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3月30日   来源：经济参考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老百姓的收入普遍增加了，各阶层群体生活水平均显著提高，但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群体之间却存在着明显差距，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客观上讲，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上下了不少工夫，社会各界也集思广益纷纷建言献策，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应在再分配领域进行改革，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认为，光从再分配的角度进行改革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他提出还需要从调整创造财富结构入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近日，《经济参考报》记者就这个问题对周天勇教授进行了采访。

    经济参考报：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和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是民生话题，而其中“缩小收入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在两会话题的关注排行榜中一直占据十分靠前的位置，您认为，该如何看待当前在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当前解决贫富差距的一些方案和看法？

    周天勇：切实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当下中国老百姓最关注的民生问题。如何缩小收入差距，目前有多种方案，其中改革当前的收入分配体制，扭转不合理的分配格局的呼声比较高，尤其是要求对垄断行业和最低工资进行改革。我认为只从这两个方面看待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并不全面。

    导致收入差距加大，分配不均的源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初次分配，另一方面是再分配。仅仅靠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特别是再分配体制改革，而不考虑解决初次分配问题，从根本上讲，最终可能也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

    比如说，如果继续给小微企业加税或者强制要求提高社保支出，必将损害企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可能造成两种后果，要么企业破产倒闭，要么减少投资。再来看提高职工工资问题。从这两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来看，许多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生存已经难以为继，利润微薄。如果继续要求其大幅提高职工工资，企业负担将更加沉重，那时企业要继续生存下去势必会采取以机器劳动代替人力劳动，或者两个人活由一个人来完成，减少用工量的方式，以达到降低劳动成本的目的，结果将导致收入分配问题更加严重。这样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中等收入者数量减少，二是因失业而致贫的人数快速增加。所以，我认为只注意从再分配角度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可能走不通。

    经济参考报：那么按照您的思路主要的改革是否应该在初次分配过程中进行？

    周天勇：是的。经济学上有一个看似简单，但非常重要的深层次命题，即企业或个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分配财富。

    通常来说，创造财富有三种来源，其一是以资本为主创造财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以石油、发电、钢铁等自动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虽然他们也在创造财富，但是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利润分配主要是在资本所有者之间进行。其二是以技术为主创造财富。财富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技术拥有者，技术可以替代劳动，影响就业。其三是劳动创造财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服务业。

    如果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模式总是以资本、技术为主，以劳动为辅，那么在初次分配结构中必定是资本和技术分得多，国家分得多，劳动分得少，小微企业分得少。结果是中等收入的人少，劳动者得到的工资收入少，劳动占国民收入比例低，资本分配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

    经济参考报：根据您的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一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模式如果是以资本和技术为主，劳动为辅，那么导致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分配不均？您认为，当前中国的分配结构中都存在哪些不合理的地方？

    周天勇：可以这样说。我认为当前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以高投资为主，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一些大项目、大资本、大企业，比如像高铁和高速公路这样的大交通项目。这些项目虽然在短期内能给地方带来数量较多的G D P增长，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这些项目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却越来越少，经济高速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国内外经济学界称之为“无就业增长”，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初次分配时资本分配越来越多。这是地方政府发展模式。

    第二，从企业结构来看。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少，每千人拥有企业总量只有十三家，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四十五家企业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每千人拥有二十五到三十家企业的水平。所以，从企业结构来看，中国是以资本为重创造财富，这也导致初次分配时，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分得多，劳动者分的少。

    第三，从中国的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中劳动力总数占就业人口总数的36%左右，但是他们只创造了占10%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中国人均G D P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就业和生产总值分别应当在60%左右。而2010年，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34.8%，只创造了43%的增加值。服务业本身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劳动要素创造蛋糕同时劳动者分配蛋糕的主要领域，应该有大量人口来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但是因为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远。

    因此，可以看出，缩小收入差距，除了要在调节税收结构、调整转移支付手段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下工夫之外，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加快调整创造蛋糕的结构。如果创造蛋糕的结构本身就不合理，那么将造成分配先天性不公。

    所以说，中国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性问题是创造蛋糕的结构出了问题，初次分配上就产生了巨大差距，从再分配解决问题是不全面的。结构性问题形成的分配差距问题，用体制改革的办法，实际是无法解决的。

    经济参考报：刚刚您已经指出中国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性问题是在创造蛋糕的结构上出了问题，在初次分配环节就产生了问题，那么，您认为解决之道在哪里？

    周天勇：解决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要以调整创造财富结构为主，形成综合性的配套方案。

    第一，推进城镇化进程，调整产业结构。其一，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逐渐转移出去，让他们创造更多的蛋糕，或者通过时间自然减员的办法减少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力，农业领域内较少的劳动力和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逐步下滑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世界性的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因为从事第一产业人员过多，导致城乡之间出现收入巨大差距。其二是要扩张服务业。在中国人均G D P达到5500美元时，产业结构调整要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尤其要鼓励、扶持那些能够扩大劳动就业，并且可以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部门，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劳动创造蛋糕的部门萎缩，而资本创造蛋糕的部门强大，这本身就是一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构。

    第二，从企业结构入手。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小微企业。从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分配比较公平，基尼系数基本保持在0.3或者0.35之间，主要是因为初次分配中劳动分配比例比较高，中等收入人群数量比较庞大。为什么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他们保持了大量的中小企业。每千人中有四十五家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越多，中等收入人口数量就越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也就越少。

    第三，转变地方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模式。改革以G D P为导向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改变地方发展理念，调整考核当地领导的指标体系。比如，在对领导干部考核任用时不能只把G D P指标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还要将真正失业率和就业率纳入考核范围。

    第四，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关系，改革间接税为更多的直接税，弱化刺激地方只发展大资本、大项目的税收等因素。

    第五，为创业、投资和经营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主要包括放开工商企业准入制度，比如，个体不再需要注册，对个人创业场所不提过高要求；在政府监管上，应该从重监管轻服务转变为重服务轻监管。鉴于当前过多的审批和年检给广大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压力，对此应当大量消减。再一个减税清费，按照其他国家的经验，减轻小微企业缴税数量，对小微企业减税的规模应当在1万亿左右，还要清理所有不合理的收费。改革行政体制，比如，取消城管实现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方式；降低交通运输和物流费用。

    改革当前高度垄断的银行体制，大力发展社区中小银行，让地下资金合法化，形成竞争合法化，扩大合法贷款来源，通过竞争降低贷款利率，使小微企业真正可以贷到发展所需资金，鼓励小微企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第六，改革税制结构，加大税收结构调整力度。改变现在这种以企业为主要征收对象的征税方式，从以间接税、流转税为主转变为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减轻创造财富和就业的企业负担。税收政策一定要支持和鼓励创造财富平台的发展。

    第七，建立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

    总之，我认为，一定要从调整创造财富的结构同时在分配财富这个着眼点出发去调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创造财富，从制度建设上教育一定要均等和公平，使每个人堵都能通过平等的教育，形成同等的能力。一定要有宽松的、低层人士向上发展流动的体制和政策，为更多的人创业提供广阔的空间。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和均等的公共服务制度的建设。(记者  金辉)

     （责任编辑：马常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