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11 中国学者时寒冰

美国因何而强大？这是许多人心中的谜团。

（上）
        这次美国之行，在美籍华人吴隆、Susan等的引荐下，我近距离接触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为那种自由交流构筑起来的享受型教育而震撼。

　　从洛杉矶驱车两个多小时，到达了San Diego（汉译：圣迭戈或圣地亚哥），据朋友介绍，圣地亚哥大学属加州第三大学，近年来排名上升较快。该校国际生（美国以外国家的学生）的比例为2%。

　　我运气比较好，正好赶上学校开学，我上了Barry Naughton（巴瑞·诺顿）教授的第一节课。Barry Naughton教授是美国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着名专家，其观点对美国政府有着较大影响，着有The Chinese Economy（该书也是美国一些大学的中国经济教材）等多部着作。

　　Barry Naughton在开讲时，谦虚地说：“今天，中国学者时寒冰先生来听课，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讲15分钟，请他为大家做个演讲。”然后，他转向我，“这样安排会不会让你为难？”这个开局让我很意外，我赶紧说：“我是来学习的，非常希望分享教授的研究成果，到后面我再讲点吧。”Barry Naughton说：“那好吧，我先讲点有趣的东西。”

　　当他打开PPT开讲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新学期第一课，他讲的竟然是次贷危机后的中国经济，讲了中国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及这些措施可能带来的影响。Barry Naughton用了“赌”这个词。他说：“目前来看，中国赌赢了，中国经济在复苏。”但是，他认为，中国救市措施过猛，造成了非常大的隐患。并且，他认为，这种猛药催生出来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难以维持，他预计，2020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下滑……

　　接下来本来是互动的环节，但Barry Naughton把剩下这1个小时的时间给我演讲了。

　　由于Barry Naughton讲的都是最新内容，下面听课的学生都非常认真。这些学生分别来自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

　　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值得中国的大学教育借鉴的，当老师们拿着他们自己都认为严重过时的教材宣讲时，听课的学生是不可能有兴趣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小学、初中教育虽然以应试为主，缺少与实践的结合，有诸多缺陷（见我的一篇旧文《中美差距从儿童就已拉开》 ），但是，毕竟还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大学教育能够多一些交流和实践，就能弥补不足，迅速赶上去。遗憾的是，在最关键的大学教育，中国却几乎是放弃了。很多学生厌学，忙于谈恋爱等事务，而我在美国San Diego大学的几天，感受到的最震撼的，是学生浓厚的学习热情，他们积极提问、发言，与老师交流、互动，这样的学习环境，你不想学都难。

　　同样感到震撼的，是教师们的敬业精神。在刚入校的时候，一位50来岁的教师热情地向我介绍学校的情况，谈到与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光，她眼睛里闪耀着幸福的亮光，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快乐，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两个字“敬业”。在美国的日子里，我接触过许多行业的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敬业和满足感。如果找寻美国强大的根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问一位毕业于国内一所着名大学到San Diego大学读硕士的同学，国内的大学教育与美国有什么区别。她的问答是：“国内的教育枯燥，这里的学习氛围好，让人喜欢。”她用“enjoy”来表达自己在这里的学习感受。

　　如果愿意学，学校会提供很多的学习机会，这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国内的一些学生，一旦到国外的大学留学，很快就能脱颖而出，但学成后绝大部分留在了国外。如果国内给他们这样的氛围，能培养出多少优秀的人才啊！

　　大学教育是冲刺阶段，在美国，小学玩着学、中学慢步走、大学快跑，从婴儿到健将。国内则是小学、中学玩命跑，大学玩着学，这种萎靡的状态令人揪心！亲历美国的教育，让我感受到了差距，也感受到了紧迫感和压力。

　　Barry Naughton讲完次贷危机下的中国经济之后，我做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演讲，结束时，我说：“无论是学习还是做研究，都要保持基本的良知和立场，而不是基于某种利益；无论何时，都要坚守正义和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希望大家多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给中国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中国。国外的批评和建议，更容易影响中国的决策者，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演讲后，又与Barry Naughton教授和学生们进行了交流。

（下）
        这是一节更令我震撼的课，这堂课简直就是实战部署，原来，中美之间过去的较量，面对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训练出来的对手！我把这节课的笔记整理出来与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反思、改进我们的大学教育，否则，我们的差距就不是一点点的问题。深为忧虑！

　　这节课是晚上7点开始的，小班，总共只有12个学生，属于边讨论边上课的，上课的教授是美国前助理副国务卿Susan Shirk女士，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有名的“中国通”，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研究中国。她写过四本与中国有关的书，最新的一本是“China:Fragile Superpower”即《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从书名可以看出来，她的书让国内领导人非常不爽。

