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战略外交”评析
信息来自:2014年01月09日 12:46:24  来源: 新华网日本频道 · 作者:( 编辑: 陈辰 ) · 日期:09-01-2014

        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19电  题:安倍“战略外交”评析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吴怀中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发表《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一文。

    吴怀中认为:安倍上台以来,以“俯瞰地球仪”视野倾力推动其所谓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的开展,以深刻的国内外形势变动及日本战略调整为背景,以维护体系、提升政治、助推经济、保障安全、制衡中国为主要目标,以政治性外交、经济外交、安全防务外交、社会文化外交为达成路径,以全球治理、“价值观”纽带、经济协力、安全合作、社会贡献等为实施方法,行为特点则有顶层设计、综合统筹、全球经略、借美出海、内外互动等。战略外交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展开的“包围外交”,已在战略、外交、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中国的发展及安全利益产生影响。中国应着眼全球、着手双多边,保持定力、扬长避短、多向操作、综合平衡,展开应对之策。

    吴怀中在文章中指出:安倍自2012年底重新上台以来,从出访东南亚开始,总共到访近30个国家,累计举行110多场首脑会晤。安倍内阁的重要成员,尤其是副首相麻生、外相岸田和防相小野寺等三相(以安倍为首,加上他们可被称为安倍内阁的“涉外四相”),相当程度上代办了政府的外交权力和活动。高层会谈对象则包括到访的外国政要。安倍内阁推动的这种外交活动,从地理范围来看,覆盖五大洲,但重点区域是东南亚及南亚、中东西亚、非洲、欧亚大陆。

    从对象国的类别属性来看,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从重要度来看,分为在地缘战略、安全保障、经济利益(含资源能源等)、政治票田等各有权重的国家;从对象国与日本的关系来看,包括同盟国、友好伙伴国、新伙伴国、一般关系国等;从涉及的议题来看,囊括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从开展方式来看,有“高大全”的特征,即层次高、规模大、手段全。一年多时间里,安倍内阁确实在用实际行动践行其在年初提示的“战略外交”(“战略外交”对应英语的“strategic diplomacy”,中国国内也有“战略性外交”等译法。“战略外交”有时也被安倍等称为“俯瞰地球仪外交”,两者可被视为同一概念。(或曰“俯瞰地球仪外交”)构想。安倍“战略外交”的蕴含及其实施,正对日本国家战略走向以及对外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一、安倍“战略外交”的梗概及其背景

    “外交”主要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而使用各种和平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和事务的活动和过程。安倍的“战略外交”是一种外交的方式(不是安倍的“外交战略”),是实施对外政策的系统筹谋和综合手段,其最大的公约数概念应是指“在战略的指导下有效开展的外交体系行为”。所以,出于研究需要,首先要搞清安倍的这种对外战略的含义,但主要的还是应重点关注在战略指导下实施的这种外交的行动和过程,诸如其围绕的目标、实施的手段、行为的特点以及对华的影响等等。

    一般认为,安倍在2012年12月26日就任首相的记者会上已提出近似于“战略外交”的说法。安倍表示:日本面临日中、日韩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等重大课题,“包括美、俄、印、东南亚等在内,有必要以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考虑战略,战略性地开展作为综合力量的外交”。但对外公开正式使用“战略外交”一词,则是其上任后首次于国会发表演说之际。在2013年1月28日发表的这场演说中,他提出:“外交的基本是,不仅要注视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还要像俯瞰地球仪那样眺望整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展开战略外交。”随后,2月28日,在国会进行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安倍又表示:“战略外交、重视普遍价值的外交、保卫国家利益的主张型外交是我外交的基本。”而岸田外相在同日进行的国会外交演说中,又从职权范围角度进一步阐述了“战略外交”的内涵。之后的2013年里,安倍及其内阁成员又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言及“战略外交”。

    总结以上各讲话内容以及安倍内阁一年来的外交活动,可以大致勾勒出安倍“战略外交”的面貌。从广义上讲,它可以包括以下三层内涵:第一,对外交战略进行符合国家利益的宏观设计和长远规划;第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实施这一战略,达成国家利益最大化;第三,为达以上目的,改善内部体制机制,构筑最优的外交实施基础和保障态势。

