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9-22 来源：《对外经贸实务》2011年第9期 张斌 吴频（商务部政策研究室）
[导读]以美元为本位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体制性根源，美国不会真正履行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第三次大的失衡，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再平衡成为国际治理领域的新话题，二十国集团（G20）围绕再平衡的量化指标已进行了几轮角力。我们认为，以美元为本位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体制性根源，美国不会真正履行纠正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必须着眼于国际金融和贸易体制的重塑。中国应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推动国际治理机制改革。
一、按照IMF 的标准已发生了三次全球经济失衡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概念。2005年2 月23 日，IMF 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一词。他说，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
对照IMF的说法，近代以来共出现过三次全球经济失衡。首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贸易顺差持续降低，1971年经常项目余额占GDP 比重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国主要通过对外投资向其它国家输出美元，当时的贸易顺差主要集中于西欧国家。进入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大幅贬值，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占GDP比重维持在零水平上下波动。第二次发生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 比重一度到达-3%至-4%，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则在此次周期中成为最大的顺差国。“广场协议”签订后，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至90 年代初期美国经常项目再次回复到零水平。第三次始于九十年代中期，表现为美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和净外债余额攀升，顺差国转移到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贸易顺差的焦点，2007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必须指出，这三次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都是主要表现。
二、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关情况
第一，美国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和庞大的净对外债务余额是本轮失衡的突出特征。当今全球经常账户赤字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其经常账户赤字约占全球赤字总额的3/4。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达到8026 亿美元，与GDP 之比为-6.02%，2007 年略有下降，但仍然达7180亿美元。同时，美国净对外债务余额也在不断增加，1996-2010年，美国的净对外债务余额从3600 亿美元升至4.3 万亿美元，净对外债务余额与GDP 之比达30%。
第二，中美贸易失衡是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发展迅速，贸易顺差也持续扩大。按照我国海关统计，2008-2010 年我对美顺差分别为1709亿美元、1433亿美元、1812 亿美元，比1993年的6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7倍、23倍和29倍，相对2004年的877亿美元也增长了1.9倍、1.6倍和2倍，扩大趋势十分明显。据美方统计，中国自2001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2008-2010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2680 亿美元、2269 亿美元和2731亿美元，分别占美国全部对外贸易逆差的33%、45%和43%。
第三，2007 年后全球经济失衡出现拐点。主要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在2006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好转。2007-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 比重分别为-5.18%、-4.91%和-2.95%。同时，美国贸易逆差从8201 亿美元降至5036亿美元，减少40%。2007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 比重达到峰值，为10.61%，2008-2010年持续下降，分别为9.4%、5.96%和4.99%。贸易顺差从2007-2008年的2643亿美元和2981亿美元下降到2010年的1831亿美元。
三、对全球经济失衡成因的分析
当前，西方学者对全球经济失衡原因的认识，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是“储蓄说”，东亚国家储蓄率高而美国储蓄率低，美国利用美元优势向世界无限制借款。美国尤其强调德国和东亚国家的高储蓄大量流入美国，推动股市繁荣，造成美国储蓄率下降和经常项目逆差扩大。二是“汇率说”，东亚国家通过压低汇率和资本管制，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美国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欧盟和巴西等指出更强势的人民币汇率对全球经济再平衡至关重要。三是“分工说”，经济和外包全球化使工业国家将制造业转移或者外包给成本较低的新兴市场国家，扩大了全球贸易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三种解释都有片面性，认识全球经济失衡需要多重视角。
1. 储蓄—消费失衡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内在基础。根据“储蓄缺口=经常收支缺口”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外部不平衡是内部不平衡的反映。美国1966-2009年储蓄缺口累计达8.1万亿美元，与同期经常项目逆差基本相等。美国总储蓄不足主要是因为政府储蓄长期为负，目前财政赤字超过11 万亿美元；美国居民储蓄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下降，相应地美国居民消费率持续提高，消费信贷超过2.5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东亚经济体消费率普遍偏低，日本比欧美低10 个百分点，我国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东亚储蓄率高达30-50%，出现了储蓄盈余。综合来看，美国低储蓄、高消费是贸易逆差的内因，东亚地区储蓄盈余是顺差的内因。由于市场经济是消费决定生产，“买”决定了“卖”，如果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东亚就不会提供相应的产品, 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
2. 国际分工格局是推动国际经济失衡的外部条件。近年来国际分工发生新变化，形成了两个层次的分工：一是产品内分工或垂直专业化分工，发达国家的制造与服务环节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既导致顺差的国际转移，也增大了贸易失衡规模，大量“中国制造”其实是“东亚制造”、“外资制造”和“加工贸易制造”，2008 年我国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顺差分别占顺差总额的130%和65%。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工。美英的金融与服务业优势与部分国家的制造业优势相结合，世界出现了美英输出金融服务产品、东亚与德国等出口制成品的分工模式，货物贸易逆差大国同时是服务贸易顺差大国。这种国际分工既有互利、自愿的一面，也有不对等、不均衡的一面，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位于国际分工高端，发展中国家位于低端。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下，相当于发达国家主动失衡、发展中国家被动失衡。
