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失业率成为主流趋势
劳动力市场失衡种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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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志华 Jan 20, 2012

【獨立新聞在線 梁志华撰述】

马来西亚的劳动力市场近十年(千禧年之后)的局势发展，大体上呈现两大关键的趋势变化。这两大趋势变化所带来的结果，促成了一个供求失衡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趋势，让马来西亚过去多年建立起来的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趋势没有妥善解决，未来十年内，“青年膨胀”的现象将变成一个人口炸弹（Demographic Boom），一触即发。

从劳动力需求的趋势来看，整体就业创造（employment creation）还是保持增长动力，但这只是数字（量）上的增加。对于“质”方面的就业创造力，我国已经丧失这个能力。这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经济改革转型上，陷入僵化局面有密切关系。

政府过去多年来仰赖廉价劳工与便宜资源（如通过津贴扭曲资源价格），吸引国内外投资和推动工业化进程，曾一度协助我国实现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但是，随着我国在廉价制造业上失去竞争力，败给生产成本更加低廉的新兴经济体，曾经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尤其是电子电机业和纺织业，开始从巅峰走下坡。

尽管早已失去竞争力，但商家企业依然固步自封，继续依赖廉价劳工（尤其是外劳）和津贴资源的低增值商业经营模式，来赚取盈利，完全没有改革转型的意愿。政府本身也没有扮演催化剂角色，积极推动经济转型。这导致我国继续在低价值链上挣扎求存。

与此同时，我国太早实行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政策。在制造业还未转型进入更高附加价值的层次之前，政府就“扼杀”了制造业的发展潜能，直接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然而，壮大服务业并无法取代制造业，带领我国攀上高增值、高收入的经济体。相反地，我国服务业大致上依然延续低价值链的经营模式。

高教育年轻失业率成为主流趋势

其必然结果是，无论是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就业创造力，基本上停留在为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的低薪就业机会。换句话说，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廉价劳工，尤其是廉价外劳创造就业机会。

《首阶段新经济模式》报告书的资料就显示，低技能劳工主导了整个劳动力市场，占总劳动力的75%比重，反观高技能劳动力只占就业市场的25%比重。我国在1990年至2005年之间增加的劳动力供应之中，外劳占了超过三分之一，其中98%属于低技能的廉价外劳。

与此同时，从2002年到2007年，几乎所有领域的高技能劳工都出现下滑趋势，尤其是身为工业领域领航者的电子电机业及纺织业，在这段期间更大幅减少使用高技能劳工。

劳动力供应趋势方面，自2000年之后出现一个令人担忧的局面，受高教育的年轻失业率有显著增加的趋势，甚至出现从失业（Unemployed）变成无法受雇（Unemployable）的情况。

高教育人口的失业率在1990年代普遍处于偏低水平。根据劳工局的记录资料显示，1990年向该局登记的待业人士（Job seeker）中，只有9.3%来自受高教育的人口（拥有STPM、文凭、大学学位的学历）。这一比例在2000年时飙升至23.3%，近年来更占了登记待业人士总数超过一半的比重。

从过去三年（2009年-2011年）的失业数据观察中不难发现，受高教育的年轻失业率已经变成一个主流趋势。其中，年龄介于20岁至29岁的登记待业人士，过去三年就占了登记待业总人数的74.3%至 80.9%比重。同时，在这些已登记的待业人士中，有高达46.2%至60.1%的待业人士持有STPM、文凭或大学学位学历。（参考图表1）

*向劳工局登记的待业人士
资料来源：2011/2012经济报告书

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

为何受高教育的年轻失业人口出现直线上升的趋势？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正如之前所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面对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这一供求失衡的趋势，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其一，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主流，依然是以低技能劳工为核心（符合我国目前的低价值链经济结构）。这类型低技能的工作不需要高学历，工资不高，而且可能需要付出劳力，学历不高的本地劳工和廉价外劳胜任有余。对受高教育的待业人士而言，形同无用武之地，况且他们也不愿接受这样的工作。

其二，虽然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劳工的需求不高，但依然提供不少的就业机会，问题在于受高教育的劳动力（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没有足够的技能和能力，可以胜任这些工作。世界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商家企业对本地受高教育劳工的普遍担忧是，这些劳工无法掌握好资讯科技（IT）、技术以及专业技能、缺乏创意，以及英文能力差。

《2011/2012经济报告书》的资料就显示，我国从来不缺就业机会，问题是劳动力供求之间无法取得平衡点。我国劳动力市场在过去三年（2009年-2011年）的就业空缺（劳动力需求）介于135万至 178万之间，而登记待业人数（劳动力供应）远远低于这个数字（34万至37万之间）。即使如此，过去三年的已登记待业人士之中，还有超过50%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参考图表1和2）

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最需要的是普通劳工（General Worker），占就业市场总空缺的51%至64%比重，而登记待业国民之中，却是以高学历的待业人士居多（占超过50%比重）。此外，虽然劳动力市场对高学历劳工有一定的需求（虽然需求不高），但显然高学历待业人士的条件，不一定符合市场的需要。（参考图表1和2）

*2011年的数据是从1月至8月
资料来源：2011/2012经济报告书

情况比想象更糟糕

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以2010年为例，劳动力市场有178万7221个就业空缺，但是，在总数36万8094名向劳工局登记的待业人士之中，最终填补的就业空缺只有区区的1万6874人。同样的情况出现在2011年。去年首八个月的就业空缺达135万3114个，但是，在已登记的34万2198名待业人士中，只有9592名待业人士填补就业空缺。（参考图表3）

