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第23届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取得胜利，议席数超过参议院总议席的半数，从而终结了长达6年的朝野政党分控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安倍也由此成为近年来首位控制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首相。
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有望打破小泉之后日本政坛首相频繁更换的混乱局面。若不出意外，日本政府在未来3年将由安倍为首的执政联盟把控，为安倍内阁推行其政策提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基础。
作为保守右倾化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倍，一直谋求日本再次强势崛起，大选后的日本将向何处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走访了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进行研判。
王泰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前驻大阪总领事馆大使级总领事
张焕利：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张伯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政坛保守右倾化加剧
吕耀东：传统保守主义政党自民党在第46届国会众议院和第23届参议院选举中两连胜，一举打破“扭曲国会”困局，标志着日本政坛回归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宣告“两党制”构想及实践告一段落，导致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再次提速，政治右倾化加剧。与此同时，日本传统革新政党及其他在野党日渐式微，已不足以形成遏制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有生力量。
日本政党政治的这种总体保守化，是当代日本社会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日本政界分化组合的产物。它不仅是冷战后日本政党格局嬗变的结果，而且是日本政治改革、社会变迁的产物。
随着奉行保守主义的自民党再次执政，日本政治右倾化不断深化，主要表现为：否认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力图行使集体自卫权并修改和平宪法，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扩充军备、极力提升军事实力，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等等。
在日本的总体保守化进程中，执政的自民党的保守主义政策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也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换，逐渐脱离战后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重经济，轻军备”的传统路线，使日本朝着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以安倍晋三等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政治家崛起。他们主张对内进行政治改革，力求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对外倡导依托日美同盟“借船出海”，推行“正常国家”战略构想。在政治右倾化的形势下，日本保守势力已经将一些言论变成实际行动，利用在国会中的优势地位，通过了国旗国歌法案、周边事态法和“有事立法”相关三法案等具有明显民族主义倾向的法案。
张伯玉：本次参议院选举结束了执政党在众议院占多数、在野党在参议院占多数的“非平衡结构”，也就是所谓“扭曲国会”，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上的变化。如果没有意外，安倍政权将长期执政，至少3年。
在取得长期稳定的政权后，安倍政权将会更加强硬地推行其所谓“摆脱战后体制”为宗旨的系列政策。从历史来看，1955年到1993年，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但当时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外部牵制力量，即社会党。因为长期执政，自民党政权在推行敏感政策方面比较谨慎，注意考虑社会党等在野党的意见。但是在1996年实行新选举制度后，日本民主模式面临转型，即从日本式民主主义向多数决型民主转变。这种模式竞争、对抗色彩比较强烈，协商和妥协的色彩较弱。在拿到多数议席执掌政权后，执政党以多数民意为后盾强硬地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外部牵制力量变弱，权力越来越集中于执政党。
从政党内部来看，按不同分法，自民党内部有鸽派和鹰派或者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法，同时还有派阀，相互制衡，基本上处于均势。但现在，权力向中央集中的趋势十分明显，主要是集中于干事长和总裁，掌握了极为重要的人事权和财权。而且出现了一个现象，谁出名谁就能在选举中占据优势。造成的结果是政治家们纷纷出来说狠话，越强硬越极端就越能出名。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主张采取灵活的妥协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小。
