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17 Kevin•Ren 东西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近日撰文指出，把全球贸易不平衡概括为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矫正不平衡也不仅仅是一个中美家庭转变个性的问题。世界经济再平衡不仅仅需要文化上的变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改变。
芝加哥——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冰岛、希腊、西班牙和美国等国在危机之前过度花费，用政府或私人借贷为支出融资，而德国、日本和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货物，甚至为它们的开支习惯提供资金。
简 单说来，现在的共识是，为了实现必要的再平衡，美国家庭需要增加储蓄，中国家庭需要增加开支。实际上，许多人相信，只要美国抑制其消费主义文化，美国家庭 尝试着遵守每月的预算，而不是抱有一种无远虑而老想走运的乐观主义态度；只要中国家庭不再担心末日来临，从而开始增加开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当然，把全球贸易不平衡概括为两个国家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做法。但由于这就是流行的辩论所摆出的架势，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问一下：矫正不平衡是否仅仅是一个中美家庭转变个性的问题？
显然，驱动消费行为的，是长年累月形成的习惯，而许多习惯是受文化决定的——在全球变暖引发的忧虑传播开来之前，驾驶悍马越野车曾经是美国社会认同的一种彰显财力的方式。
不再是这样！
然而，对消费行为的关注忽略了蕴含在我们看到的行为之下的，更深层次的政策基础。
比如，美国政府一直以来所竭力推动的居者有其屋计划（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或许进一步加重了受信贷驱动的消费浪潮。随着房价的上升，美国家庭感到更富裕，进而抵押房屋净值贷款，为其生活方式融资。
实际上，这种局面让连续几届政府享受到了政治和平，因为债务驱动的消费掩饰了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增长这一事实。
推动美国家庭举债消费的第二个因素是美联储的政策。由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在创造就业方面进程缓慢，消费在总需求中占据了大约70%的份额，复苏经济的政治压力迫使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政策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试图抑制美国家庭在衰退期中的储蓄行为。
但如果美国家庭不在衰退期中储蓄，他们又怎么可能在经济复苏，过度兴奋的情绪重新燃起时进行储蓄呢？
最终，当其他国家看到美国愿意担当世界经济的第一位和充当最后手段的消费者时，它们就很高兴地依靠美国提供额外需求，助推世界走出衰退——甚至在美国人正在重建其财政秩序的时候。因此，全世界的政策使美国家庭成为世界选定的花钱者。
鉴于奥巴马政府执意用政府信贷支撑起房地产市场；美联储持续维持几近于零的利率；在近期结束的G20峰会上，美国敦促其他国家增加开支的努力几乎没有引起与会国家一丝热情的回应，变化似乎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那么，中国家庭呢？就中国家庭的行为而言，政策亦是重要的。
尽管意义重大的养老安全网的缺失，以及子女数量的不足（子女是亚洲人传统的养老保障）无疑为中国家庭提供了一项强烈的储蓄动机，但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亚洲其他国家高不了多少。
中国的总体储蓄率近几年来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国公司的收益和储蓄在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家庭消费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据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
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过于偏袒企业，严重轻视家庭的利益；家庭银行存款的利率相当低，这样中国企业就可以获得廉价贷款，央行就可以维持一种低估的 汇率；企业获得的投入品（比如，能源、自然资源和土地）非常廉价；企业缴纳的税收低，所以其税后利润高；国有企业仅仅将其巨额利润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以红 利的方式返还给国家。造成的结果是，家庭税后收入低，消费低。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中国要重新平衡增长，政府就必须开始善待家庭。中国政府在近期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事件中所展露出的容忍意愿显示，他们想增加家庭的收入。
此外，提高储蓄利率、公司税收（相应减少家庭税收）、减少对公司投入品的补贴，也有助于家庭收入的增加。
但这些变化不会轻而易举地实现，因为它们将对公司利润造成巨大压力，进而招致公司的抵制。甚至在中国，有利可图的公司也有巨大的抵抗权力。此外，中国政府对于过快地在公司身上施加巨额调整成本（其后果是，大批工人失业）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最近的危机让中国人领略到了过度依赖外国需求的危险性，所以他们的确想推动中国家庭消费，但他们所采取的步骤将是渐进性的。
归根结底，重新平衡不仅仅需要文化上的变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改变，而这种变化将在短期内引发巨大的政治疼痛。
在这轮残酷的衰退期过去之后，中美两国在尝试改变之前，将自然倾向于昔日的增长模式——美国试图重新恢复消费，而中国则尝试着重新恢复出口。
但不幸的是，如果我们在一场严峻的危机延续期内找寻不到改变的意愿，我们也就不可能在复苏的步伐稳健之际找到这种意愿。对于政客们来说，强调其他国家改变的必要性，而忽略其自身的责任，是更容易做的事情。请耐心等待，但不要屏住呼吸。
作 者拉格胡拉姆•拉赞（RAGHURAM G. RAJAN）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著有《断层线：隐藏的断裂依然威胁世界经济》（Fault Lines: How Hidden Fractures Still Threaten the World Economy）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