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经济效益的情况却不如人意。究其原 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仍未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痼疾。这种状况不仅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 力，为支撑高速度还不得不扩大投资规模，增加信贷和货币投放，从而造成社会总供求的失衡。事实证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向集约型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势在必行。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其内容看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一般分为 “ 粗放 ” 和 “ 集约 ” 两种类型。 “ 粗 放 ” 和 “ 集约 ” 最早出现在农业经济分析中，后来，人们把 “ 粗放 ” 、 “ 集约 ” 的概念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把单纯靠生产要素量的增加来扩大生产、增加产品总量 的方式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把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增加产品总量的方式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可以说，生产要素的不同使用方式，构成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 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是注重增加资金、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的投入，依靠生产要素量的扩张，但产出相对较小，投入产出率低，创造的附加值相对不 大；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高投入产出率，提高经济效益。

　　在实践中，作出划分粗放型与 集约型的绝对精确的界限是很困难的。在生产要素的扩张中，往往也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要素构成合理和经济效益的逐渐提高；在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中，也会伴 有一定程度的数量增长。这就要看经济增长中以何种方式为主，以粗放为主的是粗放型经济增长，以集约为主的是集约型经济增长。因此，生产中某一生产要素（如 劳动者）量的增加，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可看成是粗放型增长，而必须视全部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来确定。不论是集约经营还是粗放经营都是针对全部生产要素投入 而言的，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一生产要素（如劳动）而言。

　　有人认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极为严重，增加劳动投入，扩大就业仍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应走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道路。这种观点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增长 方式不能单看某一生产要素的使用状况，劳动投入的增加并不能说明就不要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在现代社会中，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 来越大，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美国、西欧、日本的总和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进行估算，他发现在美国、西欧、日本的 经济增长中，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别为 63 ％、 80 ％和 67 ％。从中国实际情况来说，不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 上就没有竞争力，也就无法为新增劳动力扩大就业机会。所以，为了增加就业，就不顾效率地盲目扩大经济规模，走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道路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在实 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决定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中国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高积累、高速度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这对于改变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合理布局生产力，增强国家实力，缓解供 给严重不足是非常必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与中国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靠计划以行政方 式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分配，企业发展生产不是靠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向国家争投资、争项目，造成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铺新摊子；加之考核 指标体系中以产值、产量和实物指标为主，使企业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攀比速度，忽视质量和经济效益。这样形成了只顾投入、不看产出，投入产出率低下，经 济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原材料、能源等）量的增长而不是靠生产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可以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是 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是很必要的，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仍实行这种方式 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热衷于铺新摊子，忽视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投入，致使技术进步缓慢，技术装备落后。据 测算，中国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27.8 ％，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60 ％ —80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35 ％）。

　　二是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低。由于粗放经营，只管投入不顾产 出，使不少经济效益指标下降。 “ 六 · 五 ” 期间，每增加 1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平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 3.2 亿元， “ 七 · 五 ” 期间为 2.2 亿元， “ 八 · 五 ” 期间为 2.3 亿元，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从企业经济效益看，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从 1980 年的 25.2 ％降到 1994 年的 10.7 ％；每百元 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 1980 年为 25.6 元， 1994 年为 14.4 元。从国有工业企业看， 1995 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面达 22.5 ％， 1996 年为 37.7 ％。

　　三是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由于不计成本，不讲效益，使资源浪费严重。中国工业物耗占总产值的比 重， 1978 年为 64.9 ％， 1985 年为 67.4 ％， 1989 年为 71.7 ％。与发达国家相比， 12 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高出 5—10 倍，有的高达百倍； 工业产品平均能源消耗要高 1—6 倍。 据统计， 1953—1992 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长了 11.9 倍，而同期能源消耗增加了 19.1 倍； 4 种有色金属的消耗增加了 35 倍。资源的浪费不仅增加产 品成本，也破坏了生态平衡，使环境恶化。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大气污染严重。据估算， 80 年代中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平均为 883 亿元，相当于同期平均国民收入的 10 ％以上。

　　四是经济总量失衡和通货膨胀。高投入低产出， 必然导致货币发行过多，投资需求膨胀，产品成本上升，引起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 1985 年和 1988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 38.8 ％ 和 23.5 ％，使社会总需求增加过猛，总供求失衡，通货膨胀加剧。 1992 年和 1993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 42.6 ％和 58.6 ％，造成财政赤字扩大，货币发行过多，通货膨胀严重。据统计， 1983—1994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0.2 ％，零售物价上涨率年均 8.2 ％， 两者之比为 1 ∶ 0.8 ，而日本 1957—1970 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 9.9 ％，消费物价上涨率为 4.6 ％，两者之比为 1 ∶ 0.46 。日本经济之所 以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通胀率，主要原因是其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的。

