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8-29
出口成本急增是出口竞争力下降的重要原因，而汇率成本持续攀升制约了出口增速，贸易环境有所恶化则对出口产生了消极影响。此外，“人口红利”减弱也直接降低了出口优势。如何提高我国的出口竞争力，需要优化外贸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降低出口成本，而外贸企业自身也要积极调整生产经营结构。
据海关统计，7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8%，其中出口增长5.1%，进口增长10.9%；进出口同比增速相比6月份双双由负转正，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今年7月份外贸数据见好，一方面是受到基数低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逐步回暖的拉动作用。但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偏弱、传统市场萎缩、外需持续不振的大背景下，未来较长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空间有限，尤其是在多种影响未来出口竞争力不利因素的叠加效应下，出口前景难以乐观。
从因素分析看，制约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上不可避免的约束因素，也有国内体制上和出口企业自身竞争力降低等因素，但主要是多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中，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货币升值等因素，导致外贸竞争力趋弱。
居民收入增长与第一出口大国不匹配
从初次分配的角度看，2001-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7%，既分别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速度（10.2%）0.6和2.5个百分点，也分别低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速（19.8%）10.2和12.1个百分点。虽然近些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居民分配份额却不断下降。1993-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由49.5%降至39.7%。而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00-2007年的8年间下滑了11.7个百分点，表明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从外贸增长看，2001-201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9.1%，其中出口每年以19.2%的速度增长，成本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发达国家的2%—4%。从工资水平的国际比较看，我国制造业雇员工资仍处于较低水平，较之于发达国家，目前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大约是英国的1/27，日本的1/22，美国的1/21。较之于新兴国家，大约是韩国的1/13，新加坡的1/12。较之于发展中国家，大约是马来西亚的1/4，墨西哥的1/3。而从职工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来看，我国的这一数字由1990年的15.8%下降到2009年的10.1%，下降了5.7个百分点，这说明工资劳动者在增加值的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
从一定程度上讲，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很大一部分依赖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尤其是加工贸易更是由于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在世界商品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当前加工贸易约占中国贸易总量的50%，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1979-200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8.1%，也为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
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出口规模上跃居全球第一，只说明中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从出口产品结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产业核心竞争力等角度来看，中国还远称不上贸易强国，国际竞争力还不强，正走向偏弱态势。低工资水平使制造业企业应该拥有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竞争力，但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竞争力并不强。
从劳动生产率来说，农民工由于没有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劳动生产率不高;从产业集中度来说，人工成本很低，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企业即使在没有规模经济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大的赢利空间，造成企业缺少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形成产业集中度低。由于工资水平低，企业即使不注重研发的投入，也可以进行价格营销，新品研究与开发积极性不高，而目前这些优势由于成本的提升而趋于减弱。
出口成本急增导致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
由于加工贸易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中占有较大比重，而这些产品在国际上只能以较低价格销售，而劳动力工资提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资源价格改革等因素导致成本提升时，这些产品提价空间有限，导致竞争力降低。
1．高房价成为成本猛增的主要推手
在推动成本增加的众多因素中，高房价是推动产品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的首要因素。由于高房价基本及到所有的商品和服务，其推动力和影响面是巨大的。在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大幅上涨背后，高房价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房价是中国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房价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经历了高速增长，尤以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为甚。全国平均房价水平从2000年开始至今，大致上涨了2.5倍，局部大城市和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幅度在5倍以上。
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和冲击渠道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高房价增加了劳工成本。高房价的直接后果是每个工人的住房成本和支出增加，这必然要求工资相应增长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近年来中国工人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正是这些外在生活成本的增加引起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提高程度远远没有货币工资增幅那么大。
第二，高房价提高了生产和营销等商务成本。生产、仓储和营销都需要固定的场所，房产价格和租金价格的上涨对于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成本会形成向上抬高的压力。这些价格最终反映在产品价格中，“中国制造”的价格竞争力优势被不断侵蚀。
第三，房价的不断提高会增加以货币表示的产值，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当实体经济不能消耗这些货币供应时，就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通胀的结果会进一步提高劳工成本和商务成本。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情形下，通胀的结果等同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
分地区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长速度缓慢，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观察那些出口增长快速的省份，可以发现它们普遍房价较低，如重庆、河南和广西等。这说明高房价确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近年沿海地区出现的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潮”和“用工荒”对立，并伴随工资上涨的局面，看似充满矛盾，令人无法理解，但实际上反映了两方面情况。一方面，沿海出口型企业利润微薄，可以承受的工资上涨幅度有限;另一方面，房价和通货膨胀引起务工人员生活成本急剧上涨，为了维持基本生活和必要的支出，他们要求的工资已超过了企业可以承受的水平。
稳定房价、促进房价向合理区间回归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需要。我们在警惕加工贸易受到高房价负面冲击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贸易遭受高房价的影响。
2.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
劳动力成本在“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下，直接决定了加工贸易的成本。过去30多年，中国正是凭借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更多的加工贸易订单，进而在加工贸易下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几年内加速攀升，低成本优势已经出现明显的逆转，劳动力的成本和规模是首要的约束条件。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的起点和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开始出现了较快速度的上升。从2003年到2012年，城镇单位的平均货币工资水平从13969元上升到46769元，9年间涨了3.3倍。
劳动者报酬提高还表现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性收入的增加，特别是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开始执行后，制造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范围有所扩大，福利水平有明显提高。近几年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都是以平均20%的速度在提高。2013年上半年，全国有17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17.6%。在企业利润水平提高缓慢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就必然会加剧外贸企业的困难，传统的出口竞争力必然受到冲击。
