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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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展开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奠定工业化基础，中国走的是一条以政府为主体发展国内产业，以 高投入维护高速度的路子。经过 46 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 18 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已建立了庞大、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并向小 康社会迈进。 “ 八五 ” 期间，中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 12 ％，增长速度居世界第一。 199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 57731 亿元， 国有资产总量突破 40000 亿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 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 10 位以内。但应清醒看到，尽管中国改革以来开始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推进规模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开始 具有一些新的特征，但从总体来看，这种高速增长没有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增长方式，即在发展目标上，追求产量产值的最快增长速度，实行的是速度型经济发展模 式；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主要通过外延形式扩大再生产，实行的是 “ 粗放型 ” 经济，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阻碍了经济的高效运行。

目前困扰我们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亏损严重。 1994 年国有企业亏损面 45.9 ％，比 “ 七五 ” 期末增加 14 个百分点，亏损额达 344 亿元， 比 “ 七五 ” 期末增长 17 ％；若算暗亏在内，则亏损面达三分之二；多数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高达 70 ％以上， 12.4 万户企业中，资不低债的占 49 ％。资金短 缺，实行 “ 拨改贷 ” 以来，国家对企业基本没有资本金注入，现有国有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只有 10 ％左右， 90 ％依赖银行贷款。庞大的债务资本在进行着不断的叠 加，日渐上升的负债率不仅拖曳着企业前行的步伐，而且危及银行体制的转换。目前，预算内国有工业流动资金贷款余额已达 8000 亿元，仅利息负债，每年就有 数百亿元，若按 1990 年的利润水平，国有企业即使将全部利润用于还贷，也需 18 年才能还清。具有较高发展势头的乡镇企业，属于乡镇政府部分，其机制也出现了重走传统国有企业老路的趋势。

2 、资金周转缓慢。中国金融机构资金约 60000 亿元，其中居民存款 30000 亿元。 1992 年以来，全社会每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一万多亿元， 1995 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4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 ％， 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73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1 ％，房地产开发投资 283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4 ％。用于基建和房地产的投资无法短期回收，而半数以上企业已资不抵债，大量银行贷款无法收回，银行资金周转不灵，已经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以至社会的稳定。

3 、通货膨胀。由于社会投资规模过大，社会总需求过猛， 造成通货膨胀， 1990 年至 1994 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年均上涨 10.8 ％，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年均上涨 12.1 ％，其中 1994 年分别高达 21.7 ％ 和 24.1 ％，是建国后涨幅最高时期。 1995 年实行行政性限价和财政补贴压价及延缓出台价格改革措施，商品零售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降至 14.8 ％和 17.1 ％，但一些深层次诱导通货膨胀的因素仍未消除。

4 、农业基础薄弱。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坚持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实行以农养工、重工轻农的政策，一方面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积累巨大（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 业化汲取农业剩余总量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1952 年为 42.8 ％，九十年代初仍为 20 ％以上，尽管其比重下降，但由于经济总量增大，其绝对额是大幅度上升 的。如九十年代初期农业每年为国家提供的资金积累高达 1000 亿元以上，为 1952 年的 20 多倍；另一方面，由于偏重工业扩张，工业还未能反哺农业，国家 用于农业的基建投资在总投资的份额由 80 年代以前的 10 ％降至目前的 3 ％，致使农业装备水平长期落后，水利设施老化， 抗灾能力脆弱，生产力下降，效益衰减。