而从安倍本人看，本身就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右翼政治家。他第二次出任首相伊始，就表示要纠正民主党政府的做法，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在与邻国的岛屿争端问题上，奉行领土民族主义，坚持寸土不让。
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王泰平：当前中日关系可以说处在关系正常化40年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在一年前日本上演“购岛”闹剧后，僵局一直持续至今。安倍上台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有所调整，表现在依靠美国，同时联合亚洲一些国家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中日之间，我觉得钓鱼岛问题只是个抓手，是表象。自上台以来，安倍和副首相麻生太郎已经出访多个国家，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从背景来说有三方面：
第一，大的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十分重视日本的作用。日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日本可以“借船出海”，提高自身地位，实现日本“正常国家”的目标。
第二，国内形势的变化。选举后日本政坛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自民党内鹰派的力量掌握了政权。安倍等“战后派”进入了权力核心。日本老一代政治家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亲身经历，因此有负疚感和国际平衡感，更懂得如何同周边国家，以及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国家处理好关系。和老一代政治家不一样，民粹主义主导了“战后派”的思想，经常是我行我素。
第三，中日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危机感加深。日本以前是亚洲的领头雁，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感到自己的老大地位被取代，产生了失衡心理。因此本身愿意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发展。日本有学者声称，如果现在日本不站出来，将来在亚洲就变成向中国一边倒了。
今后一个时期，中日之间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没有建立起来，这个过渡时期将是矛盾和摩擦频繁发生的时期。比如说领土主权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等，都难以解决。因此两国关系在今后还会比较困难。这个过渡时期可能持续10年，甚至15年。
中日之间缺乏信任，是个很大的问题。中日政治互信不足，也导致国民感情严重恶化。对中国来讲，重要的是把握好大方向，遇到矛盾时不要使事态失控。中日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正常交往对双方都有好处。
刘江永：就目前来看，中日关系我认为是下行阶段，并没有触底回升。安倍的内阁也不是最右的内阁，他和维新会捆绑在一起建立政权，或者说维新会上台，那才是最右的内阁。毕竟公明党还是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尽管很微弱，也是一个微弱的平衡，使日本的修宪不能进一步提上日程。但他一定不会停，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人就是推动修宪的人。这些人在国会中虽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但也过了半数。自民党众参两院一共有400多人，是其在野党时期的1倍以上，其中很多人参拜靖国神社，支持修宪。所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没有逆转。
下一步日本会怎样，在年内会看到，日本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制定自民党新政权的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这个防卫计划大纲不能像他们设想的把国防军搞进去，但将中国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加强防卫力量。加强军事同盟军事联盟，甚至先发制人的武器系统，这些可能都会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出现。
安全关系反映两国关系的本质。如果在中日两国战略合作关系框架内，不能按照四个政治文件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在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框架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完全是按日本防卫条约来设定的，所以就形成日本拉着美国和中国进行战略抗衡，中日战略互惠框架就会空心化。尽管它没有修宪，但这个趋势不能排除。
至于是否会发生中日战争，我认为只要日本战后宪法第九条没有发生修改，日本仍然在战后和平宪法框架内，它国内的法制体系还不允许它对中国主动使用武力。对此不能产生误判。未来中长期日本都会将中国视为威胁，但尚难以复活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主动的武力攻击。也不必担心中日两国马上开战。这种形势判断对未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可能是有些偏差的。尽管日本现在难以复活军国主义，但军国主义的历史观在现实中确实存在。这些精神上的病毒在未来某个时期会让日本健康的肌体出现病变。
