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约翰•加普 报道 

在美国前任财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的著述中，描述了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前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Dick Fuld)如何兴致勃勃地与他谈论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前首席执行官肯•刘易斯(Ken Lewis)。“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的脾气都很大。”他当时这样说道。

尽管两年前雷曼破产后出现了种种动荡，但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华尔街幸存下来的投资银行又在大把赚钱，它们的员工仍拿着丰厚的奖金，而富尔德的脾气还是那么大。

围绕保尔森和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让雷曼破产的决定，相关争论仍在继续，并且可能无休止地持续下去。没有人确切知道如果不这么做会如何——如果当初动用大约500亿美元公共资金为雷曼纾困，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富尔德以及威嘉律师事务所(Weil Gotshal & Manges)高级合伙人哈维•米勒(Harvey Miller)等其他人仍坚称，该决定是一个导致“世界末日”的大错——米勒本月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如是说。米勒负责监督雷曼兄弟的破产事宜。

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富尔德私下表示，“就是到了进棺材的那一天”，他也想知道，雷曼为何没有像美国国际集团(AIG)等机构一样获得支持。雷曼事件的批评人士认为，该决定较为武断，存在政治动机，且过于冒险。

这些指责都有些份量，但没有一个能证明保尔森做错了。我当时认为，他应该让雷曼破产，而且我现在仍然相信，这是一种值得冒险的赌博。它不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危机，这将是最好的结果，而且为雷曼纾困可以避免这场灾难的说法，让人难以相信。

实际上，到了那个周末，已经难以阻止市场彻底丧失信心。如果美国财政部支持雷曼和美国国际集团，恐慌将蔓延至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Goldman Sachs)。而最终稳定市场的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无论如何也是必须的。

无论是从原则还是从现实政治考虑，不为雷曼纾困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政府至少反对为一家银行纾困，并检验其现实含义，这使得Tarp计划有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除了雷曼财务状况稳健、需要的不过是一笔流动性过渡贷款这种离奇的说法之外，富尔德对保尔森最大的抱怨是，自己没有获得与其它机构（包括保尔森曾经效力过的高盛）同等水平的公共支持。

此言不错，但那又如何？保尔森和伯南克挑选出雷曼，试图为充斥这个世界的道德风险划定底线是合理的。实际上，金融监管机构在决定一家银行是否“太大而不能倒”时，就应该反复无常、让人无法预测，因为这将加大人们利用制度牟利的难度。

米勒的两大遗憾是：没有人告诉雷曼高管，为何在与巴克莱(Barclays)的潜在交易失败后，雷曼未能获得美国公共资金；以及历史早已有“第三方干预以减轻破产导致的系统性后果”的先例。这反映出金融家们一种奇怪的有权享受福利的感觉。

相反，保尔森书中的潜台词是：“在为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纾困之后，我给富尔德打了50次电话，希望他明白，他需要振兴自己的银行、或者把它卖掉。结果他把银行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以为我将不得不施以援手，因此我给了他一个教训。”这相当公平。

随后，保尔森和美联储表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支持雷曼，因为根据美国法律，它不符合获得紧急贷款的法律条件。这听起来像一个孩子的借口（“我没有这么做，而且我怎么都不该这么做”），而数日之后，他们为美国国际集团提供了850亿美元援助，这一事实也戳破了这一借口。

事实上，保尔森当时面临不能为雷曼纾困的强大政治压力，这才是对他的约束，而不是《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 1991年修正案中的非银行贷款条款。尽管有所不便，但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了寻求危机解决方案，就必然要牺牲雷曼。

反对为雷曼纾困的最佳理由是这种做法过于冒险。2008年3月，伯南克支持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收购贝尔斯登，同时由美联储提供贷款“以制止混乱的头寸解除”。这恰到好处地描述了雷曼破产的后果——当时Reserve Primary货币市场基金“跌破了面值”。

伯南克与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的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在这种情况有多大可预见性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不管怎样，拯救雷曼能够避免多少后果呢？我猜不是很多。那周晚些时候为美国国际集团纾困的举措未能遏制恐慌，而雷曼生存下来也不会有多大帮助。

各国政府最终联手对金融体系进行了系统性的纾困。尽管这十分必要，但我们仍然能感到如此多银行被认定为“太大而不能倒”的不利影响。至少有一家银行并非如此。

译者/君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