    一般而言,任何一国开展的外交,本来就应该是具有战略的外交或战略性的外交,而非反向而为。如果安倍内阁刻意强调日本要开展“战略外交”,那无非说明其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外交缺乏“战略性”(包括设计与实施两大环节),同时又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认为需要革新改进。实际上,安倍的“战略外交”在2013年得以全面开展,主要也是出自于以下四个与此有关的背景因素。

  (一)与国际形势带来的深刻变化有关

    安倍在谈及“战略外交”时,曾反复强调首先要像俯瞰地球仪那样眺望整个世界。所以,跳出双边、总览整个世界大势,是安倍构思和推进其“战略外交”的认识前提。

    事实上,进入21世纪后,从美国深陷伊、阿两场战争开始,到2008年前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格局及权力分布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面对这个百年不遇之变,日本的政治精英终于痛彻地认识到,国家的对外战略和外交工作也应随势应变,需要以战略筹谋和主动外交来创造局面,开辟出路。

    (二)与安倍的国家战略志向有关

    安倍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点就是谋求日本全面振作崛起、不做“二流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社会中要有操盘的主导权。安倍2013年2月22日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题为《日本回来了》的英文讲演中,高调表明“日本现在不是、将来也绝不会做二流国家”。

    安倍的视野,正像他所宣示的“俯瞰地球仪”那样,开始带有通盘的、相对的、自主的眼光和考虑,想通过“经略全球”搞活“战略挪腾”,为日本开创更大的独立天地和发展空间。为此,安倍认识到必须要大力强化和改善外交工作,要“拼外交”,即首先要从大处和高处着眼考虑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的整体设计,其次政府要以一元化体制、采用综合配套的手段来强有力地实施这种战略。此两点,就是“拼外交”的内涵,目标则是用“外交之力”来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弥补日本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力量的下降,确保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

    (三)与日本外交固有的缺陷和问题有关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外交的战略性和自主性不够。二战后的日本,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曾长期被认为缺乏国家战略及外交战略。冷战下的两极格局、冷战后的一超霸权,都使日本的外交严重受制于美国,无法独立作为,只能以日美同盟为前提来考虑对外战略。(2)外交的手段欠缺。“和平宪法”在很大程度限制了日本使用军事手段介入国际安全义务并发挥作用的途径。因而,安倍们认为,日本开展的多是单一的“经济外交”,而非手段丰富的、含有“军事外交”措施在内的“战略外交”。(3)内政的消极与负能量作用。由于政局混乱、政权更换频繁等原因,日本外交政策缺乏宏观设计、系统性及连续性。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转折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外战略及外交工作常常遭到国内外的批评和嘲笑。出于以上三大原因,在外界的客观评估中,日本的外交力量所得“评分”历来不高,不但远低于美国和中国,而且也低于英、法、德等国,与世界主要大国有明显的差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中,日本外交力量被排在第七位,与前六位有明显差距。

    现实中,民主党外交的“乱象”,日美关系不畅,日中、日韩之间问题频发,使安倍认为近年的日本外交是“受伤外交”、“外交失败”、“外交危机”。外交跟不上“形势”需要,改革这种局面已成了自民党重新上台后的政权共识。

    (四)与安倍所受“智力支持”有关

    安倍虽在2013年1月的国会演说中首次提出“战略外交”口号,但对战略性地实施日本外交早有“知识储备”。早先的重要智囊冈崎久彦的著述、安倍本人与冈崎的对谈集,以及与其素有瓜葛的日本国际论坛的系列研究成果,都曾涉及日本外交的“战略性”问题。因此,安倍对谈论“战略”和接受“战略”本身并不缺乏感觉。按照经典的政治过程、决策过程及决策学理论的分析,安倍的执政及决策范式属于典型的“小集团主导型”,即严重依赖身边的政治小集团、核心智囊人士以及少数财界精英。安倍身边有思想、战略、政策倾向各不相同的几个智囊派别,但在外交及对外事务上,为其出谋划策的,多是谷内、兼原、北冈等一干人士。这些智囊多以研究和阐释日本对外战略见长,他们究竟对安倍有多大影响需要具体分析,但对其思考和想法经常担负劝导、加工、提炼、包装和宣介的角色,则至少应该是某种事实。一般认为,不像中曾根康弘等战略派政治家,安倍本人并无很强的战略头脑,但安倍的“优点”是姿态低、耳朵软,不拒绝倾听别人的意见。

