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就业困难、腐败多发、信仰缺失……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明显特征。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围绕着中国是否已经进入这种“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的中国，即将进入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由世界银行5年前在其报告中首次提出，指新兴国家人均GDP在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累积的矛盾会集中爆发。

这其中，收入差距拉大以及国民收入未与GDP实现同步增长，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形成原因，而破解之道，在于藏富于民。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所有国家都跨越不了，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转变发展方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若在未来5年至10年中仍然坚持经济总量的发展导向，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3月3日，迟称，“民富优先发展，还要多讲，以取得更多共识。”

“陷阱”的诱因

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

以上两个同步的提出，被认为是收入分配改革将获实质推动的重要信号，在迟福林看来，此举表明未来5年将由追求“国富”转向“民富”。

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究员刘微向《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过去一味追求财富蛋糕如何做大，如今要向分好蛋糕的方向发展，实现国民收入均衡发展。

但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作为衡量贫富差距重要指标的基尼系数，2009年中国的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高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些都反映中国已经临近“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国际上对此并无统一的说法，但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存在很多问题。

高伟研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会经历吸收外资、工业集聚、技术吸收和创造阶段，如果从工业集聚到技术吸收阶段的过渡不成功，就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如今被认为身陷“陷阱”的代表国家为泰国、越南等，高伟说，“对外开放和吸引外资可使这些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但是更高收入的取得则需要采取主动的政策，让创造力得到激发。”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继贫富差距之后，成为一国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迟福林表示，中国已从以衣食住行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发展型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全社会日益增大的突出矛盾。

“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仅以做大经济总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迫切需要转向以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迟说。

向“民富”转向

在今年1月的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称，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也指出，迈过“中等收入陷阱”，保障广大民众的收入稳步增长，关键在于经济发展转向均衡共享和包容性增长。

迟福林认为避免“陷阱”的可行药方是，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转型和改革，形成“以消费为主导、以城市化为载体、以低碳经济为基本要求、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发展格局。

他分析认为，中国有比较好的条件实现消费主导，但更取决于能否尽快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有大的突破。

从国内发展趋势看，城乡消费结构正在升级，城市发展型消费支出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村的消费潜力巨大。

从国际经验而言，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4000美元的阶段，消费贡献的快速增长与投资、出口贡献的下降是一个客观趋势。

高伟认为，规避“陷阱”需要开打组合拳，如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给予私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经费予以缩减等。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将“中等收入陷阱”称为我国未来5年至10年内面临的最大风险。

在如何摆脱“陷阱”这一发展魔咒方面，亦有人倾向于向日本“问道”。王小广说，日本等国的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

从“国富”向“民富”的转变，成为纾解这一发展难题的重要抓手，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