5 、资源浪费、环境恶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伴随着过快的资源消耗和投入的相对萎缩，中国目前物质产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比工业发达国家高得多。工业产品平均能源消耗要高 1—6 倍，原材料消耗要高 50—200 ％。每度电的综合煤耗仅相当于欧美国家 60 年代的水平，一年要多用 5000 万吨煤。每吨钢的综合能耗比美国高 570 公斤 ，比日本高 830 公斤 。据统计， 1953—1992 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长了 11. 9 倍，而同期能源消耗增长了 19.1 倍， 4 种有色金属消耗增长了 35 倍。 中国虽属世界上的资源大国，但人均占有量已把我们重重地甩在贫困线上：中国人均矿产资源、耕地面积、水资源和森林蓄积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2 、 1 /5 、 1/4 和 1/10 。资源消耗型的经济也破坏了生态平衡，致使环境恶化。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大气污染严重，全国每年排放污水 360 亿吨，而目前工 业废水处理率仅 68 ％， 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 10 ％，全国遭受不同程度污染的农田面积达 1.5 亿亩。据环保部门情报， 80 年代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为 883 亿 元，相当于同期平均国民收入的 10 ％以上。

上述一系列问题，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主要根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
建国后，中国所采取的经济体制是从宏观经济活动到微观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都集中在中央的行政指令直接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积聚有限的资源进 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高综合国力，改善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这种体制存在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并助长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近十年来，虽进行了渐进的改革，但由于双轨并存和宏观管理乏力，这些弊端仍难以克服。

传统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结构上，认为越大越公越好，以全民所有制为追求目标，搞 “ 一大二公 ” ，排斥或限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遏制竞争，在分配制度上以平均 主义为分配方针，抑制了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政府包揽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管理。在宏观方面，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并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行政指令性计 划往往不是从经济效益和社会需要出发，而是从主观的 “ 赶超 ” 计划出发，尽管也搞综合平衡，但因为在总体上存在产需脱节及忽视产业、行业和产品的内在联系， 所以必然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浪费，造成产品的短缺与过剩并存。在中观和微观经济运转方面，政府负责所有市场中介经济活动，直接掌握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 权，企业由国家统负盈亏，这就造成地方吃中央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从而形成了粗放增长的内部冲动和外部条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充当经济活动的 主角，经济增长通常通过铺摊子、上项目而实现，政府往往只管投资，对回报率和回收率缺乏刚性要求，重数量而轻质量，重速度而轻效益；只重视兴建新企业而忽视老企业的改造，老企业折旧、盈利部分甚至大部分被抽走，企业自有资金的比例越来越低，设备陈旧，缺乏发展后劲。而新建企业由于投资大、见效慢，往往投产不久就陷入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活力不足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一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 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使乡镇企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二是城市非国有经济成份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呈现了强大的生命力。 三是采取了一系列给国有企业以各种经营自主权的政策和措施，多数企业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自主决策的权力，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来调节经营活动。四是调整和 放开价格，在全部社会商品中，由计划决定生产的生产资料产品已降至 30 ％以下，而消费品已不到 10 ％，初步形成了市场价格供求状况自动升降的机制。五是改 变统购包销的单一流通形式，初步形成了以国有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参与的流通体制，为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六是实行权力下 放，地方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七是初步建立了宏观的间接调控作用。（ 1 ）改革税收体制，实行利改税，发挥了税率对财务分配的调节作用；（ 2 ）改革投资体制， 拨改贷，开始主要用经济手段来控制投资；（ 3 ）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类经济法规。这些改革使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大大增强。

