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19日 摘自：《中国金融》 2011年第2期  作者：杨正位

　　当前国际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国际经济失衡，主要矛头指向中国等外围国家的贸易顺差、币值低估和储蓄过剩，而对中心国家的问题避而不谈，这不利于客观看待和正确应对失衡问题。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失衡既表现为部分国家储蓄消费失衡、贸易收支失衡，更表现为世界财富分配失衡、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从根本上看，失衡根源是南北发展严重不平衡。”这为我们理解国际经济失衡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

国际经济失衡的表现与成因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的失衡主要指南北差距或全球贫富差距大，其实是全球发展不平衡。IMF前总裁拉托在2005年提出了国际经济失衡的概念，主要是指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及其他国家的顺差。对此国内外争议热烈，不同角度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成分。

　　国际贸易失衡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贸易逆差较大，中国、德国、石油出口国等顺差较大。贸易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逆差集中、顺差分散”，美国逆差8000多亿美元，超过前五大顺差国的总和。国际上也常用经常项目来表示失衡，比如2008年西班牙、美国经常收支逆差分别占GDP的-9.6%和-4.9%，沙特、中国顺差分别占GDP的28.6%和9.8%。由于美国、中国分别是最大的逆差国和顺差国，双边不平衡也是世界第一，所以一般都以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代表国际经济失衡。

　　世界资源失衡是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全球能源资源的拥有和消耗不平衡，生产国大量出口、消费国大量进口，这增大了贸易失衡。比如，2008年石油出口国的顺差超过1.2万亿美元，占总顺差的60%以上，由此累积了几万亿石油美元；同时，美国石油产品逆差占总逆差的1/3以上，2008年高达3863亿美元，上升到总逆差的57%。所以，石油贸易是许多国家贸易顺差或逆差的主要来源。

　　储蓄—消费失衡是国际经济失衡的内部基础。根据“储蓄缺口=经常收支缺口”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的反映。美国1966～2009年储蓄缺口累计达8.1万亿美元，与同期经常收支逆差基本相等。美国总储蓄不足与居民储蓄降低有关，但主要是因为政府储蓄长期为负，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并称为“孪生赤字”。同时，东亚经济体储蓄率高达30%～50%，出现了储蓄剩余；东亚消费率普遍偏低，日本比欧美低10个百分点，中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这也是东亚出现顺差的内部原因。

　　国际分工格局是国际经济失衡的外部条件。此轮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发生新变化，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分工：一是垂直专业化分工或产品内分工，要素国际流动加快，发达国家的制造环节与服务环节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既导致顺差的国际转移，也增大了贸易失衡规模，大量“中国制造”其实是“亚洲制造”、“外资制造”和“加工贸易制造”。二是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分工。中心国的金融优势与外围国的制造优势相结合，世界出现了美英输出金融产品、东亚与德国等出口制成品的分工模式，货物逆差大国同时是服务顺差大国，反之亦反。这种国际分工既有互利、自愿的一面，也有不对等、不均衡的一面，中心国家与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位于国际分工高端，发展中国家位于低端。所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下，发达国家是主动失衡，发展中国家是被动失衡。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体制支撑。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而不必担忧支付问题，主要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全球累积的外汇储备约65%是美元，这些美元又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债券，相当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发展中国家逆差，也就是“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比如，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扣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后，中国对美“资本逆差”超过1.1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对外净债务高达3.5万亿美元，占GDP的1/4。这样，世界形成了“美国提供美元、别国提供商品、二者相互交换”的格局，这实际上是“穷帮富”的循环，美国贸易逆差也被称为“无泪赤字”。

　　世界发展失衡是国际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当前的贸易、资本失衡源于世界总供求不平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结合，世界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需求偏低，世界总需求相对不足。据世界银行2008年统计，世界最富有20%人口占世界消费的77%，而最贫困20%人口的消费份额仅1.5%；最富裕国家20%人口与最贫穷国家20%人口的收入之比，1960年是30倍，1990年扩大到60倍，1997年为74倍，现在估计为85倍以上。根据这些差距估算的世界基尼系数，应当在0.5以上，处于国际组织公认的危险水平。同时，世界缺乏像国内一样的收入调节与再分配机制，即使仅占GDP0.7%的官方发展援助，多数发达国家也到不了位，如美国2008年外援仅268亿美元，不到GDP的0.2%，只有国防开支的1/24。贫富差距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使商品、资源和资金都流向美国。所以，国际经济失衡的根源是世界发展失衡。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失衡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国际贸易失衡是表象，世界资源失衡是助推力量，国内经济失衡是内在基础，国际分工失衡是外在条件，美元霸权是体制支撑，世界发展失衡是根本原因，失衡的源头在中心国家，这是一个配套的、综合的失衡图景。

