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5-06      来源：光明日报   王一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制定了六个五年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有特定的背景和明确导向。一方面，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在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后，出现了阶段性的新特征、新挑战。“十二五”规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明确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要深刻领会这条主线，需要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进行深入分析，进而领会“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支撑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第一，高储蓄率将可能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储蓄率与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年中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发生改变。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中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将会出现向下调整，并将影响到投资率的变化，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第二，劳动力成本将趋于上升。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部分机构和学者都预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对向我出口技术进行严格限制，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第四，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进一步强化。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第五，中国将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的过程。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十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十年，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随着中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力增速放缓，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可能难以避免。随着经济减速的发生，类似于日本、韩国在经济减速后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一样，中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和储蓄率的变化发生新的调整，消费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有所上升。这些结构变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实现但又没有完全实现的调整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时间窗口。

    “十二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

    “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又要为中国经济回升向好后再上新台阶，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第一，在外部需求扩张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的情况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改变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目前，国际主要经济体的需求结构调整使中国的外部需求增速放缓，通过国际市场释放过剩生产能力的空间缩小；国内人口结构变化和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也难以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局面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形成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稳定和拓展外需，促进形成内需与外需互动增长的机制。

    第二，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工业规模扩张的高度依赖。由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发展新型产业部门，中国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将面临新的调整压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低端加工组装、缺乏自主技术和品牌的局面已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在提升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同时，在新兴产业领域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加快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产业重组和优化布局，提升传统产业整体素质，在实现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效应的同时，增大社会、环境和国际分工效应。

    第三，在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的情况下，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价值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随着各国抢占经济科技战略制高点的竞争的加剧，中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将大大减弱，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的局面将难以为继，迫切要求培育和确立以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同时，要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在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创造和培育由劳动者素质提升带来的新人口红利，推动中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第四，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强度，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变经济增长对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高度依赖。

    第五，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以城带乡的发展格局，改变城乡不平衡的发展格局。

    第六，在区域差距扩大的态势尚未根本扭转的情况下，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改变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局面。

    第七，在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加快形成经济增长、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

    第八，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样的情况下，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充分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较低、城乡差异大、现代与传统生产方式并存、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增大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加之一些地方对结构调整的系统性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紧迫性认识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客观上受到基本国情和体制条件的制约，但从根本上说，转变发展方式进展不理想主要是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突出表现在市场体系不健全，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财税、投融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资源配置权过多过大，使土地、资源、环境的压力没有通过价格信号充分传递给市场主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完善体制机制为重要前提。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有紧迫感，又必须充分认识其复杂性和艰巨性；既要坚定信心，又必须针对阶段性特点和难点，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既要避免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又要防止不切实际的“大干快上”。我们要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充分拓展转变进程中形成的发展机遇和增长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和化解风险，力求取得实质性进展。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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