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社稷／李健聪专栏】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当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报告于今年3月杪公布之后，政府要员赶忙为措辞勐烈的建议书消毒，并声称这份新经济模式的报告并非政府文件，而仅是一份由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EAC）所提呈的建议书这个笑话吗？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当新经济模式推出之时，首相纳吉出人意表地选择在《2010年度投资马来西亚》研讨会，而非代表我国人民的国会下议院里提呈新经济模式这个“意外惊喜”吗？

国会下议院与会者为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民选代议士，《2010年度投资马来西亚》研讨会的出席者则是海外基金经理、投资者、短期炒家等资本家，是“售卖”马来西亚金融产品的市集。在这种大会上公布新经济模式，就好像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员，不在年度大会上向股东发布企业未来10年的发展计划，却到客户门口去沿街兜售叫卖这份报告，不止让股东觉得没瘾且未受尊重，也徒让外人贻笑大方。

现在，新经济模式的第二部分，终于以经济转型计划（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lan）为名，出炉了。虽然真正的报告要等到10月26日，也就是2011年预算桉公布（10月15日）的一个半星期后公布，但是公众已经可以通过于9月21日的经济转型计划实验室的开放日中一窥究竟。从新经济模式下半部报告的出炉时间来看，可预见的是，此项报告很有可能不会在国会内辩论。


权力傲慢与迷信外资
为什么这份号称将影响我国未来10年发展的报告，竟然不会在国会辩论？为什么纳吉不好好地向人民百姓交待，却跑去向外资阿谀谄媚？这里头显示出的态度有两个：一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傲慢，二则是对于外资的绝对迷信。行政权力的傲慢，源自于50多年来的一党独大与威权体制；对于外资的迷信，则是执政者还沉溺于过去90年代我国的发展神话，未能醒悟今日人民面对的困境与切身问题，以及持续否认本身的制度性缺陷。

我们可以高谈2020年宏愿，用一大堆的口号和已经难以牢记的英文缩写字母包装美化自己，好让大家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更加可以通过雇用国际知名的顾问公司，为政府准备英文写得最漂亮的报告；当然，我们还可以选择最豪华的场地办一个开放日，穿着最名贵的衣服上台，像苹果乔布斯推介Iphone般侃侃而谈，第二天通过自己掌控的主流媒体大肆报导，再引述几个御用学者的夸奖来增添自己的光环。

原谅我在这篇文章内有点激动，但是在经过了1Malaysia、GTP、NKRA、SRI、KPI、NEM、10MP、ETP、NKEA、EPP、BO等等等等一连串巨型计划与外星词汇的轰炸之后，我想，是谈论一些基本问题的时候了。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只谈经济计划，不谈改革？既然政府那么地迷恋外资，好吧，就让我们听听外资的说法。


外资担忧与批评
英国航空业大亨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是英国 “维珍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根据福布斯杂志于2009年的统计，布兰森的身家值40亿美元。同时，布兰森所拥有的维珍集团，也于2007年8月收购马来西亚亚航X（AirAsia X）的20%股份，可算是其中一名举足轻重的外资。此名大企业家日前在吉隆坡出席一项投资会议时指出，马来西亚对国会在野党领袖安华的审讯，将打消外国投资者在马来西亚投资的计划。他说：““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但却肯定是一根刺。我认为此事的影响仍将持续很久很久。它在外国看起来很糟糕。”

布兰森言中的这根“刺”，源自于我国备受诟病的司法制度，以及无所不在的政治干预。安华的审讯过程充满疑云与不公正，就算我国的部长或任何平面媒体如何用力地洗刷与漂白，也还是摆在眼前一个“刺眼”的事实。

过了一天，另外一名外国投资者，同时也是维基百科的创办人之一的吉米威尔斯（Jimmy Wales）也说，马来西亚应该停止审查资讯以避免阻碍经济成长。他指出，由于对平面与广播媒体施加严格的审查与限制，马来西亚在新闻自由监察组织“无疆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中的175个国家中只能够排名第131。他说：“审查已经不是个有效的策略。对于经济成长来说，更是适得其反。”

威尔斯也强调：“当你要人民拥有想要的资讯以作出对他们生活有利的决策时，自由的资讯流通是必不可少的。”

有趣的是，平面媒体有关布兰森的报道竟然坐实威尔斯的担忧。布兰森言论出街次日，《马来西亚前锋报》以及国营电视台，竟然公然扭曲布兰森的言论，把它说成是安华的态度影响了国家形象与投资环境。另外，国营第一电视播出的马来语新闻，报道内容也与《马来西亚前锋报》的网络新闻如出一彻。

我不认识布兰森，但恳请哪一位看见他的人，麻烦翻译一下国家最大执政党掌控的上市平面媒体所刊登出来的这篇文章，过后再恳请他把一半的身家投资在非常有前途，即将在10内成为人均收入1万5000美元的马来西亚这个高收入国内吧！


且看有何制度保障
当没有自由流通的资讯，人民如何作出对他们生活有利的决策？当人民无法作出好的决策，国家有怎么会有好的领袖？社会又怎么能够生产外资需要的人才？在一个司法制度不中立，就连前副首相也可以被媒体与法庭程序羞辱的国家，外资的商业风险由谁承担？

在这种恶劣的投资环境下，不要说是如布兰森或吉米威尔等大企业家，就连本地二流的朋党企业，甚至自作孽的政客们也陆续把资金撤到外国去啦。回到问题的根本，我们只谈经济计划，不谈改革。可以吗？

( 李健聪是马来西亚科技与工艺大学交通物流硕士，现为政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