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缓解与全球经济的逐渐复苏，国际社会在痛定思痛的反思中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彻底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现象，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将会酝酿出新一轮的全球性失衡与危机。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与重要课题。2010年1月27日开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立”的主题，表明国际社会正积极寻求世界经济走出衰退阴影、走向相对均衡发展的可行方案。因而，后危机时代将是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失衡、贸易失衡、增长结构失衡、储蓄投资失衡等一系列根本性失衡问题的关键时期，各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错综复杂的国际贸易金融关系将为世界经济再平衡带来极大的挑战。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再平衡

　　反思20世纪末全球经济的发展，重新审视由各国经济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交织而成的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探寻后危机时代各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方向，是全球经济重新走向长期繁荣的必然要求。

　　(一)对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再认识

　　从本质上来说，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失衡尤其是美国金融经济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世界经济系统对于过度膨胀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内生性、自发性调整。因此，在后危机时代重新审视世界经济失衡问题，对研究世界经济相对均衡发展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来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轨迹，以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可以给出对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几个基本认识与判断。

　　1.世界经济失衡内生于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格局长期演变、各国经济力量此消彼长的产物，它是决定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结构失衡、贸易失衡、金融失衡、储蓄投资结构失衡等问题最基本的力量。一方面，世界经济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即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并逐渐成长为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并驾齐驱的基本力量，是此轮世界经济失衡的深层次原因。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使得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兴经济体逐渐上升成为国际生产与分工体系及全球贸易金融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本体结构的二元化，即虚拟经济日益独立并超越实体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与主宰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促使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时代，金融失衡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失衡中的重要特征。

　　2.全球贸易失衡内生于当代国际生产体系及“新”贸易模式。当代国际生产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加快的基础上，通过全球要素配置与各国要素禀赋互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全球生产、分工、经营体系与经济利益分配体系。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不同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贸易模式，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贸易方式、贸易流向结构、贸易主体结构及贸易利得的分配结构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同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失衡正是由各国在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贸易模式中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加工制造与资源供应环节的新兴经济体成了全球贸易收支结构中的盈余方，而不断地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即“去制造化”过程的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则主要担当全球产品的需求方角色并相应地积累起巨额贸易逆差。

　　3.全球金融失衡内生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及现代金融发展模式。全球金融失衡主要包括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区域结构失衡、全球金融市场结构失衡以及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失衡等多层次问题，这都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及现代金融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决定了不同经济体在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全球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地位，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以国际货币发行国——美国为资本流入中心的资本流动格局;另一方面，随着金融规制与监管的放松、金融创新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以华尔街金融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发展模式席卷全球，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进程加速，金融经济规模过度膨胀与金融创新的自我加强机制最终为世界经济平稳运行带来了巨大风险。

　　4.全球储蓄投资结构失衡内生于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国际储蓄投资结构失衡与美国、中国等国家的消费及投资模式密切相关。一方面，美国个人家庭通过信用卡与资产抵押等方式实现信贷消费，企业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实现举债经营与海外投资，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大量举债实现负债运行，整体经济通过经常账户巨额逆差实现美元国际循环与低成本融资。这种依赖债务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美国储蓄率过低、过度消费、“双赤字”等失衡问题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形成了依赖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拉动经济的开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国民消费普遍较低，储蓄倾向较高，国内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致使国内失衡与外部失衡问题不断加深。

　　(二)世界经济再平衡迫在眉睫

　　所谓世界经济再平衡，其内涵主要是通过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磋商、协调与合作，解决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十年运行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基本矛盾与不均衡现象，包括增长结构失衡、贸易失衡、金融失衡等问题，促进世界经济以一种相对均衡的方式平稳增长。世界经济再平衡所需的调整与改革涉及一系列全球性、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绝不会一蹴而就，它必然要求世界各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多层次合作。