从个别领域来看，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两个最缺人手的领域，但是，已登记的待业人士在这两个领域所填补的工作空缺，竟然不及2%。其他经济领域，如农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供求情况更加糟糕，有二三十万的就业空缺，只有数百名登记待业人士填补这些空缺。

这进一步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市场所需要的劳工（不管是低技能或高技能工作），不是不符合受高教育年轻人的要求，就是这些受高教育年轻人不符合工作条件。

高等教育部的调查结果，更加确定这样的趋势。该调查显示，2008年从本地公共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的六个月依然处于失业的状态。即使那些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有近三分之一从事低技能的工作。

图表3：各领域的就业空缺和填补情况*2011年的数据是从1月至8月
资料来源：2011/2012经济报告书

政府教育政策失败收场

传统上，政府在解决“青年膨胀”潜在危机方面，大都是从劳动力市场供应面的角度下手。其概念在于年轻人的知识（学历）和技能，或统称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需要获得提升，以便加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确保他们获得就业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普遍上缺乏工作经验，需要靠学历和提升技能来加强竞争本钱。

这方面的功夫，马来西亚政府从来没有少做。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固打制、奖学金/贷学金、走后门、降低门槛等）“保送”很多青年（尤其是土著）进入公共大学，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再培训计划，来重新培训无法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据官方数据，政府在2001年至2009年之间，一共拨出马币9亿元的款项，推动大学毕业生的再培训计划用途。

然而，经过这么多的努力之后，我国受高教育的年轻失业率在过去十年却出现暴增的趋势，很多大学毕业生甚至从失业（Unemployed）变成无法受雇（Unemployable）。很明显地，劳动力供应的问题，出在“生产元素”——教育制度上。

虽然联邦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对教育方面的拨款相当大，但是，我国教育政策偏向于“重量不重质”，以至于公共大学只能大量生产无法符合市场需要，缺乏竞争力的低素质大学毕业生。

官方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6年之间，教育拨款约占公共开销的25%至27%比重。政府在同一时期对每名高等教育学生的公共开支拨款，相当于占人均收入的70%至90%比重。但是，教育系统无法达到预期成果，只有近5%人口拥有高等教育水平。同时，我国公共大学的世界排名过去数年每况愈下，陆续跌出200大排名之外。【点击：国内结构性经济问题不除 2030年方有望晋身先进国】

此外，《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趋势》（TIMSS）和世界银行的评估报告也反映出，从国际数理测试积分的标准，到英文掌握能力，乃至创意与社交能力，大专毕业生都无法达到市场的基本要求。

劳动力市场的另一潜在危机

随着纳吉政府推动经济转型计划（ETP），朝着“高增值、高收入”的先进国目标迈进，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可能将会更加严重，扩大至高学历为外的年轻人口。这是因为马来西亚的总劳动人口中，有高达80%人口只有中学或以下的教育程度。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马来西亚目前有840万名低技能劳动人口，另外630万名国民不是无业，就是呆在家中，而且每年还有高达13万名辍学生和中学毕业生，排队进入劳动力市场。

面对这样庞大的年轻劳动人口，如果政府没有妥善协助这群青年提升知识和技能，一旦经济结构从目前的低价值链模式，转型成为高增值模式的经济体时，这些普遍上属于低技能的劳动力人口，将会与市场脱钩，导致年轻失业率进一步攀高。

公共领域支撑劳动力需求难以延续

仅仅从供应面切入，并无法完全解决年轻人失业问题。任何市场定律都一样，劳动力市场不能只靠供应来支撑，还必须配合需求，才能达到市场平衡的效果。简单而言，劳动市场必须创造足够的需求，才能吸纳踏入社会的年轻劳动力。

过去数十年，马来西亚政府通过不断扩大公共领域，创造大量的公共就业机会，来吸纳为数庞大的年轻劳动人口，尤其是无法找到工作的公共大学毕业生。

但是，这一就业创造模式显然难以延续下去。公共领域已经达到饱和点，高达130万名公务员大军（占总就业人口超过10%），让整个公共领域变得非常臃肿且没有效率。此外，政府财政吃紧，大大削弱政府吸纳更多待业年轻人的能力。
在纳吉政府推动的政府转型计划（GTP）下，公共领域在未来十年只会走向一个精简且有效率的行政模式。这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就业空间很大可能“有减无增”。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官联机构（GLC）身上。官联机构过去多年都承载着“创造就业机会和维持就业状况”的责任。因此，传统上即使面对经济危机，官联机构也不会裁员。就算公共机构私营化（Privatization）计划下，政府也将确保不会出现裁员的情况。

虽然在经济转型计划（ETP）下，官联机构授命挑起前锋角色，负责率先推动我国经济走向高增值高收入模式，从中创造高收入就业机会和提高国民收入。但是，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官联机构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即官联机构在吸纳新血之际，也必须调整企业内部庞大臃肿的雇员结构，以便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

让私人领域“活”起来

因此，我国劳动力市场要创造足够的需求，最终只能依赖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转型，让私人领域“活”起来，在企业转型和积极参与投资的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需要政府扮演更积极的催化角色。

以韩国为例，该国整体经济从一个劳工密集型的低价值链，攀上一个更高价值、更先进，以及更趋向于资本密集型的价值链。这一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转变，为韩国就业人口创造出从低生产力领域转向高生产力领域的就业机会。

无可否认，纳吉政府的经济转型计划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正如之前所言，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的问题。纳吉政府必须同时解决供应和需求的问题。任何一方无法达标，只会落得两头不到岸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