国际经济失衡与中美贸易不平衡

　　中美是国际经济失衡的主体，双边不平衡的数额最大，两国间的不平衡与再平衡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关于国际经济失衡与金融危机的原因问题。国际上有论点把危机的主因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如美联储多次宣讲的“全球储蓄过剩论”。事实上，美国是在高技术泡沫破灭后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降息，而不是随外部储蓄流入而“被迫”调整利率。特别是中国顺差与美国逆差在时间、数量、结构上都对应不上，美国储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都比中国顺差快速增长早20年，美国2001～2003年大幅降息之时，中国对美顺差并无明显变化；2005年后中国顺差快速增长之时，正是美国大幅调高利率之时，说明美国货币政策是“独立”的，并不是顺差国过剩储蓄流入而“操控”了美国政策。美国2010年总统经济报告也承认，“失衡为危机主因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不能有效利用储蓄、疏于监管难辞其咎”。事实上，这次危机与经济政策失误、金融创新过度、政府监管缺位等直接相关，深层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总之，国际经济失衡虽不能说与危机无关，但显然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把危机归咎于国际经济失衡是本末倒置，既不利于认清自身问题，更不利于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

　　第二，关于美国储蓄和中国消费问题。调整国际经济失衡需要美国提高储蓄率、中国提高消费率。从实际经济运行看：一是美国总储蓄率短期内难以明显回升。美国储蓄率已下降了28年，与美国政府储蓄过低、信贷宽松、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有关。尽管美国居民储蓄率已从2005年的负数上升到2009年的4.6%，但由于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储蓄减少了1.4万亿美元，美国总储蓄仍然减少了3600亿美元，总储蓄率降到10.5%的历史低点。所以美国储蓄缺口的关键是政府储蓄过低，今后几年美国财政赤字还将膨胀，总储蓄率短期内难有显著改善。二是中国消费的提升也是渐进的历史过程。我国消费率偏低与经济高增长阶段的工业化加速、投资率偏高、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及节俭传统等深层因素有关，改变这一状况不会一蹴而就。还要看到，我国既是世界上消费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消费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比如2009年我国消费增长了16.9%，但由于投资增长更快，达到30%，消费率仍会下降。这些事实与人们调整失衡的愿望相反：美国总储蓄率仍在下降，中国消费率也未回升。总的来说，中美的储蓄与消费差异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关，具有相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美国增加储蓄和中国扩大消费都需要较长时间。

　　第三，关于国际经济再平衡与美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美国提出要变更经济增长引擎，由消费主导向出口主导转变，并希望成为第一出口大国。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与现实有距离：一是消费的主导地位不会轻易改变。美国消费模式走过了一百多年历程，历经了炫耀消费—大众消费—信贷消费等过程。美国消费历来相对稳定，支撑消费的传统文化、金融条件、美元地位和政策支持等因素不会根本改变，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有不可逆性。如果美国消费真的低迷，也不利于走出当前危机，政府将稳定消费而不是减少消费，如2009年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占24%。美国消费在连续下降14个月后于2010年11月首份次正增长，2009年美国居民消费率反而提高了0.6个百分点，达到71%。这表明随着经济形势好转，美国消费也将恢复。二是扩大出口面临很多制约。美国中低端制造业已在持续40多年的去工业化过程中被转移出去，难以重新获得比较优势，跨国公司再从海外撤回的可能性不大，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受到限制，新的高端制造和新能源成为出口亮点有一个过程，重新成为第一出口大国颇不容易。美国扩大出口无可非议，但试图通过政府补贴、保护政策或压别国货币升值等来推行，未必会有效果。特别是再工业化、重新成为制成品出口大国等设想将逆转产业升级规律，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有之事。

