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信息来自：http://www.thepaper.cn/ 澎湃研究所 · 作者：朱鹤 · 日期：07-10-2016

2016-08-09

国际收支问题是美国面临的三重目标——实施对苏联和德国的“双重遏制”战略，避免第二次大萧条和保持美国在处理欧洲内部事务时的影响力——出现冲突时的表象，仅此而已。

1959年美国国际收支的持续恶化让艾森豪威尔开始意识到，在黄金外流面前，脆弱的不仅是英镑，还有美元。战后建立起的国际货币体系让投机者可以清楚地判断各种货币估值的调整方向，进而展开攻击，而这又会加剧该国黄金外流。一旦美国的黄金储备低于国内货币发行要求的黄金储备比，对美元的信心就会动摇，战后建立起的国际货币体系就会面临崩溃的风险。而这一后果是所有决策者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他们看来，一旦布雷顿森林体系出了问题，在满是投机者的市场里，对任何货币发起的攻击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的资本外逃，金汇兑本位就会崩溃。由此可能引发一系列的恶性后果：国际流动性短缺导致贸易冻结，以邻为壑的政策，自给自足的战略，独裁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这一刻起，美国的国际收支问题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样，始终悬在美国政府的头顶，让自艾森豪威尔开始的四任总统头痛不已。从这一刻起，美国政府内部，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展开了近10年的争论，这其中涉及总统，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国务卿代表的国务院，国会，还有经顾会的经济学家们。

要解决国际收支赤字，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美国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呢？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庞大的海外驻军和美国对西欧乃至全世界的安全承诺，是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本原因。与总统站在统一战线上的，还有从安德森到狄龙的历任财政部长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些受到美国军事重点保护的盟国（主要是联邦德国和日本）应该分担部分乃至全部的驻军成本。而后来的事实表明，北约内部绝不是铁板一块。戴高乐率先扛起了反美的大旗，试图在欧洲建立一个内部联盟以削弱美国对欧洲内部事务的政治影响。而德国则是一方面不得不依靠美国，另一方面又在全力争取自身的利益，与法国眉来眼去。在这种情况下，从西欧，特别是作为冷战前线的联邦德国撤军，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美国最后的选择。

但是，这一思路受到美国国务院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维持在西欧的驻军就是在维护美国在海外的核心利益：保护西欧及其庞大的经济资源。以美元为核心的金汇兑本位不仅让美元可以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更重要的是可以让美国通过投资的方式分享西欧快速增长的经济成果。一旦从西欧撤军，北约盟国就会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最终对美国的世界地位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北约会因此崩溃。因此，在国务院看来，从西欧撤军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不能因为国际收支这类问题而改变美国的核心战略”。

美国军方的立场更值得分析。他们从始至终都站在总统这一边，却既不是财长给出的理由，也不是一以贯之的逻辑。在军方看来，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此前的军事观念。在引入核武器的战争中，最优的策略就是在最一开始就使用以原子弹为主的核战略武器击溃对手，使对手没有任何可能进行反击。因此，20世纪50年代的北约军事学说流行起一种战略观念：在核心利益层面跟苏联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自动成为全面且普遍的核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常规部队根本没有必要保持在当前的数量。他们只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抵挡苏联的进攻，直到美国从核基地展开核攻击即可。而到了肯尼迪时期，美苏之间在古巴导弹危机后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任何全面冲突都是没有必要的。这时在军界出现了“灵活反应”策略，并逐渐占了上风。“灵活反应”意味着冲突依然可以是有限的，因此保持一定数量的常规部队可以灵活应对跟苏联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较此前进一步缓和，即便是“灵活反应”也无需保持现有的海外驻军数量。总之，要是打大仗，用核弹就行；要是打小仗，根本用不了这么多人。因此，美国的军方代表人，即各位国防部长在这一时期基本赞成通过撤军来减少赤字。

即便有军方的支持，仍然改变不了从艾森豪威尔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都面临的两难问题：如果要减少赤字，要么撤军，要么谋求盟国共担驻军成本，而两条都不大可行；如果放任赤字不管，黄金外流就会动摇世界对美元的信心，最终使得当前的货币体系崩溃。

最终还是经济学家们走在了前列。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亨利•沃利克第一个提出，问题其实出在世界货币体系的结构。虽然特里芬在1960年就提出了“特里芬悖论”——为了提供充足的流动性，美国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贸易逆差；为了保证美元币值的稳定与坚挺，美国又必须保持长期顺差——但是依然没有一个各界普遍认同的改革方向。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害怕未知的情形。毕竟现在货币关系再紧张，也好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再加上法国总统戴高乐跟他的经济导师雅克•吕夫一样，简直就是一个金本位的“死忠粉”，改革在他看来就是脱离美元控制，重回金本位的最佳时机。因此，在最初的时间里，没有人认真考虑要放弃这个看起来还能用的世界货币体系。

更让美国难以抉择的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各国之间还普遍存在着一种多边合作主义的理念。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问题不仅是美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北约内部的问题。当美国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法德几乎一致认为，这是美国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行为：美元的核心地位使美国能随时输出通胀，而美国在欧洲的肆意投资更让这些国家感到被占领的威胁感。所谓的赤字，无非就是入不敷出，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只能由美国改变国内政策来解决，简单说就是开源节流。这又回到了经济学的世界。开源，就是通过各类政策和措施鼓励出口，而节流则是限制长期资本对外投资和限制出国旅游。

但是，经济层面的争论依然只是表象。通过美法德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的博弈可以看出，法德最不希望看到的，依然是美国选择撤军。因为一旦美国军队撤出西欧，法德如何相信美国在危急时刻，会牺牲纽约来换取巴黎或波恩？在这种情况下，德法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常规核部队以对抗苏联的威胁，而这不仅是法德都不想要的结果，而且还与核不扩散条约精神背道而驰。虽然美国可以时不时用撤军来威胁法德，以获取金融方面的支持，但是精明的戴高乐却数次将这种威胁转化成对美国承诺的怀疑，让美国陷于被动。

如果说在最初的阶段，国际收支赤字确实给美国带来了收益，那么当黄金外流问题加剧之后，美国的真实感受仿佛就变成了由脆弱的霸权带来的经济危机感。因为此时，美国把大量可供攻击自己的武器——美元，留给了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可以说，无论是问题的起因和解决，其实质早已经远远超出国际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只不过，国际收支问题是美国面临的三重目标——实施对苏联和德国的“双重遏制”战略，避免第二次大萧条和保持美国在处理欧洲内部事务时的影响力——出现冲突时的表象，仅此而已。

总之，国际国内方面在关于如何解决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方面，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无数次博弈。每次的导火索都是由黄金外流引起的货币币值危机，而每一次的对策则是多个战略目标和博弈主体利益权衡后的结果。直到1968年黄金价格双轨制的出现，预示着垂暮的体系已经走到了尽头。1971年，尼克松给这一体系宣判了死刑。两年之后，舒尔茨给布雷顿森林体系盖上了棺布，享年28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成为人们缅怀的对象。

朱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注：本文取材于《《黄金、美元与权力》，作者系弗朗西斯•加文，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

责任编辑：田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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