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亿发展项目陷财务危机

巫统寻租人幕后操盘曝光

梁志华 Jun 21, 2011

“巫”所不在（上）

新加坡《商业时报》（ Business Times ）在上周四的一篇报道中揭露，联昌国际银行（ CIMB Bank ）正式接管与巫统关系密切的一家私人公司——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 Asia Petroleum Hub Sdn Bhd ），因为这家私人公司耗尽联昌国际银行提供的 14 亿元贷款，却无能完成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还打算向外筹资 20 亿元来填补深不见底的开支黑洞。

亚洲石油中心（ Asia Petroleum Hub ）是一项坐落在柔佛州依斯干达经济特区范围的丹绒滨填土岛屿（靠近丹绒巴勒巴斯， Tanjung Pelepas ）的大型发展计划。按照原定计划，这项总值马币 14 亿元的发展项目，是一项拥有多个码头的综合型港口设施，有能力处理大小规模的油槽船只，每年可应付 3000 艘船只，以及 3000 万吨的石油产品。

根据负责这项发展项目的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在 2007 年 7 月发表的一份文告显示，这个项目原本预计在 2009 年完工，可是时至今日，相关工程只完成不到 65% ，而 14 亿元的资金已经全部耗尽。

亚洲石油中心的整个发展成本，主要是依赖联昌国际银行所提供的融资便利。根据《商业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联昌国际银行是在 2006 年向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发出总额 14 亿元，为期三年的过渡性贷款（ bridge loan ）。

成本超支至少 20 亿元

据了解，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在 2009 年已提出其中的 8 亿 4000 万元，来支付相关项目的成本开支。不过，相关项目的成本飙升，导致亚洲石油中心的发展成本已超出原本预算的 14 亿元。

消息指出，截至 2010 年杪，亚洲石油中心的累积资本开支（包括贷款利息）已经超出 14 亿元，但相关工程计划只完成了 64% 。基于所筹资金不足以应付开支，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打算寻找投资者，额外注资 20 亿元，来填补看不见底的开支黑洞。

一项原本 14 亿元的发展项目，不但在耗尽 14 亿元资金的情况下无法完成，还要另外寻找 20 亿元的注资来填补成本，反映出相关计划至少面对高达 142% （或 20 亿元）的成本超支问题。

基本上，马来西亚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项目出现成本超支问题，已经形成一种常态，尤其是由官联公司（ GLCs ）或者那些与巫统或国阵政府关系密切的寻租人所负责的发展项目，更是成本超支方面的“专家”。

“超支成本”化身为寻租管道

在这个寻租框架下，这些被任意挥霍的“超支成本”，往往通过发展项目的掩饰，利用各种管道和方式，流入既得利益者的口袋，当中包括政党、机构、商家企业，以及个体户。

这是国阵政府 ( 尤其是以巫统为核心的政府结构 ) 执政五十多年来的典型“恩庇政治”（ Political Patronage ）下的必然产物，通过政府国库或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作为后盾，来支撑朋党企业经济利益的一个寻租框架。

正因为有政府作后台，往往对获得大型发展项目的寻租人形成一种“大得不能倒”（ Too big to Fail ）的道德风险，寻租人才会毫无节制的挥霍，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最终会出手拯救，这也注定了很多大型发展项目，最终都以失败收场。

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恩庇政治色彩的典型寻租游戏，整个发展项目环绕在一群与最大执政党巫统关系密切的寻租人身上。

一场巫统恩庇政治的寻租游戏

这项发展项目的拥有者——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原本是由 KIC 石油天然气集团 （ KIC Oil & Gas Group of Companies ，简称 KIC 集团）和巫统（ UMNO ）控制的一家私人公司—— Trek Perintis 私人有限公司共同持有， KIC 集团拥有 90% 股权，而 Trek Perintis 则持有剩余的 10% 股权。

KIC 集团是马来西亚一家港口终站私人营运业者，手中持有的业务包括位于丹绒巴勒巴斯港口的岸外浮动型燃油处理终站，以及位于巴生港口（西港）的货运终站。 KIC 集团的创办人是阿都拉昔（ Abdul Rashid Mohd Isa Al-Qadiry ）和法依德占（ Faidzan Hassan Al-Qadiry ），两人是这家集团的大股东。