汇率成本持续攀升制约了出口增速
人民币汇率是影响进出口走势的重要因素。自2005年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上升了30%以上。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今年6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达116.34，连续9个月上涨，且连续8个月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5.7%，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升值幅度显著扩大，侵蚀外贸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制约出口发展。
目前我国的服装和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商最低利润率仅为3%左右，因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对这些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而言无异于是一种沉重负担。此外，外贸企业虽然对人民币升值有一定预期，但升值幅度和速度不确定，还会直接影响企业接大单和长单。
与此同时，日本及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正在选择货币贬值策略，以抵制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下降的不利影响。在国内劳动力、资金、环境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削弱的情况下，汇率的持续走强将进一步压缩企业产品出口的利润空间。
目前，由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出口积极性。汇率的较大变动使出口企业的订单减少，为规避汇率风险，不少出口企业不敢接长期订单。据海关总署今年6月底对近2000家企业网络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人的经理指数为36.1，较5月下滑1.5，是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下滑。有49.2%的企业反映，新增出口订单的金额同比在减少，有43.8%的企业反映对未来两至三个月的出口形势信心不乐观。
贸易环境恶化对出口产生消极影响
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在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当中，我国外贸出口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随着欧美等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频频效仿，贸易壁垒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涉及的产业在不断扩大。2012年美、欧发起对中国光伏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投诉，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亿美元。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一季度共有12个国家对我发起22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22.2%。贸易摩擦呈现发起国家多、涉案金额大、多种救济措施并用等特点。对外贸易环境趋于恶化，对我国出口产生了不利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在多种成本上升的压力下，外贸企业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也逐渐减弱。因此，采取多种措施，全方位地减轻外贸企业的各种负担，是重振中国外贸雄风的必然之举。
“人口红利”减弱直接降低出口低成本与价格优势
人口红利主要是指每百名劳动人口供养非劳动人口的人数越低，就越有利于低成本开发丰富的人力资源，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的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能量在加工制造业中得到有效释放，人口负担才得以转化为人口红利，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创造了连续几十年快速发展的“中国奇迹”。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１２年末，我国大陆１５至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为９３７２７万人，比上年末减少３４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９．２％，比上年末下降０．６个百分点，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下降。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比重继续攀升。２０１２年我国大陆６０周岁及以上人口１９３９０万人，占总人口的１４．３％，比上年末提高０．５９个百分点。“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直接导致“低成本驱动”力减弱。
人口老龄化使形成对劳动力供给的约束，直接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据统计数据显示，从2009年至2012年，中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年增长率逐年递增，分别达到6.3%、7.5%、9.7%和9.8%。随着人口红利减弱，导致对外贸易传统的成本与价格优势逐渐弱化，部分出口产品市场份额被周边国家侵蚀。
目前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据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9亿人，之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9.87亿人。2011—2020年就业年均增速将比前期下降0.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4个百分点。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仍然不能弥补劳动力人数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通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遵循世贸组织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成就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铺天盖地，这个时代即将结束。需要通过提高劳动力素养，提高管理水平和科技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提高品牌和专利等，即提高“中国创造”水平，才有可能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而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出口竞争力。
提高出口竞争力需要多方齐抓共管
1.优化外贸企业发展政策环境
一是应努力降低企业外贸运营成本。企业承担的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具有刚性，难以通过政策减负消化。可考虑将政策重点放在降低企业交易与运营成本上，减少对外贸企业的审批环节，降低企业行政费用支出，同时加强外贸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国际贸易资讯系统，帮助企业规避贸易风险。
二是引导外贸企业重视产品质量，提升自身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企业不断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与技术含量，扶植有影响力的自主品牌，并通过财政金融优惠增强企业创新与研发动力。
2.降低出口成本，提高外贸竞争力
首先，要在减轻外贸企业劳动力成本上采取实际有效的有力措施，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在经济困难时期，有必要充分考虑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承受能力，不能简单地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同于单纯地涨工资，要将工资上涨与企业效益提高挂钩。
其次，扭转人民币汇率单边上升趋势，扩大汇率波动范围，尽快形成反映市场供需的汇率形成机制；再次，有必要尽快实行全面的减税政策，摘掉企业税负沉重的帽子，只有企业效益提高了，才能实现税收长远持续地增长，绝不能走“竭泽而渔”的路子；最后，清理精简各种外贸企业的收费项目。
要充分认识高房价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及传导机制。房价和出口之间的关联目前还没有被充分重视，应该加大研究。其次，稳定房价、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和蔓延。过高的房价不仅影响民生稳定和人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也会引导资源错误的配置，挤占实体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还会成为出口的阻碍。
稳定房价、促进房价向合理区间回归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维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需要。警惕加工贸易受到高房价负面冲击的同时，更要注意避免一般贸易遭受高房价的影响。劳工成本上升较难改变，但商务成本的下降仍然存在空间，要尽可能采取措施，降低商务成本，为“中国制造”争取更大竞争力。
3.外贸企业要积极调整生产经营结构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产经营者需要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经营策率。要重视市场细分，进行消费品市场的合理定位。重新进行市场细分，寻找目标市场，合理定位，满足居民多层次的需求。要从城乡居民的收入环境及消费环境出发，研究农村市场、城市市场及城市中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针对高、中、低不同收入消费群体的需求进行市场细分，整合市场资源，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特色化经营，逐步改变消费品市场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状。基于国际贸易的现状、中国制造特征及政策导向，出口企业要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开辟新的市场，另一方面响应国家政策导向，既能做到增加出口达到保增长的目标，更应该注意结构调整，注意产品附加值，不能仅仅为了增加出口而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