然而，这些改革还未触动 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展甚缓，收效甚微，改变的大都是政府管理企业的具体形式，而没有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基本框架。政府 行政部门依仗对产权的垄断，对企业进行不负责任的干预，从而使企业缺乏活力；而同样不负责任的经营者则进行不合理的经营，从而导致资产的流失和效率的降 低。如承包制，只是片面的扩大了企业承包者的经营权，而没有相应加强企业的约束机制（特别是所有权约束机制），从而导致企业国有资产的流失，同原来一样， 企业强烈的数量扩张冲动仍然存在。尽管预算拨款已改为银行贷款，但由于企业资产经营的损益依然由国家承担，企业的数量扩张冲动从争夺预算拨款转而表现为争 夺银行贷款，大批企业由改革之初的 “ 负债经营 ” 变成 “ 靠债经营 ” 。政府仍然是主要投资主体，在投资决策分散化和地方本位利益至上的条件下，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冲动表现得十分强烈。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造滞后，使国家宏观经济职能的转变受阻，改革过程中仍出现周期性的重大经济波动，间接宏观 调控手段依然缺乏有效性，以至在经济失控时不得不重新起用某些传统的行政干预手段。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时期，改革进入了整体推 进和重点突破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也到了转型阶段，而只有加大改革力度，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转轨而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使经济体制从政府推动型真正转变为市 场推动型，才能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使经济增长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的效益。为此，必须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按政企分开、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法人财产制度、有限责 任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重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产权明晰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条件，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明 晰产权，一方面要明确国有资产出资者及其权利和责任，建立对最终所有者（全体人民及其代表机构）负责，并能有效评价、监督国有资产经营状况的权威的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改变以往国有资产出资人不明确，出资人的权利被肢解、分散在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的状况。另一方面确立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由企业独立经营国有 资产，承担起资产保值的责任，使之具有独立的财产权力和利益，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在当前的国有企 业改革中，要通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改革、改组、改造，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等措施， “ 搞好大的，放活小的 ” ，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的优势企 业，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同时，区别不同情况，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和出售等形式，搞活数以万计的众多小型企业。在重点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上，亦应加快国有制之外的公有制企业（城市和乡镇集体企业）的改革和创新。一般来说，非国有公有制企业对市场经济有较强的适应性， 但从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角度看，目前除国有制企业外，其他公有制企业也存在着体制不完善和低效率问题，如多数企业体制按市场经济标准衡量不够规范，体制漏洞较多，许多集体企业仍存在着严重的政企不分问题，产权关系模糊不清， 因而需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重塑。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的企业管理机制一旦形成，在来自所有者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就会成为企业生存 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必然推动企业自觉地把生产经营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移到科学管理和灵活经营上来。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然而，市场虽能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但它并非万能，也有其弱点和不足方面。一是市场调节 基本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足，微观决策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单靠市 场本身并不能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综合平衡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市场竞争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反过来又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从而导致效率的降低；同 时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也会破坏公平竞争。三是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在原则上是平等的和等价的，但由于人们的资源禀赋不同，收入水平 就会有差别。而且实际上，由于市场价格随着供求的波动而上升或下降，市场调节容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从而偏离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即社会公正，引发社会不 稳。市场本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是导致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及其他经济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这些国家逐渐实行和完善政府对经济的间接干 预重要原因。市场的这些弱点和消极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同样存在。在体制转轨时期，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糅合旧体制的弊端，市场盲目发展和经济 秩序混乱的现象更甚。因此，要整体推进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主要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促进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发展，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整体结构优化。首先，应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在注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前提下，通过对中长期经济运行的预测，制定 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任务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措施，通过综合协调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贯彻实施产业政策、收入政策、技术政策、区域政策、进 出口政策、以及搞好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导经济健康发展。其次，进一步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财税、金融、投资等宏观管理体制。在财政政策方面，根据经济运行的情况，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少税收）或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保持总需求平衡；在基本统一国内税 率的同时，通过实行不同税率，担负社会调节职能。如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利息税等，对社会收入进行二次分配，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 衡；通过对需要支持的产业（如高新技术产业等）实行减免税，以贯彻某种产业政策等。金融方面，加快专业银行商业化步伐，硬化银行的风险机制。在实现中央银 行独立于财政部门、专业银行商业化、政策性银行与商业化银行分离的基础上，通过实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政策和贴现率政策，调节货币发行量和调整利息率，控 制投资总量，缓解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除调节经济发展速度外，利率这一经济杠杆还可起到指导投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以贯彻国家的某种产业政策，如对某些 具有重大宏观经济意义和经济效益的产业，国家可通过提供低息、免息贷款来加以扶植。投资体制方面，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建立 以产业政策为基础，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的投资调控体系，发展在法律规范下公平竞争的投资市场。竞争性项目以企业为投资主体，基础性和公益 性项目主要由政府安排投资建设。无论何种建设项目，均应实行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此外，还应积极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继续推进价 格改革和商品流通体系改革；发展生产要素市场，克服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克服体制性障碍，打破部门、地区的分割和封锁；按照市场经 济的要求，发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型流通组织、外贸组织、金融组织和技术、信息、服务网络，以及交易所、经济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和仲裁机构、行业自律性组织等，使之在经营机制和运作方式上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促进各类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加强市场法规建设，按照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的要求，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