Trek Perintis 是由前首相阿都拉掌舵时代的巫统总财政——阿都阿金（ Abdul Azim Zabidi ）掌管的一家巫统代理公司。阿都阿金在阿都拉时代获委托，负责管理巫统旗下的资产。

KIC 集团主吹的慈善信托基金会—— Al-wariseen 信托，获得当时担任首相的阿都拉撑场，成为这个信托基金的顾问。同时，阿都拉的前政治秘书，目前是巫青团宣传主任的理查（ Reezal Merican Naina Merican ），也出现在该信托基金的信托人董事局名单中。

重组股权结构纳入寻租人

不过，根据《新海峡时报》（ New Straits Times ）在 2007 年 9 月 14 日的一篇报道中显示，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在进行一轮新的股权结构重组后， KIC 集团在这家公司的股权从原本的 90% 减持至 40% ，而另一大股东 Trek Perintis 的股权则从原本的 10% 提高至 20% 。

同时，另外两家公司，即 Seaport Terminal 私人有限公司和 Teori Selatan 私人有限公司则崛起，成为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的两个新大股东，分别持有 35% 和 5% 股权。

Seaport Terminal 是被视为巫统经济利益代理人的著名土著企业家——赛莫达（ Syed Mokhtar Al-Bukhary ，左图）所拥有的一家私人公司。这家公司是丹绒巴勒巴斯港口的拥有人兼营运者。

至于 Teori Selatan 则是由当时还是柔佛州王储的东姑依布拉欣（ Tunku Ibrahim Ismail ，现任柔佛州苏丹）控制的一家私人公司。

简单来说， KIC 集团从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的股权减持行动中，把 50% 的股权“分配”给柔佛州皇室、巫统，还有与巫统关系密切的赛莫达。

承包商与巫统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这项发展项目的承包工程方面，也涉及不少与巫统关系非常密切的承包商。资料显示，这项计划的承包商名单包括 ZAQ Construction 私人有限公司、 Mott MacDonald 有限公司、南发机构（ Nam Fatt Corporation Bhd ）、肯嘉纳石油（ Kencana Petroleum Bhd ）、睦兴旺工程（ Muhibbah Engineering Bhd ），以及 Qi-PMC 私人有限公司。

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是整个发展项目的总承包商，而 ZAQ Construction 则是执行承包商（ Managing Contractor ），负责委任与颁发亚洲石油中心项目下的工程计划给二手承包商。

ZAQ Construction 的老板兼董事再纳（ Zainal Rafique ）与另一名董事查马尼（ Zamani Rafique ）之间是兄弟关系。他们的另一名兄弟—— Zul Rafique &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创办人祖吉菲（ Zulkifly Rafique ）是首相纳吉的亲信之一。纳吉在上任后对党资产进行大重组，把所有巫统资产合并纳入 Temasek Padu 旗下，并委任祖吉菲负责看守这家公司。

Qi-PMC 私人有限公司与 ZAQ Construction 之间拥有同样的股东结构，而 ZAQ Construction 的董事查马尼，也是 Qi-PMC 的董事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首相阿都拉时代担任联邦直辖区部长的祖哈斯南（ Zulhasnan Rafique ），也是祖吉菲等人的兄弟。祖哈斯南被视为是阿都拉重用的亲信之一。

至于南发机构、肯嘉纳石油，以及睦兴旺工程，则是这项计划的二手承包商。其中，肯嘉纳石油是前首相马哈迪的儿子莫扎尼（ Mokhzani Mahathir ）所拥有的一家上市公司。

二手承包商成为受害者

从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后期局势发展来看，当中不少二手承包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宗大型发展项目金融丑闻的受害者。

其中，因亚洲石油中心遭联昌国际银行集团接管，而受到牵连的二手承包商睦兴旺工程，在近期接受《路透社》询问时就透露，截至 2010 年杪，该公司在这项计划下被拖欠的建筑工程款项高达 3 亿 7080 万元。

此外，另一家二手承包商南发机构在今年 1 月 18 日正式通过仲裁庭，向首要承包商 ZAQ Construction 提出法律诉讼，向后者追讨所拖欠的款项，以及所蒙受的损失。据了解， ZAQ Construction 一共颁发两项合约给南发机构，其一是总值 2 亿零 280 万元的采购合约；其二是总值 3 亿 4750 万元的建筑工程合约。