    二、安倍“战略外交”的目标、实施路径及行为特点

    外交是一门综合艺术和系统工程,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研究现代国家及政府的外交,往往需要从主体、宗旨(目的)、性质、形式和特征等多个方面来进行。鉴于安倍执政以来日本对外关系的特色,以下仅从外交目标及目的、实施路径和方法、外交行为特点等核心事项来揭示其“战略外交”的具体内容。

    (一)主要目标及实施路径

    安倍执政以来的主要外交目标,即在谋求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同时,在国际及地区范围内展开与中国较量和对峙的外交行动。这其中有安倍谋求日本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因和逻辑,但无疑也有对付中国的“韬略”在内。

    1.实施“大国战略”的一环

    应该看到,安倍推动“战略外交”,首先是遵循自己的战略逻辑,配合其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大国战略的实施。安倍除了着力推动“外交为经济服务”的经济外交外,还以其特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通过在全球拓展日本的外交空间和战略回旋余地,显示日本作为“正常国家”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安倍的这种战略行为,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为了取得与美国博弈的资本及适当“脱美”的筹码。安倍“战略外交”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服务的典型事例,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为“入常”造势拉票。随着安理会改革问题步入新阶段,日本瞄准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欲发起新一轮“入常”攻势。其次,为走向军事大国做铺垫。安倍到处介绍日本的新安全防务政策,如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同时兜售其“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宣示日本今后将大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安全事务。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与北约(尤其与英法)、印度、澳大利亚、东盟的安全防务合作。

    2.拉动增长,提振日本经济

    日本近年来经济低迷,对通过加强对东盟国家、对非、对印、对俄合作,刺激或助力国内经济发展抱有较大期待。为了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增长战略,安倍“战略外交”的经济着眼点,即安倍“经济外交”的重心,除了兼有少部分呼吁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意图外,基本被置于争夺能源资源和市场这两大块上。

    3.改善安全环境

    安倍在其“战略外交”的绝大部分议程中都加入了安全议题。日本从2004年起的三版《防卫计划大纲》以及2013年首份《国家安全战略》,都把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防止威胁作为确保日本安全的主要目标,并把国际及地区社会合作作为实施路径之一。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下,“国际安全保障”被安倍明确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前提和分内之事。

    4.对华较量及博弈

    安倍“战略外交”,应该说处处都透着与中国较量的成分和意味。安倍不但要带领日本争当亚洲的经济安全领袖,2013年10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专访时还声称,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安倍上台以来推动的这些外交活动,被外界形象地称之为“包围外交”或“环绕外交”——一年多来绕着中国走的同时也始终针对中国,明显意在牵制和包围中国,对中国形成“外压”,迫使中国以接受日本的主张为前提来进行对话和谈判。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陷入低谷和对峙的形势下,安倍欲借这种“环绕外交”增加与中国较量筹码、达成战略优势的用意十分明显。

    安倍开展围华外交的手段无非有以下几种:一是向中国外交基础较好的国家打“楔子”、搞“对冲”。其推出的大规模对非合作新举措,安倍和麻生两位正副首相等政要接二连三访缅,安倍作为日本首脑时隔多年访问蒙古、俄罗斯等,就属此举。二是拉拢与中国有矛盾和争端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度等,尤其是对与中国有领土纷争的菲律宾和越南不惜施以援助,呼吁并支持它们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三是拉拢在意识形态和海洋等国际公共利益上与日本容易具有共同语言的国家,例如英、澳、欧盟等。另外,2013年10月,日本还积极促成日美澳部长级对话时隔四年后恢复举行。四是进军印度、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国家)和俄罗斯市场,以“中国+1”战略减少对中日经济合作的依赖,增加对华外交的主动权。

