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2月27日在北京发布一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这份报告普遍被视为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由世行开给中国的“药方”。此研究项目是2010年9月世行行长佐利克访问北京后促成，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参与研究，历时一年半，报告的权威性自不在话下。

   报告显示，关于2030年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愿景，世行持的是“或然性”态度，世行并不否认中国具备这个潜力和可能，但拒绝为“应然性”背书。世行报告提醒说，假如中国不改变发展模式并反思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该国的增长引擎就有可能在今后几十年里受到阻碍，中国难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 O .2》中称，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的标准，中国已经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张其仔教授也指出，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从那时起，有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常见诸报端。如今，世行的战略研究对策建言书，也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切入点，可谓着眼于迫切的现实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指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矛盾，每一个阶段都会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如对一个低收入国家而言，大抵要经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跨出去了，就可以升入“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除各类内部性的发展陷阱之外，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国际关系中也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遭遇别人的群殴或联手遏制。依世行2006年的定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定规模以上或相当潜力”的新兴市场国家，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社会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的一种状况。由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乃至长期停滞，导致一直迈不进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史证明，突破低收入国家陷阱并不难，但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却寥寥可数。自上世纪50年代欧美完成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改造后，主观上为新兴国家升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创造了条件，但真正能“登堂入室”的国家并不多，有的转了一圈后又掉回去了，如东南亚的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拉美的大多数国家。拉美的墨西哥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可历经半个世纪，仍然迈不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虽然近年来有了突出表现，但2010年的人均1.1万美元，还是没有完全达到世界银行2008年所界定的1.2万美元水平。中东富油国表面上虽跻身于高收入国家，但其单一的能源资源型经济，并未有可稳定的高收入国家预期。此轮中东和北非国家震荡，从人均GDP来看可谓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利比亚的崩溃，说明这些国家的基础，甚至连低收入国家都不如。至今击破陷阱的成功案例，仅止于日本与韩国。可以这么说，中等收入陷阱，更具有持久的社会破坏性。

     我们不妨拿世行开给中国的“药方”，用历史经验主义研究手法，先放到韩国身上验证一下。韩国是个“过来人”，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一直踌躇于低收入穷国之列，到80年代中期才升格到中等收入国家，到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一万美元大关，闯进高收入国家。韩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升格到高收入国家，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相对于19世纪明治维新后就崛起的日本，20世纪中叶以降依然属于“一穷二白”的韩国，其经验无疑更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可用“倒推”的方式，来寻找在韩国身上所能耦合的世行“药方”。

    世行的一个“药方”是国企改革。按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看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国企的改革，只能算完成了一半，解决了经营和企业主体问题，但国企垄断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韩国的国企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就已推动，与我国的改革几乎同步。韩国的企业改革之彻底，不仅着眼于改变“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局，而且以破除垄断、为市场经济开路为终极目的，不但拿涉及铁路、电讯等国企开刀，也对形成垄断能力的财阀和私有大企业开刀。遏制民营企业成长活力的是市场垄断，权力形成的资源垄断与竞争形成的市场垄断都不是好东西。持续的生存竞争意识，使三星电子等公司成为了各业界的“快速追随者”。

    世行开出的第二个“药方”是创新。今天中国人均拥有的专利数量远远落后于韩国。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后，又在90年代提出“第二次科技立国”战略，韩国进入21世纪后十年，人均GDP又增长了一倍，动力就源自于永不停息的创新。从依赖外国技术到成功转身，自主创新能力空前提升，短短时间内其自主汽车产业的兴起就是一例，而中国汽车产业二十年，基本上被外企沦陷，成为外国品牌汽车的最大卖场，被美国人戏称为“大超市”也不足怪哉。

     世行推出的第三个“药方”就是机会均等，说直了就是公平和透明社会所必需的法治状态。韩国从军政府转型，每一次艰难的转型，都是一次法治化的痛苦蜕变，治腐治特权，权力阳光法，财政预算透明，这使社会发展到了“鱼儿忘于水，民忘于官”的公民社会状态。

     今天世行的“药方”回推给“过来人”韩国，这样的验证对我们定然是一种触动与觉醒。对于世行长达数百页的报告，有人偏执地予以排斥，还有人到报告发布现场闹场，理性的人，还是应该先认真研究一下这一报告中闪烁的历史经验和战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