根据南发机构的文告，截至去年杪为止， ZAQ Construction 在采购合约上，还拖欠该公司 1740 万 5998 元的款项。至于建筑合约方面，南发机构遭拖欠 2162 万零 376 元的账单（包括已采购项目和已完成的工程建筑部分）。该公司还向 ZAQ Construction 追讨 6586 万 3265 元的亏损赔偿。

14 亿元消失无踪？

按照这两家二手承包商被拖欠的款项来计算，目前为止，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至少拖欠承包商高达马币 4 亿元的工程采购与建筑费用（不包括承包商的亏损索偿）。一项获得联昌国际银行提供 14 亿元贷款的发展项目，为何无法支付拖欠承包商的 4 亿元欠款呢？

这笔原本应该用来支付建筑工程开支的 14 亿元，究竟是因为建筑成本飙升而被耗尽，还是流入寻租人的口袋，至今仍是一个谜。

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项计划至今还未完成（估计只完成了 64% ），接下来还需要消耗更多的资金，才能让这项发展项目顺利完成。根据媒体报道，这项计划估计需要额外 20 亿元的投资才足以应付建筑成本需要。然而，其关键问题在于，这 20 亿元是否真的可以填补深不见底的开支黑洞？

政治权贵渗透金融领域

官联银行奉旨扶持朋党

梁志华 Jun 23, 2011

“巫”所不在（下）

亚洲石油中心（ Asia Petroleum Hub ）丑闻案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巫统恩庇政治下的一场寻租游戏，当中更牵扯出另一个更大问题，即国阵政府通过操控官联金融机构，干预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向，来满足恩庇政治的需要。

这本身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风险，即官联银行机构并非按照正常的风险管理与利润成本效益，进行审核和批准程序，来发放相关贷款；而是在“政治利益考量”基础下，为既得利益者或寻租人提供庞大资金，来满足他们的胃口。

这类非市场经济政策的运作模式，在“政府看不见的手”的干预下，往往导致融资项目的成败变成了次要问题，如何确保寻租人的经济利益获得保障，才是最大的考量点。这大大增加了大型发展项目失败的风险机率，最终不但对银行体系的健全性构成威胁，也对国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从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背景来看，政府控制的官联银行集团——联昌国际银行（ CIMB Bank ）就是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成为政府为巫统寻租人“私下分赃”而设的资金输送管道。

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 14 亿元资金被掏空，最终以失败收场，其实是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而联昌国际银行接管这项计划的行动，充其量只是在收拾着一个由寻租人留下的烂摊子。

典型“阿里峇峇”商业模式

如果仔细翻查整个发展项目的运作模式，不难发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阿里峇峇”商业模式——由一个完全不称职的寻租人获得整个建筑工程合约，然而扮演中介人身份，发放采购与建筑工程合约给二手承包商，依赖后者完成整个工程项目。

在这项个案中，虽然亚洲石油中心私人有限公司（ Asia Petroleum Hub Sdn Bhd ）是整个发展项目的总承包商和最终拥有者，但是，真正执行工程承包工作的，却是 ZAQ Construction 私人有限公司，即这项工程项目的执行承包商（ Managing Contractor ）。

ZAQ Construction 的真正工作不是承包建筑工程，而是负责“委任与颁发建筑工程合约”给二手承包商，包括南发机构（ Nam Fatt Corporation Bhd ）、肯嘉纳石油（ Kencana Petroleum Bhd ），以及睦兴旺工程（ Muhibbah Engineering Bhd ）。

换言之， ZAQ Construction 没有直接涉及任何建筑工作，而是扮演中介人的角色，把采购和建筑工程合约分拆并颁发给二手承包商。

不知名企业获 14 亿承包合约

翻查 ZAQ Construction 的公司背景和过往建筑工程记录，这家建筑公司除了承包这项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之外，没有承包过其他任何重大建筑工程的记录，也没有任何参与重大工程项目的经验记录。

其中一家二手承包商——南发机构在今年初通过司法途径起诉 ZAQ Construction ，向后者追讨有关采购和建筑工程的欠款时，在其文告中形容 ZAQ Construction 的主要业务“相信是（ believed to be ）”道路与路面建筑、普通土木工程，以及废水处理工程。这反映出，身为二手承包商的南发机构，根本就不知道 ZAQ Construction 的真正业务背景。