　　世界经济再平衡问题牵涉不同国家经济利益与财富的再分配，各国在选择世界经济再平衡路径上必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全球贸易收支结构失衡的调整正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争论焦点。美欧等西方国家认为，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应该对世界经济失衡负最大责任，这些国家通过低估本币大量出口，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维持较高的储蓄率与较低的国内消费。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美欧国家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提出的再平衡方案主要集中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升值、减少出口、增加国内消费等问题上。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从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出发提出一种责任与利益对称的再平衡路径选择，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其在纠正世界经济失衡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实现储蓄投资结构、金融监管、财政赤字等方面的改革，并要求重塑世界经济秩序，实现各国经济均衡发展。因此，尽管各国政府已在多次国际磋商中就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可持续与均衡发展等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合作共识，但在汇率安排、贸易失衡等问题上的分歧使得国际社会尚未形成更为切实可行的再平衡思路与具体方案。

　　正如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指出的，保持经济复苏势头需要国内和跨国之间的精密的再平衡措施。世界各国在贸易与金融方面的多层次合作将是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所在。如若只强调经常项目与贸易结构失衡的调整，而忽略了全球经济治理合作、金融失衡以及各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基本问题的话，世界经济再平衡将无从实现，各国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将会再度陷入“繁荣-过度膨胀-崩溃-再调整”的怪圈。总之，世界经济再平衡问题仍旧迫在眉睫。如何实现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相对均衡的平稳发展，将是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二、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突出问题

　　探寻后危机时代符合各国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再平衡之路，首先要正确认识与解决当前最为突出的一些基础性与关键性问题。

　　(一)如何描绘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相对均衡增长的图景 

　　寻找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合适路径，必须明确国际社会所谋求的是怎样的再平衡目标，即世界经济相对均衡增长的蓝图究竟是什么 无论回归基础理论还是从全球经济现实来看，世界经济相对均衡的增长图景描绘的应是一种全新的、均衡的、平等的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模式。

　　20世纪70一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全球化模式可以总结为：作为全球金融、科技与管理的创新中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国际产业转移实现经济“去工业化”，以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撑国内经济增长，并通过货币、技术、服务、生产资本等的输出获取所需的资源、商品与低成本融资。作为全球商品的制造中心，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新兴经济体，依靠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有形产品的大量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并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作为全球资源的供应方，中东石油出口国、俄罗斯等国家则主要通过出口各类自然资源，由此积累起大量财富，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投资者。

　　但这种全球化发展模式已与当前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各国经济内外部失衡等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一方面，世界主要经济体为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内部平衡目标而放弃维持国际收支结构平衡目标，直接导致全球贸易与资本账户的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在不断通过牺牲外部平衡来满足国内发展需要的同时，各国国内经济也逐渐产生了财政赤字过高、金融市场失衡、对外依存度过高等问题，并积累起不符合自身长期利益的系统性风险。

　　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根本目标在于纠正这种全球化模式，使不同国家能够有序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并实现内外经济平衡。各经济体之间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长趋于平衡，全球经济不会因一国经济的崩溃而陷入衰退。世界多边自由贸易稳步增长，各国进出口相对平衡，不存在单边的高额赤字或高额盈余。全球需求结构基本平衡，不再依靠单一国家作为全球商品与服务的净需求方。在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下，国际金融市场实现可控、有序的稳步增长，并与实体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长比例，使发生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的风险较小。世界经济最终能够依循一种相对均衡的路径实现长期、稳定、较快的增长。

　　(二)谁能充当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需求方 

　　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对各国经济造成如此巨大的冲击与危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此次危机发源于美国——世界其他国家产品的最大需求方。美国对全球产品的需求大幅萎缩，使得依赖于美国需求的国家无一幸免地遭受到严重的出口打击。鉴于美国目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庞大的金融财富损失，美国需求在短期内将不足以消化新兴经济体过剩的产能，支撑世界经济再度走向繁荣。美国对全球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下降意味着需要其他国家来填补全球的供求缺口，那么在此次金融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的中国能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 