　　上述问题说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再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利于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避免严重通货膨胀；可以缓解资源制约，降低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还可以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立足国际市场。更重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 争，接受市场评判，其竞争力的大小，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数量，更取决于产品的质量、品种，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和成本的大小。首先，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 取胜，必然要不断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只有如此，才能使产品质量不断改进，才能根据市场需要，生产新品种，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立于不败 之地。而且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其产品个别劳动时间的大小，改进技术，降低个别劳动时间，并尽可能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企业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盈利。所 以，在市场竞争中的企业，不能光靠数量增加，规模的扩大（诚然，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其竞争力的大小，但在现代经济中，规模的大小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必 须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来获胜，换句话说，企业应以集约型经营为主。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要获得盈利，必须提高 资金、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企业不负盈亏，经营好坏与自身利益无关，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成本增 加，效益下降。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不再是国家行政附属物，国家与企业也不再是父子关系，企业必须靠自己的生产经营来获得生存，获取盈利。因此，能否 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是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还搞老一套，不讲效率，就会面临破产、倒闭的危险。所以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必须提高生产要素的 使用效率，用集约经营代替粗放经营。再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就会使资源流向投入少产出多的地方。因为在市场 竞争过程中，投入多产出少的企业，其经济效益低，盈利少，甚至会亏本，理智的投资者是不会把资源投向该企业的，相反，他会把资源抽走，投向那些投入少产出 多、经济效益好的地方。这样，那些投入多产出少的企业会被逐渐淘汰，投入少产出多的企业则会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粗放型经营方式会被淘 汰，集约型经营方式将被普遍采用。可以这样说，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要采取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能否使经济增长置于合理的体制保障之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在这种方式下所产生的种种问 题，是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和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经济机制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体制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制度的变革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微观基础。 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基础，没有它们的配合和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缺乏基础而落不到实处。为此，必须进行企业制度的创 新，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只有在具有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条件下，在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下，企业才会致力于提高产 出，降低成本，从事技术革新，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也就是说，用现代企业制度去改造中国的国有企业，才会促使企业自觉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基础是产权关系明晰，产权明晰就是要明确企业的投资主体，企业必须有明确的出资者，出资者享有企业的产权，明确企业的人格代表，明确所 有者、出资者、经营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改变过去那种谁都管理国有资产、谁都不必对国有资产的经营效果负责的状况。所有者、出资者、经营者责权不明确是传 统经济增长方式在微观体制方面的基本成因。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按 “ 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责权明确 ” 的指导思想进行企业制度的创新。

　 　 2 、深化市场改革， 推进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在许多方面与传统经济体制有密切联 系，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计划机制，导致企业争投资争项目，只顾投入不顾产出，投入产出率低下。因此，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机制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 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了完善市场机制，使其发挥有效作用，首先是要积极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不完整或某个市场片面发 展，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妨碍市场正常运行。目前，中国的市场体系尚不健全，除消费品市场比较发达，生产资料市场发展较快外，其他要素市场不仅发展滞 后，而且在发展时序上甚至出现倒置，这不能不影响市场机制整体效应的发挥。市场体系的建立应按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的顺序发展，防止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没有 发挥，其弊端却过度发展的情况。其次是要加强市场法规的建立和实施。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应加强市场法规建设，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和交易秩序，用法律引 导、推进和保障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法规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影响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

　　 3 、深化宏观调控体制 改革， 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保证条件。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经济增长主体 —— 企业的目标和行为的转变。它取决于市场机制的调节和宏观经济政 策的作用，特别是在企业制度创新还没有完成，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和不足的情况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加强市场调节作用，促进 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显得尤其重要。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需要在宏观调控体制上进行改革，特别是投资管理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投资管理体制的改 革首先是要重塑投资主体格局，赋予企业独立的投资权。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公益性、基础性和重大项目建设，对于竞争性产业，企业是投资主体，企业可以自行决 策，国家不必过多干预；其次是要建立投资项目责任制，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实行 “ 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 ” 的投资激励和风险约束机制，防止 企业盲目投资、不顾效益的行为。通过立法建立科学的投资决策制度，项目审批应由专家评估论证，改变领导人决策投资项目违背科学决策程序的现象。再次，投资 应以技术改造为重点，加强对新建项目的控制。在金融体制的改革方面，一是要加快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步伐，使其政策性业务与经营性业务尽快分流，银行 内部要加大经营机制转换力度，完善资产负债管理制度，建立信贷资产风险约束机制和独立核算的法人体制；二是要积极培育金融市场。针对目前金融市场的问题，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的组织体系。在完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调剂市场、贴现市场的同时，注重证券市场的发育。同时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宏观管理，将各地证券发行纳入全国统一规划，适度控制直接融资的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