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已經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截至1978年,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1]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广大人民依然贫穷,科学技术也很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此紧要关头,鄧小平第三度上台,恢復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嘗試對當時國内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努力將中國的经济体制從計劃經濟轉移到市場經濟上。邓小平的复出及其改革尝试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黨内的開明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形象,這場改革邉拥哪康氖且跃S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改變生產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内推行改革。
过程
第一階段(1978年至1989年)
鄧小平,中国大陆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赵紫阳,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制定、推动者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三人被並稱为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2],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彻底否定了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3]:237-238;同时,全会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 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4][5]:278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此次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3]:315-316。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6]:13。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基本上处于尝试阶段,主要来源是外国政府贷款。引进外资,提供免税优惠期,合作办厂. 学习吸收国外企业资本管理营销方法[7]:142。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加速了对外贸易发展,提高了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外资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劳动密集型的加 工项目和宾馆、服务设施等第三产业项目居多。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商投资的重点,从纺织、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到电子通讯业、汽车制造和化学工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邓小平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8]:56-57,维护世界和平[8]:96;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9]。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对江青等10名“林彪、四人帮政治集团”的主要嫌疑犯作出了判决。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两个要职分别由胡耀邦和邓小平接任。会议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检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3],毛泽东“历史功过七三开”的定位即来自于该决议。该决议“宜粗不宜细”的总结了中共建国前三十年中共执政的经验和错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确立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中国未来发展路线。该决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10]。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此决议后,农村改革开始如火如荼的行进,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推广,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得到大幅度解决。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提倡晚婚晚育。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全面实施。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中国从此开始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确定在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军委主席,又出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2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修改後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设立国家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五計畫,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改革開放後,深圳經濟特區快速發展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1984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的阅兵式上,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对全国人民和外国使节发表重要宣言:中国到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1042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由两国政府代表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正式签订。声明决定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进行了一次讲话,题为《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才能团结起来》,其中提到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 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百万大裁军)。 他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 对外政策,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由此确立了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路线,军队和军人在中国社会的 地位有所降低。
1985年,中国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确定了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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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於翌月13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代总书记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 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 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 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关于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
第二階段(1989年至1992年)
1989年4月15日,曾为改革开放主要执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数日内演变为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并以“反官倒、自由、民主”为口号。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此次事件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对此前活动大加挞伐,进一步加剧了对立,期间在北京及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示威、请愿以致绝食活动。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严,由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集结军队向北京进发。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要改換領導層,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時提到:
「……現在我們起用人,要拋棄一切成見,尋找人民相信是堅持改革路線的人。要拋棄個人恩怨來選擇人,反對過自己的人也要用。……考慮人的角度,也要 深化,這也是一種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諔┑叵M??谶x人的問題上,要注意社會公論,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風度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大膽地將他們放進新的領導機構裡,要使人民感到我們真心找庖?愀母镩_放。人都是有缺點的,進 了班子後還可以繼續改進……」[12]
6月4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北京,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造成一定人员死伤,此次活动结束,后被称为六四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幅降温,另一方面使得当时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失势,中国国内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抬头,在当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构成了很大威胁,并使改革开放面临着中断夭折的危险[13]。
1989年6月9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 级以上干部时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他们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 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1989年6 月24日,新任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提出,在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明确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 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1990年12月25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六四事件后,中共党内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一度得势,邓小平影响力大为下降。[來源請求]江澤民擔任總書記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遠喬石、李瑞環等中間偏右派,靠攏左派[14]。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執行陳雲的鳥唤洕?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