　　中国内需的不断扩大将是世界需求的有益补充与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济再平衡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无论是从近期还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都无法取代美国充当全球净需求方。一方面，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加工制造业中的“中国制造”与“中国供给”仍将是全球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无法仅仅依靠中国自身需求的增长来消化。同时，中国国内消费的扩大将涉及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内部失衡问题，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与增长结构，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

　　事实上，依靠任何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会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增长结构失衡。因此，重构全球需求结构并使之多元化，将是世界经济实现均衡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

　　从世界整体的基础供求结构分析，分散化的世界需求将是全球需求结构与经济发展再平衡的关键所在，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产品的重要消费者。凭借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逐步提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庞大的人口数量，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市场需求将成为未来全球商品与服务贸易的重要支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负责全球经济与发展的副总裁兼理事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s)撰文预测，以新兴经济体2012年的整体经济增长作为参照，它们能够承受的经常项目逆差约为5000亿美元左右，约占其GDP总值的3%，这将“构成世界其他地方净需求的显著增长，有助于更为温和地重新平衡世界经济”。当然，将新兴经济体的潜在需求转变为现实需求从而合理充分地开发与利用新兴市场，需要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为这些国家创造一定的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其中，“金砖四国”等正成为这些国家的生产性资本重要来源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对拉美、非洲等欠发达地区与国家的投资将是改变世界需求结构、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

　　因此，重视对新兴经济体国内需求的开发与利用，形成更为多元化的全球需求结构，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重新走向繁荣并实现相对均衡增长的现实选择。

　　(三)如何实现后危机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适度发展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迫使世界各国重新思考以金融业为主体的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作用与影响。随着跨境投资日渐活跃、国际资本规模愈加庞大以及各国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已经形成了虚拟经济处于顶端而实体经济处于底部的倒金字塔结构，而且虚拟经济越来越膨胀，实体经济越来越萎缩，这种经济本体结构的扭曲俨然已经威胁到世界经济的运行与发展。因此，要实现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平稳增长，就必须纠正本体经济的畸形结构，实现二者的适度、协调发展。

　　世界经济本体结构的再平衡至少需要两方面的修正：强化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实现全球金融经济的有序发展;寻找实体经济的新增长点，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工业化”。

　　各国国内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与修正将是构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首要基础。其中，全球层面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尤为重要。创新国际金融协作机制，使得跨境金融机构在全球化经营中能够接受标准统一的金融监管，将有利于提升全球金融安全性，减少监管套利机会，降低各国监管成本，从而推动建立公平竞争的全球金融秩序。IMF等国际组织认为，构建单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将是重构全球金融监管秩序的重要举措，但考虑到各国的国家主权与金融安全问题，目前的金融监管合作仍只能通过相、关的国际组织并依靠各国相互谅解与同行压力的原则来实现。因而，适当提高IMF、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等行业标准制定组织的权力与代表性，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层面的金融监管。

　　全球金融与经济发展需要稳固的实体经济基础，因此，全球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再工业化”势在必行。从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来看，加工制造业的全球布局是近几十年来国际产业转移与国际生产体系形成与发展的不可逆结果，所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再度繁荣只能另辟蹊径地寻找符合美国资本与技术的比较优势的新增长点。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经济复苏等多重挑战下，新能源产业将有望成为美国经济突破资源和能源瓶颈，实现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新增长点。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出台新能源产业政策，计划在未来的10年向新能源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预期创造至少46万个就业岗位，促进美国摆脱失业危机，再度走向经济繁荣。

　　(四)如何合理安排国际货币体系与各国汇率制度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今后为避免危机的再一次爆发，各国政府应该共同谋求怎样的国际货币格局 西方国家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制度存在“不公平货币操纵”的指责是否合理 新兴经济体该如何选择汇率制度安排 要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正确地认识与看待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系列问题。