　　Susan Shirk与中国有较深渊源。1971年，Susan Shirk作为美国研究生访问团的一员第一次到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也许，这是她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的一个开始。她对中国了解较深。吴老先生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件轶事：在跟中国的一次谈判中，她要求所有成员的衣服都必须自己洗，不能送出去洗，给中国一种随时要撤离的印象，在心理上给中国代表施压。

　　而真正让我感受到她的厉害的，是她的课，她讲的是中美关系（博弈）：

　　她让学生记住两点：

　　1）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点：台湾。

　　2）中国追求的目标，有特殊性，并非像美国那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还有面子，有些时候，面子的分量很重。

　　她这样要求学生：

　　1）分成四组，两组代表中国，对中国政府提建议，并说出如何具体操作（即如何对付美国）；两组代表美国，对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并说出如何具体操作（如何对付中国）。这两方四个小组都必须谈及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持续的问题。然后，可以选择从经济、宗教、气候等等具体的关系谈起。讨论的时候，视野要开阔，别受局限。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战。

　　2）每个小组须写出10页的文章，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她要求每个人都为这个项目做贡献，多付出，多阅读，发挥团队精神。接着，Susan Shirk推荐了几本书，然后，希望同学们为了寻找到最佳方案，阅读、查找更多的书籍、参考文献等。

　　3）每个小组都必须对台湾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Susan Shirk对中美关系中的台湾牌，看得何等重要，运用得何等娴熟，由此可见一斑。

　　Susan Shirk提出，如果哪个小组率先交文章，她会给奖励，后来自由发言的时候，有同学问给的是什么奖励。Susan Shirk笑着说还没有想好。

　　然后是讨论。Susan Shirk出了几个题，第一个是，美中关系为何重要，又为何难以处理好？我大致记得几位同学的回答：制度问题、民主冲突、决定政策的机制不同等等。

　　Susan Shirk做了补充，其中一句比较有意思，我记得非常清楚：“美国和中国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都自我感觉良好。所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比较满足于自己的权力，没有兴趣让别的国家去仿效它，以维持权力的稳定和安全为核心，而美国觉得自己的制度最好，希望全世界都仿效它。”

　　Susan Shirk对中国的批评我不在此处列举，以免这篇文章被无辜屏蔽。她讲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却非常值得一提，这是她对中国最满意的地方——Susan Shirk多次提到：“中国就像一个银行家，对美国慷慨提供经济援助，这会促进美中关系。”她提到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这是我印象中，她对中国最正面的评价，但我心里却说不出来的难受。

　　同时，Susan Shirk认为中国不可能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威胁。她认为，中国与当年的日本不同，两个经济体是各自独立的，更多的是互补关系。

　　Susan Shirk曾担任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在奥巴马组阁以前，她被媒体评论为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人选之一，其观点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即便这样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上课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敬业和专注。离职即平民，在美国，自由平等之深入人心，真的很令人羡慕。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San Diego大学，确切地说，是加州大学San Diego分校，在美国大学的排名中，大致位居100名附近（现在有上升），并非名校，即使这样一个学校，其教学理念依然令我非常震撼。2007年，北大建设五星级宾馆的新闻引起一片争议，而当年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前400名中，中国大陆地区仅占8所，排名最靠前的北京大学排在第192位，清华大学排在196位。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差距。

　　如果算，这绝不是全部，因为，还有更深的诸如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因素。

　　10月1日晚上，在中国庆祝国庆的时候，San Diego大学四名研究中国问题的资深专家，联袂做了一场演讲，四人分别从四个角度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剖析。听课的不仅有学生，还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吴老先生夫妇、Susan夫妇也都去了。美国的大学是比较开放的，其课程安排都挂在网上，像这样的讲座，附近的市民有兴趣的也可以去听，这样的大学才是真正意义上开启民智的场所。

　　在美国，对大学功能的排列，位居第一位的是“社会批判”的功能，不媚权，不依附于政治。为了确保做到这一点，“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促成了教授终身制制度的确立，强调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美国人认为，学术自由是大学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教授只要能够胜任教学工作，同时坚持中立的原则，可以不受其他任何限制。

　　也因此，美国的大学很多时候并不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高潮无一不在高校风起云涌”。美国大学虽然未必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却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听起来别扭，却是事实。

　　美国的教育是人性化的，是与实践结合很紧的，是充满乐趣的享受型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对孩子不再是摧残，而是一种吸引和磨砺。所以，我将来也打算送孩子去美国读书。

　　从美国回来后，不知怎的，紧迫感变得非常强，仿佛有一只无形的鞭子敲打着自己，得空就读书、查阅资料，但是，我也知道，一切皆有定数，很多努力或许是徒劳的，一些实话也会令一些人非常不快，但不管怎样，我牢记爷爷的话，为了故乡芬芳的泥土，永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