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6/5

最近，有关联邦政府与家户债务，是否过高的课题，引起了不少的评论。 如大马会否在 2019 年破产；应否让月入少于 3,000 令吉者，可借 100 ％贷款购买 22 万令吉以下的房子等；而国家银行也因破产率节节上升，而设立了理财咨询单位。 说到底，就是个政府与民间是否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事宜。

或许因为这是个热点话题，国家银行 2010 年度报告书里，也出现了一篇分析大马近九、十年来消费趋势的特稿。 根据这特稿， 2000 至 2009 年大马消费倾向，出现了两个主要变化：

高消费足以抵消高债务？

一，居民对基本需求（必需品），如饮食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递减；反之，对“斟酌性需求”（ Discretionary Items ），如在餐馆用餐、旅游的支出比重则呈递增趋势。

二，对服务的需求变化，快于对商物品的需求变化；其变化百分比如下：

文中认为，促成这两大变化的因素为，递增的社会富裕，可支配收入（ Disposable Income ）的增加及财富的积累等。 如在 2004 至 2009 年，名目（名义）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 6.8 ％；家户月均总收入从 3,249 递增到 4,025 令吉；同期，家户金融资产以年均 14 ％的速率在增强，以至在 2009 年，其总额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80 ％，（ 2004 年则占 167 ％）。 所谓金融资产指银行存款、公积金积累额、保险、各类基金等。

因此，即使家户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已从 2000 年的 46 ％，剧升到 2009 年的 76 ％，也无须担惊受怕。 言下之意就是资足抵债，用高消费来推动增长，是可持续的，进而言之可持续的高民间消费，也是大推动大马经济转型的必要动力。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理据如下：

一，这些所谓递增的富裕，并未充份考虑通货膨胀的作用。 实则，人力资源部长本人就曾引用世界银行的数字指出，过去十年，非政府部门的薪资只升了 2.6 ％，而生活成本则涨了 15 ％！ （至于公共部门薪资，则因民事服务职工总会（ CUEPACS ）多次成功争取到调薪，而赶上通膨率）。

二，所谓金融资产，是相当易变（ volatile ）的资产，它可随着股市、房地产的激烈起伏而生变，或因高通膨而贬值。 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如美国搞“量化宽松”政策，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投机热潮。 大马的股市与房地产虽也因而在短期受惠，长期而言却吉凶难卜。

三，大马并非福利国，除了公务员外，普罗大众退休后只能靠自食其“蓄”（公积金）来养老，而这公积金是个人本位、自力救济、自食其力的制度，缺乏互济互助作用。 虽说，平均而言，年届 55 岁的会员的积累额为 12 万令吉，可却也有 45 ％的会员，在年届 54 岁时，其积累额尚不到 5 万令吉。 显见，这些人在 55 岁后，尚得埋头苦干；此外，家庭主妇也多无公积金。 在这种条件下鼓励高消费，显然是失责的失策。

四，收入分配状况。 无疑，大马的国民总储蓄（ Gross National Saving ）颇高，通常可占到 GDP 的 35 ％左右，且由于近年投资率只占 GDP 的约 20 ％（公私合计），尚有约 15 ％的余额。 问题是这些高储蓄并非相对平均地分配于普罗大众，而是颇为集中；实则，第十大马计划便点出，有 40 ％的家户，其月均收入少于 2,300 令吉。

薪资增幅赶不上物价

进一步说明，这几十年来，大马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出现大的改变，如下表所示：

大马的这个收入分配结构，虽比大多数南美洲与非洲国家佳，却较西北欧或日本差，如在西北欧最高 20 ％的高收入层，通常占总收入的约 35 ％，而大马则高达约 50 ％。 这种分配结构合理与否另当别论，此处要点出的是，所谓递增的富裕（ Increasing Affluence ）有其局限，并不足以支撑可持续的高消费推动型增长。 毕竟至少有 44% 的家户，其月均收入少在 3,000 令吉以下！

实则，近年来，普罗大众的薪资增幅赶不上物价涨幅，外加上政府要削减各类补贴，企业化与私“营”化更多的公共服务，百姓的各类有形无形的开支已较前更多。

最后，要指出的是，可持续的增长与可持续的体面收入，来源自生产力的提升，而非高消费所支撑的缺乏生产力增长。 早在 1776 年，亚当史密（ Adam Smith ）便在其《国富论》一书里说到，要提升一国的生活水平，只有二个方法：一为，这一国的国民如何熟练技巧，有判断力地劳动；二为，提高一国中从事有用劳动（ useful work ）的人数。 诚哉斯言，生产性活动不足、生产力不高的国家，是成不了可持续的富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