3. 国际货币体系是产生国际经济失衡的体制性因素。美国贸易逆差之所以能长期保持而不必担忧支付问题，主要依靠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全球贸易的2/3以美元计价，全球累积的外汇储备约2/3是美元，这些美元又不得不投资于美国债券，相当于美国资本项目顺差，也就是“国际资本流动失衡”。比如，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扣除美国对华投资后，我对美“资本项目逆差”超过1.1 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对外净债务高达4.3 万亿美元，占GDP的30%。这样，出现了全球商品流与资本流的“双循环”及“国际环流”：即美国贸易逆差→东亚和石油输出国顺差的“商品流”；美国出售各类债券和吸回美元→其它国家消化外汇储备和购买美国债券的“资金流”，形成了“美国生产美元、别国生产商品、二者相互交换”的格局，这实际上是“穷帮富”的循环。
4.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也是产生国际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当前的贸易、资本失衡也源于世界总供求不平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结合，世界总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发展差距过大，发展中国家需求偏低，世界总需求相对不足。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国家20%人口和最贫穷国家20%人口的收入差距，1960年为30倍，现在扩大为85倍左右。国际缺乏像国内一样的收入调节与再分配机制，即使要求仅占国民总收入（GNI）0.7%的官方发展援助，多数发达国家也到不了位，如美国2008年外援仅268亿美元，不到国民收入的0.2%，只占其国防开支的1/24。贫富差距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不得不倚重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使商品、资源、资金和人才都流向美国。
四、对第三次全球经济失衡的走势判断
2007年以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 比重逐年下降，全球经济已经出现再平衡的积极迹象。但是，由于美元为本位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位于全球经济失衡中心的美国难以真正承担起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责任。原因如下：
1. 美国不可能纠正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美国经济以“消费导向型”为主要特征，居民消费是美国经济的支柱。2007年，美国个人消费占GDP 比重是69.8%。金融危机后，投资减少，消费在GDP 中的比重反而进一步上升。2008年达到70.1%，2009年达到71%。上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居民储蓄率为5.2-5.8%之间，2010年一季度下降为3.4%，二、三两个季度也不过上升为6.3%和6.4%。美国政府提高储蓄率的说法，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愿望。消费—储蓄结构的根本性调整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2. 美国不可能改变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服务业占美国国民经济的80%，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成为美国经济的特殊现象。美国提出所谓“再工业化”和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贸易翻一番的出口战略，试图改变这种经济结构。但是，美国依靠调整经济结构来恢复增长的努力是十分困难的。其原因在于，美国难以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解决供给来源，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改变国内劳动力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也绝非易事，除非美国大幅度放宽移民政策，大量吸收国外劳工。
3.未来几年美国财政赤字不可能真正削减。削减财政赤字要付出社会成本，如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减少工资和福利，要承受罢工和社会动荡的风险。而这都是美国政府无法承受的调整成本。美国不可能为了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退出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预测，美债务总额占GDP比重在2015年前呈上升趋势。
4. 美国利用美元贬值化解不平衡已成惯性。综合三次全球经济失衡来看，从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现在的60 多年中，美国贸易账户变化已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和周期性，即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国际本位货币美元→贸易逆差积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对其它货币贬值→贬值以后的一段时间贸易账户走向平衡→再次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
五、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
当前，各国围绕全球经济再平衡责任分配、量化指标选定以及推进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讨论正在推进的过程中。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考虑，我们要积极参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创造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
第一，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参考性指南制定工作。纠正外部失衡需要二十国集团各国共同努力，量化指标的制定要考虑各国所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要强化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要求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过结构改革解决自身在增长就业和贸易失衡方面的问题。科学评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外关联效应，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良好形象的高度出发，主动承担与我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第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当前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改革。要真正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调控的方向完善，改变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独大”的局面，形成一篮子货币共同竞争的格局。各国应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促进全球金融稳定。
第三，推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我们应跟踪研究多边贸易体制变革问题，及早形成我国关于贸易领域全球治理的总体立场。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协调与合作，积极推动各方务实参与谈判，推动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同时，要高举贸易自由化旗帜，把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列入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促进全球贸易的公平公正和稳定发展。
第四，深化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坚持优势互补、错位竞争，推动双边市场开放。同时，要推动全球减贫和发展。我们要主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帮助其完善产业体系，提升技术水平，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债务的减免力度，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进口零关税范围；要求发达国家尽快兑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承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