总需求保持基本平衡。

  此外,中国对美国贸易中的顺差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在中国生产的美国公司。中国进出口超过50%属于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在中美贸易中的比例更是接近70%。世界贸易组织统计:中国对美制造业出口中40%是由其他国家生产,这些运到中国进行组装的零部件,叫“中间产品”。

  牛津大学研究表明,如果将此类中间产品货值从出口总额中去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减少一半,同美国对欧盟逆差相当。

  以生产一部苹果手机 为例,中国要从美国进口价值11美元的零部件,从另外三个国家进口172多美元的零部件,然后在中国组装,成品运到美国时的价值是180多美元,苹果把零售价定为600美元,是成品进入美国的三倍多。但中国公司从中赚了只有8美元,仅是零售价的1%,苹果及其他美国公司赚了将近70%,而在美国的贸易统计里,苹果手机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货值都算在了中国的贸易项下,这种统计方法大大提高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两国关系互补多于竞争

  美国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限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也使得美国企业失去了中国市场。保守估计,如果美国放宽对华出口管制,维持在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额18.3%的市场份额,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到800多亿美元。

  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则是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美方的比较优势是产品技术含量高,如果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不属于国家安全范围的高技术出口也横加干预,就使美国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这不符合美国公司的利益,也不利于美国的进出口平衡。

  总之,中美贸易的现状是全球产业分工和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美对华服务贸易是顺差,而美对华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的逆差原因复杂。国际贸易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互需要的结果,是经济规律作用使然,人为的干预限制和保护不利于国际贸易平衡健康发展。

  就中美双边贸易而言,中国同美国之间互补多于竞争。中美双方应本着相互尊重、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寻找合作共赢的解决之道。对美国来说,与其喋喋不休的挥舞“汇率操纵国”大棒,采取各类贸易保护措施,不如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加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才是有助于中美贸易均衡发展的正确取向。
 
 
(作者为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石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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