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严重拖累中国经济

信息来自：中国经济导报 · 作者：张光权 · 日期：19-08-2014

2013-11-16

统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4年，国民经济运行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前30年（1949-1978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普遍短缺，各类产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实行供销配给制，生产、流通、消费三大环节基本是“卖方市场”；后34年（1978年至今）以至将来，商品市场从建立到走向成熟，国民经济供求关系已处于普遍的供大于求的状态，三大环节基本为“买方市场”。

中国经济已从短缺转向过剩

一分为二的看待“生产能力过剩”问题，便会发现，一方面生产能力过剩是因为“市场失灵”。在市场中，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准确，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其后果是“生产出来的牛奶被直接倒进了河流”，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甚至直接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生产过剩所形成的买方市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如果市场力量想要在资源配置上发挥作用，前提是要有适度的买方市场。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依靠商品价格发挥信息传递、行为指导的功能，买方的“强势”传递和指导着生产者对商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做出适当的调整。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价格机制指挥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微观经济的活力由此被激发。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某些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介入，会影响市场上均衡价格的形成以及供求关系的调整。有分析表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外部贸易摩擦、内需动力不足造成的。如果生产过剩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会严重拖累中国经济。当前，从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传统行业到新兴的太阳能光伏、风能等一度被视为“增长核心动力”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出现全面的产能过剩，这已是中国经济最棘手的难题。一度靠巨额财政补贴和超级信贷堆积的产能过剩已深度威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

在大面积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累积的信贷泡沫已非常严重，产能过剩累积的金融风险正日益凸显。在“投资推动型”和“外向驱动型”的发展模式下，“消费不足”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短板，投资规模过大和片面追求出口，导致一系列能源、资源、要素和生态问题。每一轮投资扩张带来的重复建设和资源能源浪费现象十分突出，不断累积“产能过剩”型危机。据有关部门估算，仅在钢铁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带来的损失就高达1万亿元。在太阳能行业最疯狂的时候，国内有400多个城市规划光伏产业园。2011年，全球光伏装机量的2/3产能在中国。

高负债率、高杠杆不仅让产能过剩行业自咽“苦果”，也严重威胁金融安全。以钢铁行业为例，2013年一季度末，钢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呈现出继续上扬态势，整体资产负债率高达80%，陷入全行业亏损的泥潭。铁道部资产负债表更是以超2万亿元的信贷让各方跌破眼镜，而这只是不良贷款的冰山一角。20多万亿元的地方平台贷款、10多万亿元的房地产贷款、10多万亿元低效的“铁公基”固定资产贷款，不少都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腹之患。大规模投资不仅给经济金融安全“埋地雷”，其引发的环境破坏、能源浪费、资源过度开发等社会问题，也加剧了社会风险。有报告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损失占中国GDP的比重大约为3%~4%，目前要超过6%。2012年中国GDP超过50万亿元，据此推算，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将达到3万亿元。

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全行业超高投资率形成的产能过剩相互强化，整个经济体加速去杠杆化和合并产能时，经历阵痛在所难免，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魄力和担当。长期累积的过剩产能的集中释放，注定了调整是痛苦而漫长的，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政府完善产业的出清和重组机制。

因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进入“转型陷阱”的一面镜子，要跳出这一怪圈和陷阱，避免摔大跟头，还必须靠深化改革，通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来消解。因此，如何从根本上优化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改变发展方式上唯GDP挂帅体系以及政府对资源和要素的强大掌控力，放开市场准入，发挥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经济新一轮起飞

有人认为，目前已形成了买方市场，各种商品都供给过剩，解决之道是扩大内需。但笔者认为，需求和供给是互为因果的。如果不是靠着经济本身的发展来创造需求，需求只是从外部，靠政府打强心针去“创造”，这样的结果，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泡沫经济。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必须从需求、供给两方面下手。一是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二是激发企业的活力。为摆脱需求不足带来的危机，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需求，弥补需求的不足。但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学说，无法解决产能过剩带来的“滞胀”难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的拯救经济计划。这是一笔空前的巨款，“4万亿”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中央政府最好年景（2007年）全年财政收入的80%。4万亿拯救计划主要是从需求方面解决问题。但是，货币政策宽松与实体经济趋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体经济中仿佛存在着偌大的陷阱，投放再多的流动性，也如泥牛入海般，看不见踪影。凯恩斯称其为流动性陷阱，企业与居民愿意无上限持有高流动性资产，而不愿投资与生产；生产过剩与债务高企正是造成流动性陷阱的主要原因，受此影响，银行不愿意放贷、企业与居民不愿意投资，新增的流动性全部用来填窟窿，而不创造增量，经济体陷入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行业生产过剩，即使利用货币政策压低实际利率，也很难刺激投资，因投资不仅与利率有关，也与预期收益有关。在当前，新增投资只能加剧产能过剩，使得现有的境况恶化，经济体自然难以寻找到增长的理由。反映到现实中，PMI持续下滑，投资与工业生产数据处于“冻结”状态，企业业绩也节节走低。在此背景下，多余的流动性无法转化为信用创造，体现为信贷增长乏力，只能投入到各式投机中。所以，凯恩斯式的加大投资以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做法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已被实践证明是缺乏效率甚至会走向反面的。

解决生产过剩带来的“滞胀”问题，最终必须靠激发企业活力、启动民间投资的政策。一是必须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打破种种投资禁区，向民间开放投资机会，淘汰落后产能；二是以市场效率为原则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毫不犹豫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并用大幅加息的手段抑制各种资产泡沫；三是降低个人与企业的税收，放开某些行业和某些生产要素的垄断，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空间。同时，要设法扩大出口，调整出口结构，鼓励创新；采取综合性手段扩大内需，加强社会保障建设，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居民储蓄意愿，从而最终刺激消费。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九江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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