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G20：从华盛顿到杭州 G20的历史转折点

信息来自：联合早报 · 作者： · 日期：06-09-2016

2016-09-02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即将召开，这也是中国首次担任G20峰会的东道主。从华盛顿到如今的杭州，G20对全球经济走出动荡、重返增长之路做出了巨大贡献，G20从原本国际社会协调危机的对话平台转变为了“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这些年来，G20何以路越走越宽，这或许要从G20机制本身来探个究竟。

诞生

G20的诞生是与“危机”二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社会认识到，国际金融问题的解决除了西方发达国家外还要有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于是1999年由七国集团（G7）财长会倡议成立了G20。

那时候的G20只是部长级的常设论坛，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遭遇严重困境，此时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域平衡的G20脱颖而出，挑起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梁”。G20会议也从部长级升级到了领导人层面，2008年11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首次G20峰会。在2009年9月，匹兹堡峰会又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黄薇表示，与G7等国际组织不同，G20中是南北共治的格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表示，G20最大的特征是强调平等性，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历史性的突破。世界上在G20之前的国际经济组织和治理平台，如G7、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都是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G20则是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平等协商的经济治理平台。

活力

与《联合国宪章》作为联合国建立的基础不一样，G20是一种非正式国际机制，并没有基于任何条约建立，成员国之间也没有国际法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G20成立之初的第一份公报中就明确地写道，“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

朱杰进表示，正是因为G20的非正式性，没有投票权分配的问题，没有话语权的争夺，成员国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共识。他认为，G20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就是打破发达国家对设置议程和核心决策的垄断，G20是一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能“平等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设置议程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能有平等的地位。

因此，我们看到的G20的成果是公报、行动计划、声明、宣言等反映成员国之间共识的文件，无需在相关国际组织内登记备案，也不需要各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

G20没有秘书处之类的常设机构，看似机制化程度不高，但这并不影响G20工作的连续性，也不会影响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有效性。

目前G20使用的是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财金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撑、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黄薇表示，没有秘书处并不等于G20的工作完全没有连续性。工作组是G20机制化的灵魂，G20一年里许多具体成果都是在工作组层面完成的。在工作组中有固定的主席国，如平衡增长框架工作组的固定主席国是加拿大和印度，从创设至今都没变过，这样能保障工作方式的连贯性和思路的延续性，但工作组每年又会根据当年G20轮值主席国不同的诉求去制定当年的工作计划，这样既能保障每个主席国经济治理思想的体现，又能保证工作组能有效且具有一定连贯性的开展工作。又如今年新设立的贸易投资工作组，主席国是中国和明年的G20轮值主席德国。黄薇说，这样的设置在保障前两年贸易部长会成果方面是有很大帮助的。

黄薇说，G20各成员国差异性较大，历史文化、经济治理方面的经验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种更加弹性的工作方式将更有助于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更好地兼容并蓄，把一些好的留下来，而不会受细化框架的约束。

虽然G20已经是“国际经济合作主要平台”，但它不会取代世贸组织、经合组织等其他国际经济治理平台。黄薇说，G20更像是一个“船长俱乐部”，扮演的是“掌舵人”的角色，给世行、IMF等组织下达具体任务、定具体发展方向，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世行、IMF的改革，改革正是在G20的推动之下前行的。

朱杰进表示，G20峰会、部长会乃至工作组会议每次都会邀请联合国、世行、IMF、经合组织、劳工组织等几个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与会，G20负责设置议程、形成共识，而具体的操作、运营则是由这些组织来执行。

挑战

虽然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地域平衡赋予了G20机制特殊的活力，但不可否认的是，G20也面临着挑战。

朱杰进说，G20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而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远没有达成。世界经济的复苏还太脆弱，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就下调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的预期。

黄薇也认为，G20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它能否真正起到提振世界经济的作用，如果一直看不到世界经济好的表现，自然而然会引起外界对G20效用的质疑。不过，黄薇指出，今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所以大家还需要有点耐心。

此外，朱杰进还指出，G20在运行中更多地体现的是一个危机驱动型平台，缺乏一些长远规划，而在发达国家只关心自己所关注的议题和有国际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峰会时常“跑题”：2013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美国关心叙利亚问题；2015年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又碰上了巴黎连环恐袭，不仅原定的领导人缺席，反恐的问题也成为了会议的焦点。

因此，朱杰进认为，G20需要从应对危机的模式中走出来，要有中长期的规划，而中国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朱杰进强调，此次杭州峰会能够成为G20从危机应对转为长效治理的历史转折点，这点此次杭州峰会十大成果中便能看出来，成果位列前三都是中长期的规划，如2030年发展议程。

黄薇表示，过去的几年，也有一些国家有针对某些特定领域尝试将G20从危机应对转为长期治理的努力，但没有系统性的设计。而今年情况则不一样，中国担任主席国后，不仅在个别领域有一些短期应对，比如财金渠道一些金融治理方面的成绩；在长期方面也有一些触及，例如互联互通的建设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把所有这些都系统集成在经济结构改革这样一个大议题下，这个议题范围就比较广，能充分体现中国系统性、战略性治理经济的成果。这应该是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积累出来的经济治理经验的体现，也希望籍G20之际，与其他成员国进行更好地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说，G20也是在成长的。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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