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和声 : 中印发展策略与思路比较
信息来自:东方日报 · 作者: · 日期:22-01-2012

2012/1/21

中国与印度,是二个可比性颇高的人口大国与文明古国。在 1950 年代,整体上言,二国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可自 1978 年中国搞改革开放以来,二者间的发展差距显著拉大。

比方说,到了 2011 ,中国的 GDP 已高达近 7 兆美元,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的 15 兆美元,可印度却仅得 1 兆 8,000 万美元,排名第 10 。由于人口规模相当,除以人均,中国的人均收入就自然高出印度数倍。此外,在外贸规模、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也远胜印度。这也是何以,许多国家均担心中国的和平崛起,但却不担心印度的崛起,如什么中国威胁论的,就未听过印度威胁论,据此中国就得著重韬光养晦。

实则,除了中国威胁论外,尚有什么遏制、围堵中国论,或各类的中国崩溃论;只是,这些崩溃论均一一崩溃─至少是迄今为止。既然围堵不了,中国也未崩溃,那只好期盼中国发生和平演变( Peaceful Evolution ),希望中国内部出现多元化、民主化,尤其是政治上多元制衡的结构性力量。

印度缺乏全面工业化

按常理说,做为世上规模最大的民主国,印度应较中国发展更快、更廉洁、更进步、更富裕;可事实是,印度与中国一样腐败,而开放度则输给中国。之所以如此,从 1947 ~ 1990 年,印度在思想与政策上受到“资本主义邪恶论”与“依附论”( Dependency Theory )的制约,而选择相对自主自立的封闭路线,直到 1990 年发生货币贬值与外汇危机后,才转向谨慎的开放路线。

从好的方面看,这使得印度较不受全球经贸波动的冲击;从坏的方面看,其代价则是相对慢的增长率。得失如何,不易判断。从制度面言,印度是个规则林立的高度官僚化国家,以至于有人称之为“许可证王国”( License Raj );而规则越多,效率免不了受到削弱,且徒增腐败漏洞。

按理说,民主化会提升透明度与良政善治;但印度情况有异,有人甚至称其为黑社会民主,如在 2004 年,在 538 名国会议员中,有 125 名竟有犯罪记录!且易被司法开脱(无罪推定),显见,印度须强化法治精神与公民文化水平。

伸言之,谈民主也要区别是优质还是劣质。也因为良政善治不佳,在印度崛起的新兴产业,如软件业、外包业,均是新兴,较不受旧规则约束的新生事物。也因为新生,他们能绕过( bypass )既有的旧规而壮大起来。这些服务业虽创造了百多万个体面的就业机会,却不足以带动全面的工业化,以至于受惠者有限。这是印度贫穷率较中国严重的主因之一。给人的启示是,在人口大国,不搞全面工业化,而只注重靠外而非靠内需的服务业,是不足以全面提升全民生活水平的。

有道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强、无商不富;印度不仅工业与外贸不如中国,其粮产也输给中国。主因之一在于,印度无法搞有效的土地改革,而中国则在这方面颇有成绩。虽然,这 10 多年来,也常发生官员“圈地”(霸占土地)的不当行径。

此外,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与日台港韩为邻,也得到地理之便,较印度更易吸资,更何况,尚有海外华人的助力。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国注重“发展才是硬道理”与“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别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在 1992 年( 88 岁的高龄),竟还能说出这样的话,确是不同凡响,更不同凡“想”;称之为总设计师,应非溢美之辞。

本来,中国与印度均是社会主义国,也爱搞计划经济,难免会抑制个人的积极性,缺乏引发能互动性的诱因,这本就是人性之常。邓小平却能创造性地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进而合理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去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在印度,则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受制于甘地的反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经济,不像中国那么放得开。

中国走高风险、高回酬路线

按照经济学家张五常与日本趋势分析家大前研一的说法,中国不但在思想观念上大开门户,也敢敢把权力下放,让地方政府展开竞争,进而激发地方的能动性。尽管地方放权也产生了不少乱象(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整体上言,其利依然大于弊。只要能加强法治、完善制度,及人民敢据理力争,造反有理,自可减少放权之害,而增进放权之利。

从发展策略言,邓小平主张先让一部份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先富起来,而后再以先富带后富对口援助,产业梯度转移的顺序向内陆推进,应是符合现实与比较优势的实践理性。只是,发展到现阶段,中国也应转注公平为先,兼顾效率的顺序发展观。毕竟,靠外需快速崛起只能是阶段性策略,最终依然得靠内需,以及从出口取向转向高级进口替代,生产本身的高级组件与产品,而非旧态依然地靠进口高级组件、产品来推动出口。

就长期而言,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搞经济易,改革政治体制难,而印度则没有这一政改的难关。事实如何,就有待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来检验了。

或许可以说,相对而言,中国走的是高风险、高回酬的快速富强之路,而印度则是低风险、低回酬的相对稳健之路。从现阶段的结果论来看,以我之见,中国的成就是较高的,至少在民生主权方面。对普罗大众言,民生为大,这才是重点,对知识份子而言,则可能另有侧重。

众皆知,中国是个问题丛生的人口大国,只是根据“皮尤全球态度”项目( 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 )对 17 国所展开的“国民对国家满意度调查”,在 2005 与 2010 年的调查中,中国人的满意度竟名列第一,如在 2010 年,满意者为 87% ,而美国与法国则个别为 30% 与 26% 。这确是耐人寻味,或许关键在于要求标准不一,或彼此的经历有别(如 1980 年前的中国实在太穷了,而 1980 年代前的美、法则相对美好)。

说得远些,这也涉及了国民生产总值( GNP )对国民总幸福(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 GNH )的论战。这就说来话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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