　　目前，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度，改变美元的“不合理特权”，建立平等、公平、共生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不少国家以及经济学家呼吁积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提高其他货币的地位和作用，构建由若干种关键货币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说，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将是现阶段国际社会的务实选择以及中短期内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一个更加分散的货币体系似乎就在眼前，这个体系中应有充足的竞争，并且没有哪种货币是占明显优势的。这一体系不再是由单一货币主宰的寡头垄断体系，而是由多种关键货币充当世界主要交易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的垄断竞争体系，并通过多种货币相互制衡、协调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降低一种货币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考虑到经济规模、金融市场深度与回报率以及历史惯性等决定储备货币地位的诸多因素，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内，美元和欧元仍将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尽管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健性与信誉度有所削弱，但凭借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发达的金融市场、领先的技术水平以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美元仍将是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欧盟也将通过不断加强货币联盟、扩大欧元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交易中的使用等途径巩固和发展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孟席·钦(Menzie Chinn)和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d的预测，随着储备货币的缓慢变动，不同货币间将逐渐达到一个质变点，预计到2022年左右欧元将超过美元，从而彻底改变美元独大的国际货币体系。此外，随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的货币也将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后危机时代的降临也使得人们重新审视汇率制度选择这一理论与实践问题。西方国家与主流舆论支持与倡导的“角点解假说”认为，各国汇率制度应该移向其汇率制度选择的两个端点：不是完全的弹性汇率，就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而在两个极端间的任意选择都不可行。然而，事实上，不少新兴国家仍选择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目标区域汇率制、爬行汇率制、钉住一篮子货币等“中间”汇率制度，借此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同时通过逐步积累充足的外汇储备以抵御外部风险。新兴经济体利用2003—2007年的经济繁荣兼顾了汇率弹性与外汇储备，为其在全球流动性危机中提供了自我保险，并避免了自身货币的巨幅贬值。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从一定程度上说明“角点解假说”的汇率主张未必符合所有国家的发展需要，新兴经济体的汇率选择存在着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选择。因此，考虑到中间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可行性，中国仍将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从国别视角来看，世界经济失衡是各国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交织与叠加，因此，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过程将是各国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重新平衡过程。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主要经济体的国内结构性问题凸显，各国政府必须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同时，积极应对自身的内部结构性失衡问题，负责任地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与调整，这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及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事实上，各国国内经济失衡的改善过程及逻辑结果正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平衡过程与必然结果，因而，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等主要经济体的国内均衡将是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和基础。

　　(一)美国：改革金融监管体系与现代金融发展模式

　　美国国内经济平衡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通过改革金融监管体系逐步转变其金融发展模式，抑制现代金融自我扩张的发展方式，重建能避免金融危机重蹈覆辙并有利于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实现虚拟部门与实体部门均衡发展的经济增长。

　　美国现代金融发展模式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第一是建立在华尔街文化基础上的高风险偏好高杠杆化的运营模式，第二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不断膨胀从而远远脱离于实体经济。以不受限制地实现自我财富扩张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华尔街文化，催生了金融机构普遍的高风险偏好的运营模式，并促使金融资本家、银行家为了追求超额利润而不断创新金融攫利工具，从而使得金融市场规模恶性膨胀，虚拟经济成为美国以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为金融系统以至整个经济体系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由此看来，美国现代金融发展模式的范式转变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和重整金融秩序的核心课题。这无异于一场针对美国根深蒂固的华尔街文化、企业经营模式和经济结构进行的“金融经济革命”，其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改革方案对金融机构与金融衍生产品的规制以及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精简与权力调整，意味着对现有金融秩序与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与改革，势必面临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力反对。同时，美国还将面临各国在银行自有资本率要求、资本流动、衍生产品准入等方面存在的监管差异所带来的激烈的国际监管竞争的挑战。因此，美国国内经济的金融监管改革与再平衡将任重而道远。

　　(二)日欧：重构国内驱动型经济与实现金融再平衡

　　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再平衡将需要日欧等国家的积极参与。日欧等国扭转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的局面，将有利于世界需求结构失衡、全球金融体系失衡等问题的解决。日欧等国实现国内经济平衡的关键在于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重构国内驱动型增长方式，但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日欧等国的社会、经济与制度等一系列阻碍因素凸显，使得国内经济再平衡改革举步维艰。