　　第四，关于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分工格局问题。美国希望转变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模式，由美国减少消费和扩大出口、亚洲国家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这将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其实，市场经济是由消费决定生产，“东亚生产—美国消费”正好表明美国是问题的中心：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不会迸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美国自东亚进口是根据消费需求发出订单的，没有订单亚洲企业不会盲目生产。东亚出口能力提升得益于发达国家在东亚的投资，这是过去30年美国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物，把问题归咎于东亚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东亚还大量进口产品，比如中国30年来进口年均增长17%，是世界上进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比如波音公司预计未来20年将向中国卖3710架飞机，价值约3900亿美元。东亚对美顺差并未扩大，多年来稳定在40%左右，比20年前低一半左右。美国试图用高关税等保护手段让输美产品进不去，对亚洲企业和美国消费者都欠公平，仰仗保护复苏的企业也不会有国际竞争力，是难以持久的。只要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格局没有明显变化，东亚生产—美国消费的格局也将持续。

　　第五，关于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在前几次失衡中压他国货币升值，这次又故技重施，企图强迫人民币升值。这样做既不对等，也不合理：一是汇率制度是IMF规定的各国自主权利，世界并没有公认哪种汇率制度最好，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国情。二是历史经验表明，贸易失衡主要是经济结构决定的，汇率的作用不明显。上世纪80年代后日元、德国马克升值后对美顺差依旧扩大，2005年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1%，对美顺差反而增长了30%以上。三是当年德国、日本、“四小龙”本币兑美元升值之时，人均GDP都达到美国的1/3～2/3，而且许多工业品与美国直接竞争。中国目前与美国的发展差距更大，人均GDP仅美国的1/17，与美国是垂直分工，与它们当年升值时不可比。四是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许多中低端产品美国已不生产，不从中国进口就从他国进口；中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是顺差的主体，受升值的影响很小。这就决定了人民币升值作用有限，不是解决失衡问题的关键。美国如不努力减轻内部失衡，不去减少其占四五成的石油贸易逆差，不去减少除中国外的6000亿美元逆差，反而把精力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上，是舍大求小、事倍功半。

共同治理国际经济失衡

　　国际经济失衡不可能消除，但程度可以减轻。失衡双方的相互依赖决定了全球共同治理的必要，这既需要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配合，也需要治标与治本结合。

　　第一，树立全球合作的思维。失衡双方是真正的休戚与共，调整失衡需要各方明确责任。国际组织、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应加强合作，同舟共济，任何单方面指责它人、自己不作为的做法都可能适得其反，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既损人也害己。特别是中美作为国际经济失衡的主体，美国是我国最大出口市场，也是我国的最大顺差来源地；我国是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国，也是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者，双方的互信与合作尤其重要。要推动多哈谈判早日完成，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能力。

　　第二，中心国家主动调整。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只有自身率先调整，校正国际经济失衡才会更有成效。美国应积极减少储蓄—投资缺口，通过缩减财政赤字、医疗开支等增加政府储蓄，通过增加普通居民收入、调节两极分化来增加居民储蓄，通过节能、开采自身能源和发展新能源等减少石油进口，积极扩大高新技术、环保产品和服务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增强国际责任，节制滥发美元，防止产生新的泡沫和危机。

　　第三，外围国家积极配合。中国等外围国家无论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还是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都要积极调整内部失衡。我国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扩大居民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加大再分配和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保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等，扩大居民消费。通过征收资源税、国企利润分红等措施，降低企业储蓄；通过改善中小金融服务、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措施，拓宽投资渠道，缩小储蓄—投资剩余。通过优化外贸外资结构、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改善国际收支管理、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等途径，延缓外汇储备增速，减轻外部失衡。

　　第四，完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继续深化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加大国际金融援助力度，推动形成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秩序。通过完善国际金融机构职能、扩大特别提款权作用、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等多种形式，缓解美元作为信用货币和国际货币的矛盾，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金融秩序。

　　第五，努力减轻世界发展失衡。缩小世界发展差距，把增长动力从少数国家的负债消费转到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是治理国际经济失衡的治本之策。世行、美联储等都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资本的接收者而不是提供者，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是双赢的。把世界过剩资本用在基础设施、民生产业等实业投资上，就不容易产生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应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落实好官方发展援助。国际组织应推动资金、技术、资源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增强其发展能力，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作者单位：商务部政研室　　（责任编辑　赵雪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