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疲软总能唤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长期以来这股幽灵一直徘徊在那些即便不是最聪明也是非常拔尖人群的脑袋中。它总是变换花样，但追求的目标始终如一——总是希望能将对方重重地击上一锤。

最近，欧盟的反倾销大锤砸向了中国。9月6日，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反倾销调查。据媒体报道，这次纠纷是中欧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桩贸易纠纷，也是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

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最主要的市场，占据中国光伏产品市场销售70%以上，销售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欧盟此举将使大量中国光伏企业陷入绝境，一旦调查结果得到确认并启动制裁措施，预计30%左右甚至更多的中国光伏企业将会倒闭，光伏行业的30万就业岗位将受到严重冲击。

在全球经济惨淡背景下，欧盟意在通过反倾销打击对手以挽救欧盟凄惨的经济发展，并且去粉饰难看的就业数据。但是这样的表态看上去显得苍白无力，并且希望渺茫。实质上，中国在近年来遭遇的反倾销案例已经不是一回两会了。

近年来，国际学界有一批无聊的学者，认为是东亚国家的高储蓄，以及出口导向赚取的外汇，最终流到世界市场造成了全球失衡。全球失衡，表现在金融领域，便是国际收支长期失衡、利率水平在失衡的两极间始终保持可观的差异，为资本频繁且大规模地跨境流动提供了刺激，从而对各国经济运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在贸易领域，各国间贸易差额和巨大息差的长期存在，以及资本的大规模跨境流动，使贸易摩擦不断加大。

根据欧盟统计局9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修正值遭进一步下调，且不及市场预期。欧元区第二季GDP修正值年率萎缩 0.5%，降幅大于市场预期的0.4%。同时，欧盟近年来一直保持对华贸易逆差。据2011年统计数据，近年来欧对华累计贸易逆差1559亿欧元，同比（下同）下降7.9%。随着欧债危机不断加深，欧洲经济和政治运行的风险也逐步加大。

当欧洲人发现欧洲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的市场时，欧洲人眼红了。在他们看来，正是中国用自己制造的失衡，争夺了欧洲的消费资源，如果能够将中国光伏产品清除出欧洲市场，无疑可以为欧洲各国目前正在艰难进行的救市行动增加几份活力。

以自我为中心的欧美，从来都不愿意接受全球失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全球经济失衡中，处于赤字状态的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特征是金融业非常发达，但是制造业部门相对薄弱。数据显示，金融部门对于美国GDP的贡献高达20%，而制造业的贡献只有1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贸易失衡持续且不断加剧。美国的贸易失衡尤为突出，成为全球贸易不平衡中的核心逆差国，1990-2011年间美国积累了超过10万亿美元的贸易赤字。2008年，美国当年新增的贸易赤字达到峰值（8820亿美元）。除美国之外，欧盟的对外贸易逆差整体上也呈扩大之势，其对外贸易赤字也在2008年达到顶点。

尽管金融业成为欧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欧美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却异常脆弱。银行累积的坏账最终导致了发自美国的金融海啸，西方国家却用其所掌握的全球化话语指责中国。当贸易纠纷成为世界各种语言讨论“全球失衡”的广告词时，现有国际规则对失衡困境其实几乎无解。

欧洲的经济和制度都出了问题，经济疲软一直撞击着民众的信心，这种信心在民主社会中又转化成对政治家的压力。在强大的民粹和对选票的压力面前，政治家必须低下头。面对强大的民粹主义，自由贸易的防火墙失灵了。

其实，真正的失灵来自西方对全球失衡的误读。在经济困窘和政治压力面前，愚蠢的政治家只能挥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挥打弱小国家。但其轰然不知，在金融资本与强权政治，在全球化拉动下的全球增长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坚持把全球经济失衡描绘成国家之间的经济失衡，符合最近的全球化中既得利益共同体的立场和要求。现有国际规则对全球经济失衡不能完全驾驭，对持续的结构性增长矛盾所导致的经济震荡看起来也较为无力，是因为现有的全球经济困境的原因，主要不是来自国家间关系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问题，而是源于跨越国界的、全球不同人口群体间的增长利益分配矛盾，包括劳资矛盾，以及国家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因此，如果把中美贸易失衡、国家间汇率问题定性为“国家间的利益矛盾”，然后再根据这一定性去寻找利益平衡的方案，其前景必然是渺茫的。

尤其以技术驱动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更自由地流动，让传统国界代表的利益分割和所得对比，变得模糊不清。它所形成的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多利益、利益损失者流失更多利益的增长分配独享（exclusive growth），超越一国之内的制度制衡，并且充分利用国际治理规则中的空白肆意横行，暂时无法得到治理。

实际上，对于表面看起来的中美失衡问题，在布什政府时代就不断被提出，但是从汇率和贸易角度的技术方案都没有实质推出，就是因为这一失衡过程中，利益既得者（和体系维护者）其实并不是多数中国国民，而是在中国投资的巨大外来资本，其中包括高度全球化的美式资本。而这些全球化的既得利益群体，在美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长期是共和党政府的重要支柱。

奥巴马政府走到了汇率和贸易这一层面的纠纷化解机制中来，其实是知其不可以为而为之。由于上述深层的全球失衡矛盾，在现今的全球治理规则和一国的制度之内无法解决，那么对全球经贸自由化进行收缩，也许是死路中会有的活路。要知道，由于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和过去的道德形象优势的破灭，美国已经丧失了对全球化结构性利益矛盾重新建构新治理体系的能力。

现在可以确定的答案，就是如果中国解决了国内的公正分配和权利共享，就会有实际能力和道德优势，在化解全球失衡问题上担负领导责任。而当前，如果贸易战和汇率是被迫无奈的再平衡手段的话，中国的多数国民也并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多数人口的福利和权益也会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