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亚信上海峰会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进一步推进亚信的机制建设，这将是崛起的中国为亚洲安全提供的又一重要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也是上海除了加强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建设之外，在促进国际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亚信成立以来，在机制建设上取得了长足进步，表现在成员构成、治理架构、议题设置、法律基础等多个方面，而亚信上海峰会之后，进一步明晰机制宗旨与目标，加强与其他国际机制的协调配合，增强机制代表性、包容性和有效性等几个方面，预计将成为亚信机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首先，虽然《阿拉木图文件》规定亚信的宗旨是通过建设多边信任措施来促进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但实际上，如何以及通过哪些类型的信任措施实现亚洲的安全仍然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指明方向。《上海宣言》提出了标志性的“亚洲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这将为亚信通过信任措施建设来实现亚洲安全厘清思路。

    其次，亚信需要明确自身定位以协调与其他国际机制之间的关系。只有亚信本身的定位清晰明确，才能与其他国际机制之间实现相互加强而非相互替代或削弱的关系。目前与亚洲安全相关的重要国际机制至少包括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等，这些机制与亚信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功能重叠甚至冲突，如何厘清这些机制之间的分工，避免机制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是思考亚信机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上海峰会上，亚信与上海合作组织签署了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需要进一步深化，同时亚信需要与更多其他的国际组织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增强自身的透明度和开放性。

    第三，亚信机制代表性需要进一步扩大。机制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归根到底，亚洲安全还是要靠亚洲各行为体，尤其是各主要行为体来共同维护。上海峰会上，亚信成员国实现了扩容，卡塔尔和孟加拉国加入亚信机制。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乌克兰危机、南海争议、钓鱼岛争端、叙利亚危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亚洲安全热点问题，所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国家还不是亚信的成员国，比如，日本还只是亚信的观察员国，而非正式的成员国，东盟的绝大多数国家也不是亚信的成员国，这就势必会影响亚信致力于实现亚洲安全的权威性。正是基于这一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峰会上提议推动亚信成为覆盖全亚洲的安全对话合作平台，亚信机制需要在峰会后继续大力跟进。

    第四，亚信机制包容性需要进一步提升。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亚洲安全涉及到亚洲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与核心利益。如何在亚洲各国政府间安全合作之外开辟出各国民间的安全对话新路径，不仅将影响到亚信机制运作的社会民意基础，还会直接关系机制的包容性。因此，举办亚信非政府论坛、扩大亚信智库、工商界和青年之间的交流，将会大大丰富亚信的合作内涵，创新解决亚洲安全问题的思路和理念。例如，在巴以冲突这一堪称亚洲安全最棘手的难题上，200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一些民间人士曾提出了著名的巴以问题《日内瓦协议》，包含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军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出以及双方共同使用耶路撒冷等建议，虽然该协议未能成为解决巴以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对中东和平进程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最后，亚信机制有效性需要进一步增强。作为一种轮值主席国模式运作的机制，亚信需要加强保障上一任主席国和下一任主席国之间的有效衔接，保障在峰会上达成的共识能够转化成成员国的行动，这些都是影响机制运作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而其核心在于进一步完善秘书处的建设，增强秘书处的职能。上海峰会提出要加强秘书处的能力建设，建立成员国各领域信任措施落实监督行动工作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尊重成员国的自主性与保持机制运作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有待在峰会后的机制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