　　日本国内经济再平衡的挑战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过高的储蓄率与制造业复苏动力不足两方面。国内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极度疲软不仅极大地影响固定资本形成与经济复苏进程，还将阻碍日本从外需主导型经济转向国内驱动型经济的转型。同时，外部需求萎缩与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打击使得日本的制造业复苏前景黯淡，大大减弱了国内经济改革与调整的动力。此外，通货紧缩与日元持续升值等问题也将进一步减缓制造业部门的复苏步伐。因此，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将不得不继续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以提振国内经济，而在经济结构改革上仍然难有作为。

　　尽管欧盟各国的基本国情与经济发展模式差异较大，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再平衡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持续调整金融与非金融领域资产负债表，并逐步改革金融监管与完善金融市场治理。作为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与经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欧洲深受此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目前，欧元区的银行系统去杠杆化进程仍在不断深化，银行系统的坏账风险仍然高企。为解决此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监管问题，欧盟早在2009年6月19日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改革计划，旨在构建完整有效的金融监管系统，但由于各国受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各国之间存在的金融利益冲突等原因，这一计划的实施仍将面临不少障碍，如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巨额财政赤字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乏力、需求疲软的问题，日欧等国还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经济社会障碍，如高福利社会制度、人口增长率过低、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这些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将进一步加大日欧等国国内经济平衡的难度。

　　(三)石油出口国：转变能源依赖型、高度外向型以及金融财富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2009年11月25日受巨额债务困扰的迪拜当局宣布，迪拜世界公司将进行重组，延期6个月偿付公司背负的近600亿美元债务，并因此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恐慌。迪拜的主权信用危机迫使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与反思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它们在世界经济失衡与调整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东等石油出口国的能源禀赋优势在为其带来庞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这些国家经济畸形增长的根本原因。考虑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以及价格的波动性，石油出口国主要依赖石油财富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经济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此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对石油出口国经济增长的冲击正是这些国家经济脆弱性的最好例证：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直接影响了石油出口国的财富收入;全球需求、贸易和相关活动的收缩，导致这些国家的出口、旅游与劳务汇款急剧下降;国际信贷市场收缩，投资者风险意愿下降，资本流入受到影响，同时，美元资产价格的大幅下滑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的缩水风险。IMF预测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科威特等中东三大产油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9%，-0.2%和-1.55%。

　　就中长期内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来看，石油出口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石油出口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首要问题是纠正畸形的国内产业结构，根本转变能源依赖型、高度外向型以及金融财富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石油出口国缺失一般的加工制造型实体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石油开采、挖掘等上游产业、石油出口产业以及建立在庞大石油收入基础上的房地产业与金融服务业，产业结构呈现严重的“中空化”与“两极化”。石油出口国经济缺乏内生性驱动力，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全球能源需求变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主导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与走向。因而，今后石油出口国结构性改革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引导庞大的主权基金与私人财富的投资方向，以有利于国内产业结构转型与生产性部门的发展，培育内生性的经济增长点。

　　(四)中国：实现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

　　尽管国际舆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扩大内需等问题的过度关注放大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失衡与再平衡中的地位与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因素”无疑成为世界经济失衡调整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部分。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逐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条件和要求并有利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但随着世界经济失衡的不断深化，尤其是当前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逐步显现：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因此，在后危机时期，中国应充分利用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负责任地调整与改革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将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再平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面临着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与内部经济矛盾加剧两方面的挑战。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加大等问题使得中国开放型经济再平衡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主导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各种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限制措施纷纷出台，而中国则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同时，出于转嫁国内危机等目的，西方国家舆论一直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实现本币贬值以大量出口是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并以此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因此，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将面临一个不甚友善的外部环境，这将不利于中国实现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存在的外需与内需失衡、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失衡、引进来与走出去失衡、区域发展与城乡发展失衡等诸多突出矛盾相互交织，加大了中国政府改革与调整的决策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