为何一项总值高达 14 亿元的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会交由一家完全没有承包过其他大型发展项目，也没有参与任何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记录的不知名“私人建筑公司”来全权负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再加上总承包商或首要承包商在建筑工程方面，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记录，为何原本应该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联昌国际银行，会如此轻率地批准总额 14 亿元的过渡性贷款，给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

国阵政府操控官联银行

像联昌国际银行这样的例子，在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实际上，国阵政府对银行领域的操控，尤其是在“指示”银行信贷资金流向政府指定的优先领域或发展项目方面，这过去 50 多年来，从没有间断过。

来自澳洲 Edith Cowan 大学的经济学者 Matarr Njie 就指出，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在度过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逐步采取金融开放措施，不过，政府依然继续对金融体系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对银行领域设定一套“贷款指南”。（注 1 ）

政府设定贷款指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提升银行领域的竞争力。相反地，这些政府贷款指南是为了确保银行领域在总贷款中，预先“保留”一部份贷款，导向政府指定的“优先领域”（ Prior sectors ）。

更重要的是，马来西亚的银行领域已经被政治权贵和国阵政府滥用来推动以马来人为中心的扶弱政策——新经济政策（ NEP ），以便达到财富重新配置的目的。在大部分的例子中，金融领域的资源被导向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朋党手中。

官联银行奉旨扶持朋党

本地著名经济学家佐摩（ Jomo K.S ，右下图）与哥美兹（ Edmund Terence Gomez ）就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官联银行（ State-owned bank ）的软性贷款都流向那些在恩庇政治体系下，与国阵政府（尤其是巫统）关系密切的朋党，所控制的土著或非土著财团手中。他们更进一步指出，这些巨额贷款不仅没有经过适当的审批程序，而且投机成分多过于生产性质。（注 2 ）

基于银行贷款是在“政治需要”而非商业考量的基础下发出，这基本上导致银行领域的贷款和资产素质受到负面影响，最终在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中，演变成一场私人企业债务大危机。

比方说，麦康（ MYCOM Bhd ）在当时背负高达 18 亿元的债务，包括两项总值近 16 亿元，还未完成的商业和零售产业发展计划，因无力偿还贷款，拖累森银行（ Sime Bank Bhd ）、马婆金融（ MBf Finance Bhd ）以及阿马银行（ Am bank ）陷入债务困境，呆账大幅度飙升。最终，麦康在 1998 年 9 月向政府提出“拯救”要求。

此外，与国阵政府关系密切的三大集团：玲珑集团（ Renong ）、马资源（ MRCB ），以及金狮集团（ Lion Group ）的总债务高达 430 亿元，占银行体系的总贷款额高达 8% 的比重。如果这些大集团倒闭，将会连累银行体系陷入崩溃边缘。（注 3 ）

这些背负巨额债务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集团主要涉及建筑与产业领域，在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前，是前首相马哈迪政府极力推动的优先领域。银行领域一大部分的贷款，主要导向这两大领域。

但是，一轮金融风暴导致建筑和产业领域的荣景一夜消失，这些集团无力偿债，最终银行领域的呆账大幅飙升（呆账占总贷款高达 19% 的比重），演变成一场债务大危机。

政府干预助长朋党资本主义

97 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对国家经济，尤其是银行体系的直接干预（包括指示银行贷款流向政府指定的经济领域或项目），只会让国家经济变得更缺乏竞争力与效率，同时助长贪污和裙带或朋党资本主义（ Crony capitalism ）的风气。

亚洲石油中心发展项目的丑闻案，只是冰山中的一角。基于绝大部分本地商业银行依然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如马银行、联昌国际银行、兴业银行、艾芬银行），或者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朋党所拥有（如丰隆银行、阿马银行）。因此，在政治需要时，这些银行难免必须履行政府赋予的“社会责任”。

当占本地企业 99% 比重的中小型企业（ SMEs ），在过去多年一直因为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融资，而无法扩充业务而感到烦恼之际，朋党企业却能不费吹灰之力，获得银行源源不绝的贷款融资，甚至在转眼间，把 14 亿元的贷款耗尽。这对在经济转型计划下主张中小型企业是国家经济命脉的纳吉政府而言，可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注 1 ： Matarr Njie,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on Bank Spreads in Malaysia

注 2 ：参考 Edmund Terence Gomez, K. S. Jomo,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

注 3 ：参考 Mohamed Aslam, Heterodux Economic Policies in Malaysia.Economics Rational, Stock Market and A Corporate M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