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2/31

据报导，韩国裔的剑桥政治经济学教授张夏准在联合国发展计划（ UNDP ）与大马策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ISIS ）联合主办的公开讲座中，提到大马应加深发展制造业，进而掌握其中的科技和提升本身的实力，且得加大对研发的投资，而不仅仅是专注于“量”的扩大。此外，也应注意到许多高生产力的服务业，均与制造业密切相关，若制造业者能创立本身的品牌，与服务业连结，那就更理想了（见 12 月 8 日《东方日报》 A22 面）。

张夏准与如 Din Roddick 等学者一样，向来很注重制造业，认为后进国若要升级，必得先搞好制造业，然后才再这基础上提升服务业。按张的研究，相对稳健的高收入国，如瑞士、日本、新加坡，均是制造业产值很高的国家，其制造业的人均产值，均远高于他国，如美国、英国。

技职教育推动工业化

实事求是地看，德国能成为欧盟第一经济大国，靠的便是制造业。近几年来，欧盟其他国家的贸易余额多呈赤字，可德国却每年有不少余额。且不少人认为，若欧元解体，除了德国马克（ Deutsche Mark ）会对美元升值外，其他各国货币均会贬值。伸言之，欧元拉低了马克的币值，而拉高了其他国家的币值。之所，根本原因便在于，德国的制造业很强劲，许多制成品均很富竞争力；而这些富有竞争力的品牌，并非都是大企业，反而是散落在乡区的“开明家族型”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与家族是命运共同体，故做事稳健，不尚投机。

德国、瑞士（制造业人均产值世界排第一）何以那么强劲？主因之一在于，他们自 1800 年代起，便注重技职教育（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且是理论与实践双结合的双轨制（ Two track System ），如二天在校，三天在实地实习，四年毕业后，便是富有即战力的生力军。反观大马，则长期忽略实用的技职教育；华裔念技职教育的更少，仅占在校的技职生人数 3 ％。在德国、瑞士 16-21 岁的学生群体中，则有约 2/3 是技职生！尽管德、瑞的大专生百分比较其他发达国为低，其人均收入与经济稳健度则高于其他。如近年来瑞士法郎（ Swiss Franc ）的币值便节节上升，新加坡的新币亦然。

本来，大马也是靠制造业高速增长起来的。可惜大马忽略人才培训，又满足于低水准的现状，结果制造业尚未升级，便已退化，落得得转靠服务业的窘境。可是大体上言，除了相对少数的专业行业外，服务业的薪资通常并不高。美国贫穷率高达 15 ％，主因之一便在于高层次的制造业递减，低层次的服务业太多。如在 Wal Mart 大卖场或麦当劳快餐店当临时工之类的人很多，显示了国民“就业不足”（ underemployed ，就业于低于本身层次的职位）现象日益严重。

表面观之，大马的制造业也是颇兴盛的，如大马的出口中，制成品占了 70 ％以上，这使大马在 2010 年成为世界上第 23 大出口国与第 27 大进口国，其制成品数量占世界总额的 1.5 ％。只是，若从增值率（ Value-Added ）来看，从 2000-2010 年，均只占约 0.5 ％；显见，是有形无神，有“量”缺“质”。何以无法升级换代，主因之一便在于缺乏人才。大马的工作人口中，有 75 ％属于非技能（ Unskilled/Low-skilled ）劳工，而在新加坡，非技能劳工则只占约 50 ％，这就是新马的差距所在。从研发投资的角度看，大马的投入额仅占 GDP 的 0.9 ％，而新加坡则占 3.5 ％，相去甚远，这尚不包括研发人员的素质的差异。

众所周知，自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货币危机以来，大马的投资率（即投资占 GDP 的百分比），已从 1990 年代中期的约 40 ％，剧降至 21 世纪初期的约 20 ％。之所以如此，也与制造业退化有一定关系。

有权势者用政治手段搞虚业

制造业投资额通常大于服务业的投资额，大马经济的一个特点是，一向以来，服务业投资是内资占优势，而制造业则是外资占优势。由外资主导制造业，不热衷于带动中下游工业，使得大马的工业化缺乏国内联系（ Domestic Linkage ），进而削弱了其扩散效应（ Spread Effect/Spillover Effect ），这也是大马产业升级失败的主因之一。反观日本、台湾及韩国，主力来自内资而非外资，内资主导的工业化，自会发挥更大的国内联系效应，带动中下游工业，进而提升产业升级与产品的升级换代。

何以大马的工业化，长期以来应是外资主导，而非内资主导？主因之一在于族裔考虑，即在新经济政策的百分比制约下，决策人有意无意地要绕过（ bypass ）非马来人，而宁愿让外资壮大以制约非马来人内资。结果则是，全民一起向下沉沦，而非向上提升。此外，新经济政策也鼓励了快速致富的短期行为（ Short Termism ），使有权有势有门路者，选择用政治、行政手段搞虚业（如房地产），而不是搞实业（如制造业），通过走向国际壮大自己。

由于综合各种因素的作用，如缺乏专业人才，近年来，外资也转而重视服务业，而非制造业。

顺便一提，近几年来，大马的对外投资（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总额已超过外来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FDI ）总额。显见国人，包括政联公司（ GLCs ），已出现“重外轻内”的投资趋势，这种外热内冷很不利大马的前景，因为这种对外投资，多投资于国外的建筑、种植、通讯、银行领域，等而非可带动大马国内产业活力的经济活动。

随著经济的高度化，农业与制造业在 GDP 百分比的下降是不易避免的，问题在于农业与制造业生产力，尤其是增值率（ Value-Added ），究竟享受了多大程度的提升。大马的问题就在于，制造业的层次无法随著「量”变，而起“质”的向上变化。这显然与大量廉价外劳的涌入，抑止了技能、薪资等的升级等因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