在右倾化的道路上滑向深渊，脱离和平发展道路。这是未来日本人民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未来国际社会要对日本加强关注加强国际制约的问题。
但对日本人我们应注意区分，日本有右翼的势力也有进步的势力。中日两国国情不同，对历史的教育、认知，话语体系都不同。求同存异，维护两国关系大局，是双方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焕利：安倍本人是自民党内少壮派中的右派。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对华态度和第一次执政后有很大反差，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自民党内部要求改善中日关系的呼声比现在强烈得多。不改善中日关系，会影响到他的执政地位。虽然有了所谓“破冰之旅”，但不是他的本愿，是为了自民党的大局。当时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也不是不想。所以现在又说当时没有参拜，自己很后悔。
在外交方面，安倍政权采取了一些行动包围中国，并且自认为效果不错。上台以来，安倍频繁出访，而且主要集中在中国周边。日本抛出希望尽早实现中日首脑会谈，这样做的目的是进一步迫使中国陷入被动。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实现钓鱼岛“国有化”，对于中日关系是一个重大冲击，逼迫中国必须采取行动。中国目前为止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是日方没有预料到的，表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会让步的。对当前的中日关系，一定要拿捏准确。
经济影响是把“双刃剑”
刘江永：未来中日双方的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首先中日两国的贸易在上半年已经出现了下滑。在世界各国和中国贸易上升的背景下，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和地位都会继续下降。这对双方都会带来不利因素，相比之下对日本的负面影响会更大。因为日本是外需导向，1亿多人口内需有限。中国的发展为很多国家提供了现实的市场，包括韩国、东南亚国家、美国、欧洲国家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日元贷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它反而没有享受在中国这些前期投入的收益。未来三年，日本在中国贸易中的排位有可能下降到第六位。也就是说有可能被韩国超过。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日中贸易占中国外贸比重最高达到26%以上，现在也就是6%～7%。去年欧盟、美国、东盟、香港按外贸结算，贸易额都超过了日本，之后就是韩国了。估计三年之后，日本就会落到韩国之后。这一点对日本来说有点沮丧。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客观的趋势。
中日韩的自由贸易进程也会受到政治的影响。特别是日韩、中日间政治互信缺乏，政治关系恶化。尽管实现了自贸区、零关税，但仍会影响到企业在对方国家的生意。特别是旅游，韩国、中国大陆赴日游客都在减少，没有恢复到日本购岛之前。这对日本的非贸易盈余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旅行社也会受相应的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就业群体。但是中日两国政治关系持续冷却，必然带来经冷。这会影响日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扩大和新的企业的投资。
过去给中国提供贷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些老一代的自民党人，他们去世不在了，比如田中派。现在50后、60后在日本掌权。他们完全没有过去领导人的胸怀、善意和诚意。这样就把前辈建立起来的中日两国友好的基础、积蓄给破坏了。日本的政治资本已经完全透支了，已经把通过政治互信建立起来的市场完全拱手送给了欧美企业和韩国企业。这是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但遗憾的是，这就是目前日本政治家的选择。
中国国内有些人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盲目抵制日货是不可取的。所谓盲目，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厂家是谁。你也不知道抵制日货对中国经济有多大影响。还有些人对别人购买的商品进行破坏，这不仅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也会影响中国投资环境。必须要加以控制，依法处理。没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济环境，我们的经济会下行。保证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健康发展，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
“安倍经济学”非灵丹妙药
《瞭望》：“安倍经济学”在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否能够重振日本经济？
刘军红：安倍政权启动近九个月，日本经济指标向好，“安倍经济学”似乎初显成效。近期，日本内阁府发表了二季度GDP统计修正值，将实际GDP增长率由0.6%(年率2.6%)上修到0.9%，年率达3.8%，连续两个季度超过3%中段，高于美国、香港和新加坡，逼近亚洲新兴国家。同时，前两季反映现价水平的名义GDP也分别增长2.9%和3.7%，可谓名实双增。对此，内阁府经济月报称“通缩”概念正在淡出。安倍内阁则认为这给上调消费税率追加了一个好材料。
