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

论文作者 山筱彪（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出生。现为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人文社科系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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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文章从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以及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这三个方面，分析并说明了这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必然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个变化从理论上讲可以高度概括为互相联系的双重转换，一是经济发展战略（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一是经济体制的转换。经济发展战略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是从原来的速度型、数量型、外延型、 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益型、质量型、内涵型、集约型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经济体制的转换就是从传统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排斥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大力发展商品货币经济为基础，由市场机制运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必须依据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客观条件，制定适合本国情况的经济发展战略并确定经济增长的方式。所谓经济发展战略，也称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总体决策和构想，它包括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各项战略措施等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方式，也称经济发展模式，它涵盖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大概念之中，成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社会经济增长是通过扩大再生产实现的。而扩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因此，经济增长也可相应地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种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另一种是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是由该国在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目标如何实现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要服务于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如世 界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实现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无一例外地，都提出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战略 指导思想。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封锁和武装侵略的威胁，为了新政权的生存，只能制定并推行以发展军备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发展的经 济战略，并选择了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前苏联在１９２８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他们一直采用主要依靠动员和增加投入生产要素 的办法实现经济增长，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７年，头两个五年计划分别提前完成，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７７．４％，居欧洲第 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二次大战后，转入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建时期，１９４６至１９５０年间的工业总产值平均递增１３．６％，许多产品的数量居于世界的前列，并于１９４９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核武器的国家。中国从１９４９至１９７８年的３０年中，虽然经历了 “ 大跃进 ” 与 “ 人民公社化 ” 运动的大挫折，以及十年 “ 文化大革命 ” 的灾难，我们还是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２年的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三年中年增长率为２１．１％；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工业平均年增长速度达到１１．２％。在科学技术上，原子弹、氢弹、导弹试验成功，人造地球 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更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越性。这就是以外延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都制定并推行了以发展军备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外延方式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没有先期资本原始积累和国内资金不足又不可能获得大量外援的情况下，必然需要一种能够保证国家集中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建设的具体制度来保证。于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不只在苏联出现了，而且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 采纳。传统计划经济的特点，如压低民众的消费水平，强制性地实行高积累；通过统购统销政策同农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最大限度地集中农业剩余产品满足高速发展 工业的需要；为了保证积累资金能够集中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垄断投资决策权，实行由政府直接控制投资；为了较长时期维持公众的低消费，又不能引起社会 动乱，则必须提倡平均主义的分配来安抚人们的心态；为此，强调国家利益至上；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依赖劳动者对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主要靠党和政府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干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些特点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初级工业化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而且在这个阶段的社会条件，也保证了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较长时期的存在。

这些社会条件是：

（１）企业数量较少，互相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简单，处于低消费水平的消费品市场，需求结构表现为以弹性较小的必 需品为主的稳定状态，这种情况又使生产资料的需求也相对稳定，而且在粗放型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的需求，也是数量增加为主，结构变化相对简单。

（２）经济的粗放发展和强制性的低水平消费，整个国民经济具有供给结构主导需求结构、供给数量主导需求数量的特征。这就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作出的微观决策可以 通过自上而下以行政指令性手段实现的社会经济条件。

（３）在计划经济体制还能起着积极的历史作用时期，非经济性的激励机制能发挥明显的作用。这是因为计划 经济体制的形成是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刚刚建立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在这个经济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广大劳动者获得了较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应地他们能够为计划经济体制做出较大的牺牲。劳动者甘愿如此，是因为这种牺牲给他们带来的利益与通过根本的经济制度革命相比，毕竟小得多。这就是人们称谓的 “ 经济制度变革效应 ” 。这种效应也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得以存在的历史条件之一。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根本性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国家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与其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前苏联，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曾一度达到与 世界头号强国 —— 美国相抗衡的实力；这种体制也曾使中国在４０多年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但在亚太地区而且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外延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同它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 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作用是举世瞩目的。但靠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如前苏联在１９５８年以后，经济的增长率开始下降。为 此，人们还记得他们在６０年代还曾有过 “ 里别尔曼建议 ” 和 “ 柯西金改革 ” 的大争论。争论焦点是，过去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是用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方式取得的， 是倾全力动员了资源和增加投入要素，而把提高要素生产率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由此导致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经济学告诉我们，任 何国家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即便物质资源丰富的前苏联也不例外。因此随着资源的日渐紧缺，特别是前苏联劳动力资源的相对不足，投入大效益低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前苏联的经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克服这一缺陷的唯一办法，是要从外延为主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内涵为主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了实现这 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又必须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这是前苏联经济学界与政界都意识到了的症结。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又谈何容易。我们已经看 到，苏联的改革由于方向错了，最终以失败告终，超级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了。

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和 战略措施有了转变，提出了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特点，在 于要求把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作为标志，强调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世人公认，中国自１９７９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取得了重大的进 展，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成就的取得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依靠外延为主粗放的经济增长方 式。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方面强调要提高经济效益，而在现实中又是资源的投入与成果的产出相比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型的呢？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 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又没有彻底转变，因而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外延为主的发展也没有得到新体制的保证。但中国进入９０年代，特别是 “ 八五 ” 计划的顺利完 成，使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出现了由消费主导生产的势头。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求从数量型转变到质量型，经济增长方式也要求从外延为主的粗放型转变到以内涵为主的集约型的历史时期来临了。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如前所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应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建立起来的，那么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表明，必然与此相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幸运的是中国伴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而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即自１９７９年以来市场取向的改革虽尚未完成，但也不可扭转了。因为改革使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致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赖以存在和起作用的条件丧失了。如：（１）中国的经济 结构和社会经济联系日趋复杂，面对众多的经济部门和几十万个各类工业企业，以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再不可能如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对微观经济进行投 资决策，并由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实践已告诉我们，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机制配置资源的整体效益高得多，只有把政府机构管理企业的权力交给企业 自主经营管理，并要企业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才能搞活企业；（２）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实现机制也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建设时期利益关系的变 化。因为随着新制度下大量的年青一代的劳动者加入就业行列，他们没有经历旧中国的苦难生活，他们的观念是干活拿钱，劳动者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刚性大大提高，使得所谓的 “ 制度变革效应 ” 迅速衰减，以至消失；（３）依据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水平，在９０年代以至下个世纪，党和国家提出的 “ 九五 ” 计划和到 ２０１０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实现的重点与难点，已主要不在数量和速度，而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经济素质、经济效益的提高。要达到此目标的深层症结，主 要在于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中由于改革不彻底而存在的种种缺陷。当前集中表现在经济内在约束力不足，使市场需求对生产的主导作用不能转变为对具体生产企 业和生产者个人的直接约束，市场的竞争风险还没有变为每个企业和各个生产者能否生存的风险，企业经营失败的责任主要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这种情况表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没有通过经济机制得到正常实现。其结果，目前许多企业产品积压、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企业之间债务拖欠，银行困难，出现了社会债务危机。工业生产在高成本条件下的推进，自然又会与农业生产产生尖锐矛盾，造成了工农产品价格的交替上升，导致通胀加剧。为了维持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水平，又要对付物价上涨，出路只有侵蚀国有资产。这是吃社会主义老本，是不能容忍下去的。企业要摆脱这个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核 心内容，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建立规范和有效的经济内在约束机制，使企业和职工真正承担起风险，增强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使不适应市场竞争要求 的企业及时淘汰下来，真正做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能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得以调节，并要把追求科技进步成为企业内在要求，降低成本成为企业生存的保证。只有尽快完成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才能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外延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以内涵为主的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责任编辑　刁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