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15 

时至今日，大马朝野政党争论不休的政治改革议题，大多还是沿续上世纪 80 年代杪的老议题。从选区划分的改革、国家资源的分配标准、肃贪反腐、人才外流而至种族和谐等议题，其实历经整 30 年，我们还在折腾兜转，就是转不出旧思维的框限。除了国人耳熟能详的种族与宗教框限，近年来动辄为打击目标套上罪名，进而将之妖魔化成人民公敌的手段，似是屡见不鲜。

这种冠上反某一种族、某一宗教的标笺，其实质意涵无异于冷战时代非共国家的「扣红帽子」或文革时期中国大陆七亿人民闻之色变的「现行反革命」标笺。这是一种典型斗臭斗垮的政治斗争手段，在民智相对封闭的年代，它可将某个个人、派系 , 甚至是学说论述完全抹黑击垮，惟它不可能就此解决问题，更不会是国家的改革良方。

纵观这二、三十年来，执政当局处理改革诉求的方式与落实的步伐，堪称步履维艰。 1988 年马哈迪首相破天荒召开第一次国家经济咨询理事会（ NECC （ 1 ）或简称「国经咨委会」）会议，广邀朝野各界共商国是。虽然帏幕背后是一片大鸣大放，但最终能达致共识、付诸实现的建言，却是寥寥无几。其中荦荦大者，首推高等教育民主化迈开第一步，政府终于 1996 年通过立法，认可民办大专院校的成立。与此同时，执政当局也宣布打从 2002 年开始，国立大学概以会考成绩，全面取代种族配额（固打），作为录取新生的标准。至于政策落实的得失成败，相信民众自有公断。

与此同时，土著 30 ％股权的存废争议，也同样持续多时。国经咨委会一方的改革建言是全面以「绩效与需求」（ merits & needs ）取代种族配额（固打）；民粹取向的另一方则坚持配额（固打）制度须维持至各族的竞争力已臻均等，方能实行。这结论等同是一张不易志上日期的期票。

为何屈服于民粹反扑？

及后， 2009 年纳吉首相对外宣布 27 个服务次领域的开放，正式终止 30 ％土著股权条规，立时引发民粹分子的极力反扑，最终导致有关的开放措施功亏一篑。回首个中环节，这与当年「议而不决」所埋下的伏笔，何尝毫无关连。

晋入纳吉掌政的时代，他极其谨慎的跨出改革的第一步，以政府机制的转型（ GTP ）作为进军号，广邀各界业者参与，并广纳谏言，为致力摆脱传统官僚的思维桎梏，开了个先河。

值此民众的改革呼声响彻云霄之际，纳吉首相不妨慎重考虑续办第三次的国经咨委会会议，广征朝野建言，并拟订时限与机制，按轻重缓急分阶段来落实可行之共识。或许，为要更贴切反映出该会的涵盖面，它不妨正名为「国家纲领咨询理事会」（ National Agenda Consultative Council ），把时下民众关切怨叹的议题，悉数提上该会的议事议程。

信手拈来，选举机制的检讨与选区划分基本准则的重新界定，其实堪称是上世纪末所遗留的历史包袱。而今选民名册的去伪存真；纠正城乡选区选民人数对比的严重失衡等诉求，已是刻不容缓。倘若政府显现诚意，以行动来尊重朝野各方的建言，这只会凸显执政当局施政的包容性，断无失分之理。

在处理国家劳动力的供求方面，按个别领域制订最低薪金制，已不容迟疑。过度仰赖外劳客工的畸形现象，亦不能任由蹉跎下去。本土职业技术院校培训的学员水平，必须符合人力市场所需，更是执政当局为国家人力资源把关的其一关键。

去国行为乃对国不忠？

在延揽人才回流的努力方面，政府成立「人才机构」（ Talent Corp ）此一单位来专案处理，其意涵当然远比过往极度排斥外流人才的作法更具有积极性，唯独是人才回流后的何去何从，却绝不是单凭爱国情操所能解决的。

针对这点，我曾独排众议说，居留海外的大马侨民，不乏人才志士。若不能延揽回流，至少也应该提供平台，让他们报国有门。任何对他们心存歧视，裁定去国行为乃对国不忠的思维，只会进一步加深他们对执政当局的心结与隔阂。

毕竟爱国的定义不由任何个人或党团所界定。际此地球村的年代，人们的落户选择，跟他们对执政当局施政的认同度或有关连，惟并不足以成为衡量爱国心的标准。

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窃国、误国的贪腐行径。那些潜伏在体制内浪费公帑、噬食民脂民膏的政客买办，容或可逃离国法制裁于一时，但其引发民怨之烈，则不啻是在变相蛀蚀既存的政权，让它丢失民心。

肃贪倡廉迄今仍然是万民期待的国家新契机。 2004 年大选，甫上台的阿都拉首相曾因许诺肃贪而广受支持，并获取压倒性胜利。曾几何时，四年后的大选，他却因落实不力，而痛失五州江山；正所谓：「成也肃贪，败也肃贪」，恰是这种写照。

而今，纳吉首相既已高调祭出「一个大马」的理念，就不应坐视他人各作表述。相反的，此时此刻他只要俯顺民情、广征民意，敢为「一个大马」的理念赋上切合民愿的新意涵，执政之路纵是荆棘满途，可还是可以走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