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五位首相相比，現任首相納吉可說最善於搞公關，其風格也近似美式的突出個人形象，而不那麼突出黨。這種從政方式，免不了也會著重利用專家團，如公關專家、形象設計師，及個人顧問團；給人的印象是表面觀之，黨團與黨員的作用反而淡化了。

就納吉而言，這種形象公程，也使他傾向於討好盡可能多的人，得罪盡可能少的人。這項特徵也反映在2012預算案中。這個預算案，也可說是其個人秀的一個高潮。反正大派糖果，用的是公家的錢；但對人民來說，羊毛最終依然出在羊身上，天下是沒有沒有代價的便宜事的。

大馬聯邦政府的債務有多少？根據納吉於10月17日在國會中的答覆，目前債務額為4,372億令吉，其中96.3％為內債，而外債僅佔了3.7％。這3.7％指的應是直接外債，而不包括間接外債，即外資在本地債權人中的持債比率。總的來說，大馬的外債通常佔整體債務的20％上下。預計到本年底，聯邦債務會升至約4,557億令吉，也就是占國民生產總值（GDP）的約53％。

（估計2011年GDP為約8473億令吉）。自2009年以來，債務便已超過GDP的50％，如下表所示：

聯邦債務演變表（百萬令吉）

年份　名義GDP　聯邦債務　　百分比（%）
2011　847,300　　455,700　　　53.78（估計）
2010　765,960　　407,100　　　53.15　
2009　679,687　　362,500　　　53.34
2008　740,967　　306,457　　　41.39
2007　642,049　　266,722　　　41.54

從表中可知，這幾年來，每年均增加400多億令吉的債額，而油氣收入在這幾年，佔了聯邦收入的30％～35％。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依然年年出現高額赤字，顯見施政有誤。若油氣收入大減，或淨入口超越出口，負債額肯定會急劇上升。實則，由於要發展汽車工業，及城鎮發展規劃不利公共交通，國內汽油消耗量已快接近生產量，若沒發現大片的新油田，大馬沒幾年就會變為汽油淨入口國，外匯也將大量流失。

生產性投資偏低不利就業

自1997～1998年以來，大馬經濟增長已出現變化，從早期的投資與出口驅動，轉為消費與內需驅動。由於推行已久，家戶債務也節節高昇；目前已高達6,199億令吉，占GDP的70％以上。這些家戶債戶，佔了銀行貸款額的約55％，高於工商業貸款，且有45％為房地產貸款，汽車貸款也佔了19％。總的來說，我國的資金配置是高度消費性的，而非生產性的。

更令人擔心的是，近幾年來，國內的對外投資，更超越外來直接投資（FDI），顯示國內投資環境有欠理想。此點也可從近年來流行的公司股票私有化（buy-back）中一窺究竟。雖說國內儲蓄率高，可收入分配也高度不均，財富相當集中；而集中的財富並沒有善用於生產性或開拓性投資上，反而用在投機房地產或購回自家股票上。長遠來看，這極不利財富與就業機會，尤其是高層次的體面就業機會（decent employment）的創造。

若國內持續缺乏體面就業機會，不但會形成亂源，也會衝擊到政府稅收。目前個人所得稅僅佔政府收入的約10％，原因之一可能是追稅不利，但更大的主因，應是月均收入達到2,501令吉的國民百分比太低。根據公積金局數據，近600萬人的活躍會員中，有72％的會員月入低於2,000令吉。

2009年大馬工作人口的月均收入狀況
（以個人，而非家戶為單位）

月均收入（令吉）　　數（約）
低於1000 　　　 　　　290萬
1000～2000   　　　　　370萬
2000～4000   　　　　　330萬
4000～7000   　　　　　130萬
7000～1萬  　　　　　　30萬
高於1萬  　　　　　　　20萬
工作人口總數  　　　　1170萬
資料：經濟轉型計劃書（ETP）2010，頁88

從表中可知，有約990萬工作人口的月均收入低於4,000令吉，占1,170萬勞動人口的84.6％。而據新經濟模式（NEM）的資料，大馬有 75％的工作人口是非熟練員工。可見，人力資源技能的提升成了當務之急，大搞華而不實的白象計劃，只會加速國家的沒落。加上大量廉價外勞的湧入，可以預見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的收入不會出現顯著改善。

此點，也可從進退失據的最低薪資規劃中一窺究竟。外勞占勞動力的比例太高，自也成了要否實施最低薪資制的關鍵考慮，如應否內外一律？最低薪資的實施會否加劇外勞的湧入？大馬能否像日本、台灣、韓國一樣，在提升本國人技能的同時，把低層次的產業外移？

結構性改革刻不容緩

若本國公民的技能，本國的產業層次不能升級，他們能否享有更高的可持續收入？若否，政府又如何取得可持續的可靠收入？推行消費稅（GST）會否導致民怨沸騰，或成為變相的劫貧？公務員在沒有提高生產力的條件下增員、增薪，會否加劇普羅大眾與工商界的負擔？一次性發放500令吉給300多萬戶貧民，雖可刺激消費於一時，之後又如何？往後的增加賦稅、削減開支，尤其是社會服務開支，肯定會加重普羅大眾的生活負擔；畢竟，錢從哪兒來？公務員以外的民眾，退休後更得自食其蓄。

從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的角度看，大馬要做的實為制度與結構性改革，這才是本標並治的長久之計，如搞真刀真槍的反腐倡廉，尤其是消除非生產性的「尋租活動」，去掉非生產性的「白象工程」，如260億令吉的吉隆坡國際金融區（KLIFD）等工程。大馬有太多個別權貴或財團的利益輸送項目，幾乎每行每業均有人可從中不必須生產就撈一筆，這無疑加重了人民與工商界的負擔。若能去掉這此寄生式的活動，普羅大眾的生活負擔與工商業的經營成本便會大幅降低，更可提升國際競爭力，這才是皆大歡喜的長久之策。

大馬已是個中高收入國，不能再靠低薪資與低增值產業混下去，而必須自我提升，從事符合中高收入國的產業；只是，要實現這個目標，首須搞好制度與結構性改革，並提升人力資本的水準；再靠舊模式混下去，只會走上菲律賓的末路。

全球化與區域化是個相互依存，相互滲透，且重實利、實力、效率、生產力與競爭力的時代，不是關起門來搞特權就可快速致富的時代。關起門來靠特權搞快速致富，只會惠及少數，但卻損及全民與國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