四

经济体制转轨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经济行为，把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 能与经营性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把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职能与运营职能分开，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行政企分开。具体来说，应实现以下转变。 1. 从 主要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直接管理转向主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进行间接管理。 2. 从单纯的国有企业管理，向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全社会管理转变。 3. 由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为主，把微观经济决策，包括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决策交由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自主决定，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 要是宏观总量调控。 4. 投资主体从以政府为主向以企业为主转变，使企业对项目的规划、筹资、建设实施直至生产经营、归还贷款和债券本息以及资产的保值增 殖，全过程负责。 5. 由主要搞项目审批、分钱分物转向主要搞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施发展规划，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 系，完善市场机制，对市场的运行进行监督，并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服务。

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在于进一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简单地撤销或合并政 府机构，不可能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也不可能真正克服对企业、市场的过度行政干预。机构改革的方向应是强化其宏观管理职能，而弱化其中观、微观管理职能。现 代经济的发展导致政府职能的扩大，政府在激励、管制和再分配等领域的作用愈趋重要。某些职能只能由政府来履行，也只有政府才能履行，如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制订产业政策，控制投资规模和结构，保证总量平衡；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等。据此，应取消或削弱一切与企业直接挂 钩的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综合宏观调控机构，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综合协调工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建立有关职能部门，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 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转变政府职能，还须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如转变以政府为主体以粗放型增长为特征的传统 发展观，树立以企业、市场为主体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观；转变传统的计划配置资源观念，树立市场配置资源新观念等。

五

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若干关系。一是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改革必须服务于发展。只有使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和经济发展 模式相适应，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有利于促进发展模式的转换，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升级，使发展真正转到以提高经 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 发展是硬道理 ” ，在紧紧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中心任务不放的同时，注意为推进改革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两者相互适应，配套前进。二 是体制转轨与增长转型的关系。体制转轨是增长模式转型的动力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必须积极推进体制转轨，从而推动增长转型。体制转轨和增长转型都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既不能因为体制尚未根本转变，就不推动增长模式转型，也不能因为只抓增长模式转型，而忽略体制转轨。在增长模式转型中，还要正确处理好内 涵发展与外延发展的关系。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许多指标的人均值都落后于世界平均值，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在主要采取集约型 增长方式的同时，还必须根据区域布局和产业结构要求搞好外延发展，当然这是建立在讲求效益和质量基础上的。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转换传 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而市场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和不足则要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加以弥补和 克服，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完善，也要靠政府付出大量努力。四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确立企业的法人地位，充分发挥企业的投资主体、技术进步主体、竞争主角的 作用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进入市场，政府作为国有资产者的代表，也不可避免地一同步入市场。政府既要监管国有资产，还要转变对企业直接管理 的思维定式和管理模式，为企业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保护企业合法经营；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把社会福利事业从企业中分解出来；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 引导企业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执行国家法令。五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应由 “ 无限政府 ” 转变为 “ 有限政府 ” 。能用 “ 看不见的手 ” ，就不 用 “ 看得见的手 ” ，凡是非政府组织能够做得更好，或者也能做得同样好，那么这个工作就不应该由政府来承担。政府还要一方面加强社会管理职能，保证经济社会 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要逐步放权于社会，培养社会的自治能力，如培养同业、行业协会的中观监控和协调能力，充分发挥会计、审计、律师及各种中介组织的作 用等，形成一个具有较强自控能力的社会环境，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作者单位：广西社科联　责任编辑：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