但日本经济依旧存在阴阳两面性。首先，前两季增长主要依赖公共投资、政府消费和民间消费，即内需主导型增长。这表明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尚未形成出口拉动型复苏局面，自律性复苏并未形成。以往日本经济复苏常表现为“出口拉动，设备投资跟进，国内消费支撑”三段复苏模式。从二季度表现看，公共投资贡献率由速报值的1.8%，上调到3%，而个人消费则由0.8%降至0.7%，出口贡献率持续13个月为负值，设备投资虽表现微增，但仍以住宅投资、建筑投资等非制造业为主，制造业设备投资依旧为负值，尤其是制造业的设备开工率仍在60%台阶上，设备投资总额也仅达到危机前的60%。这表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设备过剩并未改观。
其次，“安倍经济学”虽然通过超常量宽刺激资产价格上扬，在资产层面上对通缩有所改观，但在“综合物价”层面上，并未形成明显的改善迹象，相反GDP通缩率(平减指数)仍高达-0.5%。消费者物价虽表现正值上升倾向，但主要原因在于进口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电价、汽油价格和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工薪阶层的基本工资并未上涨，实质可支配收入在下降。尤其是，日本居民持有股票的比例仅15%左右，“安倍经济学”导致的股价上涨型“资产效果”并未广泛形成。为此，近期反映生活实质感觉的“街角景气指数”连续2个月恶化。
其三，“安倍经济学”想同时实现“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和长期利率低下”，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事实上，5月22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发表“退出可能性”讲话后，次日，东京股市便暴跌1143点，日元也陡然升值，长期利率则由4月初“黑田量宽”发布后的最低值0.315%蹿升至接近1%，振幅急剧扩大。而此后，日本金融行情便开始表现“随美起舞”特征。这意味着“安倍经济学”尚不具备独立主导日本经济的功效。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安倍执政以来，日本企业对外投资并未减少，产业对外转移也没有停歇。近期，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调查，仍有近80%的受访企业将维持或扩大在华实业，日本政策当局欲主导的“与中国脱钩论”似乎难以实现。而在TPP谈判中，日本明显受到美国双重谈判框架挤压，与美国一道主导规则的愿望也并非那么简单可以实现。日本企业开始逆势回归中国市场。
修宪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
《瞭望》：在获得相对长期的掌握政权之后，安倍是否会着手进行修宪？
王泰平：安倍政权修宪的目标是确定的，但从选举的结果看，自民党加上支持修宪的维新会、大家党等也没有达到修宪所需要的2/3的议席数。执政联盟中的公明党表示反对修改旨在降低修宪门槛的第96条，另外全民投票也需要达到2/3支持。因此降低修宪门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日本国内的舆论看，反对修宪的力量更强一些，所以虽然确立了修宪的目标，但短期内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其次从外部看，国际上也面临阻力。尽管修宪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但日本有其特殊性。日本的修宪是以否定二战侵略的历史为起点的，在国际上就通不过。包括美国也有议员公开批评日本。当然，尽管有来自国内以及国际上的反对声音，但安倍不会轻易放弃。
张伯玉：参议院选举后，安倍会抓住这个最佳的机会，打开修宪的“闸门”。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安倍要做“伟大的”首相的抱负使然。从政治理念上，安倍继承了岸信介与安倍晋太郎的衣钵，又在《致美丽的祖国》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修宪主张。参议院选举后，在政局稳固的情势下，安倍欲通过修宪来完成政治“悲愿”，成为既能振兴经济，又有明确政治诉求的“伟大的”首相。其二，这也是日本国家定位的需要。日本在成为经济大国和民生大国之后，以自民党内保守派政治家为首的主流政治势力意图实现通过修宪来成为“普通国家”，最终摆脱战败体制，成为能在国际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强有力国家。
刘江永：我认为安倍修宪的目标和愿望都没有改变。但在政策优先顺序和节奏上，他不得不有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继续推动修宪，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大的政治目标。但他刚刚参议院选举完，需要稳住阵脚，所以在修宪问题上可能采取渐进式的修宪，不一定马上就把这个作为今年一定实现的目标。他可能通过在党内党外加强舆论加强说服，吸收别的政党修宪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修宪方案。但现在看来还比较困难，他会考虑在修宪大目标以外的政策。
吕耀东：重新上台执政的自民党将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及修改和平宪法提速，安倍明确表示修宪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改变战后体制的意愿十分明确。但修宪实际的酝酿过程将是漫长的。此次选举表明国民对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有所认同，但修宪需要民意的充分酝酿。今后，安倍也将不断地启发和“刺探”民意。 (文/记者 洪蓝 刘延棠 实习生 白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