    安倍推动其“战略外交”的举措力度之大、动用手段之全,可谓创下二战后日本外交行为之最。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常常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安全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外交等路径来开展外交工作。在这一基础上,安倍“战略外交”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又有以下五种较为引人注目的主要表现形式:(1)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2)利用“价值观”纽带;(3)开展经济外交及经济合作;(4)推动安全及防务合作;(5)发挥社会性贡献。

  (二)主要外交行为特点

    从一年多来安倍“战略外交”的实施过程中,可知其作为一种外交行为,至少具有如下四大特点。

    1.主动作为、积极谋划大战略

    安倍的“战略外交”,是在全球战略格局调整、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美国“重返”亚太之际发生的,也是在中国加速崛起、中外关系虽稳中有升但错综复杂、中日关系未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展开的。在这种形势下,安倍以“战略外交”为“日本回归”和“绝不做二流国家”谋篇布局、投棋落子,在推动自主外交上明显加大战略投入和经营力度。对北约、欧盟各国、俄罗斯、东南亚、印度、非洲的外交,皆具明显战略性。可以看到,无论是为了实现自身大国战略,还是为了制衡中国、应对“中国威胁”,抑或为了适当“脱美自立”,日本以如此积极、活跃、主动且正面高调的姿态,在世界外交舞台亮相和活动,展开全球挪腾和战略经营,的确是二战后少见的。

    2.手段显有全面性、综合性与配套性

    安倍推动“战略外交”,是以价值观为纽带、以经济(合作)为卖点、以安全为增长点、以社会性因素为着落点,采用综合配套的方式和手段来进行的。除了原有的经济手段外,包括“积极和平主义”大旗下的安全防务合作等新增举措在内,安倍外交的形式与手段已与世界主要大国所能动用的外交资源相差无几。另外,在安倍的“战略外交”中,“走出去”的情况很多,“引进来”的例子也不少,如此则更有利于掌握议程及议题设置权,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2013年5月的非洲发展会议、9月的日本东盟13国海洋会议以及12月的日本东盟首脑会议,都是其例。此外,安倍外交也相当注重内外统筹和体制保障,例如2013年12月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就是统筹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司令部;而为了支援日本企业出口设备以及投标工程,安倍内阁则不惜于2013年11月决定拨巨款成立新国营公司。

    3.“随美起舞”与“借美出海”

    美国对亚太实施战略“重返”和“再平衡”后,日本的地区乃至全球外交明显进入了一个活跃期。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长期以来以日美同盟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轴,美国对相关地区加大投入,为日本以“日美+X”或“日本+X”的合作形式“走出去”发挥作用提供了外来推力。从全球战略角度看,日本对非、对缅、对越菲蒙、对东欧等的外交,总体上也是美国甚至西方总体外交的一部分。美国重返后,安倍才能跟进缅甸、才能加大对东盟安全能力尤其是菲越防务能力建设的援助,在全球范围内对冲和制衡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上升。同时,美国擅长“战略开拓”和“政治工程”,如在非洲、缅甸和东欧等,但常常“口惠而实不至”,后续的资金配套面临困难。日本往往是以经济跟进方式来助美一臂之力,如在上述区域和国家,日本都投下了资金方面的大手笔,起到了补美之短的帮衬作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安倍也谋求尽量“不再从属于美国,与美平起平坐”,同时担负亚洲的领导角色。

    4.内外呼应与双向互动

    应该看到,安倍“战略外交”的推动,也并非一厢情愿或“单相思”的行为。其主张或举措,有些是符合对方国家利益或诉求的,双方或多方当事国之间具有战略相望、地缘互助、经济互需、安全互保等关系特征。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快速上升,某些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对华疑虑和防范也在上升,特别是还有些国家试图在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开展“平衡外交”,居中谋利。所以,客观上,日外关系是互有需求或相互借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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